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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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重要政治和哲学论著之一，1939年首次出版于纽约。

该书的中心内容是讨论自由、民主、人性、文化等问题，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用多元论的历史观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宣扬“新人性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全书分为8章：(1)自由问题；(2)文化与人性；(3)美国背景；(4)极权主义经济与民主；(5)民主与人性；(6)科学与自由文化；(7)民主与美国。

在该书中，杜威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对社会发展的科学预见性，而认为，当代科学的发展，使“必然性”这一观念过时了，代之而起的是几率和多元论。科学的概括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反映，而是公式、缩写、作业假设和借喻。宇宙间的事物，特别是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变化莫测，只是相对的和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因此，以必然性观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问题上已经过时了。

杜威认为，马克思使经济因素脱离了文化的其他因素，把它当作促进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所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至于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马克思只承认是“经济决定论”的一个脚注或一个附加条件。杜威主张与这种“经济决定论”相反的多元论的历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既有政治和法律，也有工业和商业，既有哲学和艺术，也有科学和技术，它们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同等重要，无分轩轾。

杜威认为马克思主义“把人的因素尽可能地几乎减低到了零点”，所以他要求在人性的基础上通过教育来培养“一种适应性的普遍态度”，一种“调和平均”的心理状态，采取“协商、交涉、说理、交流、理智协作”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争端，促进社会发展。

这种适应性的普遍态度也就是他所说的按照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