外治法的发展

“外治法”一般是系指除口服以外，经其它给药途径或施以非药物措施（包括施行手术），以达到治病与防病目的多种疗法的泛称。当前对外治法的概念，基本上不包括针灸、按摩及有关手法等在内。因其纯属外治，故中医治疗学又称为“外取”。由于外治法多具简、便、效的特点，自古以来就比较广泛地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官各科临床，迄今仍在中医治疗学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从治疗学的发展史来看，外治法的起源甚早。从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古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繁衍，在不断与大自然进行顽强拼搏的同时，还必须与毒蛇猛兽展开殊死的斗争；人类间为了某种原因，彼此间的相互格斗、厮杀也经常有所发生； 加上古代卫生条件较差，所以各种形式的创伤或动物咬伤，肌肤疮疡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人类尽管逐渐改变“茹毛饮血”的生活，用火“炮生为熟，以化腥臊”，但内科病的罹患亦在所难免。人类为了应付这种厄运和减轻因疾病所造成的痛苦，从不自觉到自觉采用了各种可能利用的方法，诸如用泥土、炭木灰外敷以止血；用揉按以止痛； 用洗浴以消肿或止痒；用烘烤以发汗解肌的简单外治措施等。经过反复实践，逐渐积累了更有效的方法，这就是最早的外治法起源。象上述极为简单的外治法，在我国现存最早古医书《五十二病方》中仍残存可见。就外治法形式而言，是经过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结果。故外治法和其它学科的发生发展一样，是与劳动息息相关的。
由于考古学家的发现与努力，我国缺乏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逐渐地变得清楚起来。例如作为外治法之一的“熨”字，金文写作“”，象是把形物置于火上加热。 说明以烧热的石块在身上熨烙以治疗疾病的方法。夏、商（殷）时期的文化有较大的进展，除甲骨卜辞所记录疾鼻、疾耳、疾齿、疾舌、疾身、疾足等疾病外，近人在殷墟甲骨中还发现癣、疣、疥等皮肤病的记载，据此推测当时必然有相应的外治方法。但是从整个医学发展规律来看，神权在殷人心目中仍是至高无上的，故在运用简单的外治法同时，祝由、符咒等仍是不可缺少，这一点在《五十二病方》的治疗中仍可见到。
周代的文化较之前代有了长足的进展，此时已出现最早的医学分科，从“疡医掌肿疡、溃疡之祝药劀杀之齐”的记载不难看出，当时不仅有了刮去脓血的外治方法，而且还有“注药于疮”的记载；《周礼》记载：“凡疔疮，以五毒攻之”中的“五毒”，汉人郑玄注，是指用五种金石药所烧炼的外用药。说明在当时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已经应用具有化腐生肌的散药敷疮了，是文献中敷散的最早记载。《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医书，其抄写年代早于秦汉。在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在内的52种疾病中，几乎全有外治，包括敷贴、洗溻、蒸气熏或烟熏、角法、割疮法等。值得注意的是，于敷贴法中已经有脂肪、酒、醋、乳汁、胆汁、水银等多种不同调和剂的敷药法； 洗浴法中的“洒痈方”，其药味组成、适应症以及具体使用方法上，都与现代医学所用的硫酸镁溶液是一致的； 于治疗脱肛所采用的体位疗法(“倒悬其人”)，兼以凉水溅其腹部，可谓是一项独具匠心的外治法，它对加速脱出直肠的还纳，可以取得一定效果，而且与该病的病理生理机转是符合的；利用角法以“唤痔”，然后再行结扎并切除的方法，是外治法又一贡献。总之，《五十二病方》的记载，代表了该历史时期的外治法水平，也为后世外治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考，《山海经》一书的论述中，出自战国时期的就有14篇之多。该书虽以古代文化、地理、神话传说为主要内容，但医学方面的记载亦不少。如“黄藋浴之已疥”、“薰草佩之可已疠”等均属外治范畴，特别对痈、疽、疣、疥、癣、螫、骚等病的治疗积累了许多外治经验。成书于这一历史阶段的《黄帝内经》，虽然很少记载外治的具体方法，但却在外治法的理论方面作了进一步阐述： “内者内治，外者外治”以及“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外之内者，治其外”等辨证观，为外治法发展的理论基础。如口僻一症的治疗“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这是外治法辨证思想的具体体现，对后世外治法的应用与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外治法，集中地体现于《伤寒杂病论》与《武威汉代医简》中。张仲景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外治法应用到内科病等方面，这是有异于此前医家最明显之处。他所创用的“蜜导煎法”是中医文献中最早的外治通便法，适用于因气虚便秘而不宜攻下者，而猪胆汁灌肠法则用于体实大便秘结者，两者辨证不同，方法迥异；对于妇人常见下部湿热病，又倡用“坐药”；对于尸厥症无法经口正常投药者，又发明经鼻腔或舌下给药途径，再一次为外治法的运用提供新的经验。《武威汉代医简》中的外治法突出地表现是进一步完善了软膏剂的制作并继续应用“膏摩法”，后一用法与《伤寒杂病论》是一致的；于患喉病者以“口噙法”； 于目疾者则以滴眼法；于鼻病者则用塞鼻法等。尽管方法不多，但若与《伤寒杂病论》互参，则足以反映汉代的外治法的进展情况。
晋唐时期是中医医方发展比较突出的阶段，外治法亦然。此时外治法的特点是表现于急症的应用上，如葛洪《肘后备急方》在《内经》疗腹水方法的基础上创用“在脐下二寸，入腹数分令水出”的安全部位排放腹水的方法；为了防止狂犬病的发生，又首次提出“先嗍去恶血”然后“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的外治方法，后者是被动免疫思想在古代的体现；此外，《肘后备急方》还沿用并发展了各种敷贴法、洗溻法、涂擦法、㗜鼻法、熏法、浴药法、滴耳法、塞法、枕法、吹芦法、取嚏法、发泡疗法、蒜泥疗等多种外治法。成书于晋末的《刘涓子鬼遗方》是现存较早的外科、金疮专书。疡科的外治方面与《肘后备急方》所载大同小异，但有其自己的特点，例如对外伤性肠管脱出的治疗，刘氏首次记载了“颠簸”法以促使脱出肠管的还纳，当今中西医结合治疗肠扭转所用的“颠簸”疗法，就是借鉴于这一治疗思想。虽然早在《神农本草经》中便载有磁石疗法，但作为外治方法则见于这一历史阶段，用以治疗痈肿、鼠瘘、颈核、喉痛等症(《名医别录》)，直至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才对磁石治病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述。《诸病源候论》虽是记述病因病候的专著，但于外治法方面也有一些涉及，从“金疮肠断候”中所记载的缝合法、血管结扎法以及清创法、拔取病牙方法中，也能反映出当时的外治水平，盛唐时期的外治法主要收录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及《外台秘要》之中，虽多沿用古法，但亦有相应发展。例如孙思邈用鹿筋泡软成团线系以提取咽部、食管异物的方法；烧烙止血的方法； 以葱管插入尿道的“导法”；后者在当时虽不够成熟，但它却反映了古人在这种外治法上的大胆尝试。对于所谓“胞转”的治疗，《外台秘要》记载了一种使病人“倒立”以达到排尿目的外治法，如尿不通是由石淋所致者，则有可能收到预期效果，这是继《五十二病方》之后运用体位变动治病的又一记载。用水蛭吸吮脓血的外治法，较早见于《本草拾遗》，宋代发展为“蜞针法”，并沿用很久，直到明代汪机发现并记录了一例因用水蛭吸吮而致死的病例后，这一疗法才逐渐少用。外用“针角法”在此前文献中虽有记载，但关于其适应症与禁忌症的论述甚少，孙思邈继《肘后备急方》之后作了进一步分析，从而为减少因滥用针角法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做出了贡献。疡科外用纸捻的引流(古作“絍”)法较早地见于《千金翼方》，表明“虹吸”引流的现象早为人所理解，自“五代”以后则更多地用于外科临床，它对疡科深部脓肿或软组织漏道的治疗，都发挥过重要的治疗作用。
宋金元时代的医学突出地表现在医学理论方面及方剂上的大发展，所以在外治法方面相对地处停滞阶段。尽管如此，我们仍可在文献中看到有特殊意义的外治方法。如《杨氏家藏方》、《朱氏集验方》所记述的竹管“搓滚”法对改善和加速伤后肢体运动障碍的恢复，可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是书所创用“柳竹帘”夹缚固定法，较之唐代所用的“杉木片”，更具有优越性。这一时期在“絍”的使用上扩展到肛门漏管的治疗上，从而出现了枯痔与脱管的萌芽。《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也收有大量外治方法。从宋代文献所记述的炼刀、小刀、竹刀、勾刀等不难看到，外科手术仍比较广泛应用着。金元四家的争鸣对中医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然诸家多侧重于理论方面的研究，唯张子和在外治法方面有所发挥，对水疝的治疗创用以“漏针”法；对狐疝的治疗又发明了“钩钤”。前者所用的器械与今之“穿刺针”原理相似，后者与今之“疝带”具有相同效用，充分显示张氏于外治法上的创新精神。此外，对误吞异物的取出，发明了“鬅鬙”加小勾的套出法，为异物取出增添了新措施。《外科精义》的最大贡献在于把疡科的脉因证治更加系统化与理论化，旨在扭转当时专攻外治而忽视内治的倾向。 但是， 该书对行之有效的砭𥖝、 贴燲、溻浸、针烙、追蚀等外治方法，从实践到理论做了进一步论述，从而增强了外治法的理论认识。此时在锭剂的使用上又别有新见，主张“以银作细筒子一个长三寸许，随针下至疮痛处”，这种用套针形式插锭法对确保直达病所而又不损伤周围组织的用法，具有实际意义。
明代医学在外治法方面仍有所发展。如赵宜真在《秘传外科方》中所提倡的脱管法与枯痔法； 陈实功在《外科正宗》里以唤痔、护痔、洗痔、枯痔、熏痔、脱管、结扎、挂线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治法的创用等，把肛门常见病的治疗推向新的阶段。此外，陈氏还发明用止血带以止血；用多头带以缚疮；以“煮竹筒法”吸出脓血；用光照法或滴耳法引虫出耳；用“铁丝、蜡丸”（乌龙针）法下推治疗咽部异物；用“绞窄”法切除鼻息肉；以及有关外科小手术等都属中医外治法的范畴。《外科正宗》里所记载的大量的多种外用药剂型的临床应用，足以代表明代在疡科方面的外治水平。
清代，特别是所谓“乾嘉盛世”时期，大型类书的纂辑、个人丛刊、经典著作的注释、温病及其它临床各科著述，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问世，其中外治法很多，但多散在而不够集中。此时外治法的特点是，逐渐超越外科范围而向其它各科领域纵深发展，就连《幼幼集成》中也附录不少外治法。值得注意的是，《串雅外编》的外治法内容相当丰富，有28门，593条之多，包括禁药门、起死门、保生门、奇药门、针法门、灸法门、熏法门、贴法门、蒸法门、熏法门、洗法门、熨法门、吸法门、杂法门、取虫门等。并涉及到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急、慢性病症的治疗，从而把一向认为是“医中之小道”的外治法，赋予了新的生命，也为此后外治法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清末论外治法专书之最者，莫过于吴尚先所撰的《理瀹骈文》，吴氏溶古人外治经验与其本人的临床实践于一炉，为外治法的研究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过去有人称《理瀹骈文》为“膏药专书”，而实际远远超出于此，是书除着重记述各种膏药外，尚有水疗、热疗、取喷嚏、敷贴、括痧、缠缚、填塞、枕睡、佩挂、口噙、撒布、洗溻、拍法、箍围、夹握、擦摩、发泡、泥疗、蜡疗等多种外治方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首次把内治理论具体地应用在外治法中，从而把外治法的经验推向新的高度，故后人称其为“外治法的宗师”是可以理解的。继《理瀹骈文》之后(晚4年刊出)又一有影响的外治专书，当推《外治寿世方初编》，邹氏鉴于有些外治法不仅可以作为急救使用，且有的效果往往可以超出内治法，故再次广为收录民间外治经验约八千余言汇成此书。全书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针对内、妇、儿、五官各科杂病，它基本上没有超出《理瀹骈文》的范围，唯选方不同，初步统计约收载2300余首外治方。
祖国医学的外治法经过长期的反复实践，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适应症亦不断扩大，有些内容迄今仍为临床所应用。如醋蒸气吸入预防流感；大蒜、芒硝外敷腹部治疗急性阑尾炎；“坐药”之用于慢性盆腔炎或前列腺炎；外熏法治疗神经性皮炎或慢性湿疹； 鼻药用于哮喘、痧气；磁疗用于高血压、冠心病、神经痛； 竹管疗法用于关节痛、神经痛； 以及泥疗、蜡疗用于骨与关节炎的治疗等等，都是借鉴于祖国医学中的外治法，经过不断地丰富、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为外治法的提高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广泛收集，系统整理，深入研究切实可行的外治法，实属必要，从而使外治法和其它医疗方法一样，为保障人民的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