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贫富

 古代的一种分配学说和政治口号。《晏子春秋·问上》: “(古之盛王) 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 这是齐相晏婴为齐景公建议的收入与分配原则。“权有无” 就是使有无相平，“均贫富”就是使贫富相均。这里的 “平”、“均” 是国家采取的一种调剂政策，使贫富不致过分悬殊，从而使社会保持一种均衡，与所谓 “大锅饭” 或“平均主义” 并不等同。又，《论语·季氏》: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据俞樾 《群经平议》 考证，此语本作： “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有些学者曾从孔子的这段话中引申出 “平均主义” 的分配学说，这是一种误解。孔子说，诸侯卿大夫，即 “有国有家者”,不患财富贫乏，而患政治不均平；不患土地人口之寡少，而患不能安民。这里所谓 “均”,不是现代汉语中所谓的 “平均”,而是 “均平”,朱熹认为指 “各得其分”,用现代语言说，就是 “公正”。儒家一贯主张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的 “平均天下” 之道，是在等级制度的前提下各得其所，各守其分，而不是 “吃大锅饭”。将 “均贫富” 变为一种 “打土豪，分田地” 的观念甚至行动的，是古代农民起义。北宋初期王小波在四川聚众起义，就宣布说：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这实际上是历代农民起义的基本口号。尽管贫富不均是古今社会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和人心的失衡，却是革命爆发的原因，“均贫富”便成为最能鼓动人心的政治口号。近代太平天国颁布的 《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这种 “均贫富” 思想的集中体现： “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这当然是乌托邦，但对处于贫困线下的大众来说，却具有巨大的魅力。儒家 “均贫富” 讲的是 “均平” 或“公正”,是治国安民的学说； 农民起义 “均贫富” 讲的是劫富济贫，是暴力革命的口号。今人多将两者混为一谈，以为 “平均主义” 是中国人的 “集体意识”,“吃大锅饭” 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甚至以此来解释中国经济文化何以在近代落后于西方，都是误读古人。

均贫富

一种主张平均贫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级那里，其具体要求和目的有所不同。（一）统治阶级从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秩序的要求出发，主张贫富不要太悬殊。春秋末晏婴提出“权有无，均贫富”(《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的财富分配主张，认为“藏财而不用，凶也……昧财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进而自分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孔子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商鞅曾提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主张通过国家制订赏罚手段实现均贫富。汉以后的思想家主要从反对土地兼并的角度，抨击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提出限田、均田的要求，以缓和贫富间对立，使百姓安伦守份。（二）被统治阶级则从反抗封建剥削制度出发，主张消除贫富差别，实现社会公平。东汉黄巾起义领袖在《太平经》中提出： “人无贵贱皆天所生”，富者“积财亿万”，“是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仇”。它反映了农民阶级要求平等的强烈愿望，也孕育了农民阶级“均贫富”经济伦理思想的萌芽。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宋朝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宣布：“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站在农民阶级立场上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则宣扬他所崇奉的摩尼教义“法平等，无有高下”，主张消灭贵贱差别。其后钟相、扬么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制度。

均贫富

中国历史上一种经济思想。《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古之盛君]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指穷人和富人合理负担赋税。因《论语·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被引伸为均贫富，主张贫富不要过于悬殊，用以缓和阶级矛盾。后这一经济思想被北宋王小波、南宋钟相等农民起义领袖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纲领，反映了农民反对剥削的朴素、平均要求。

均贫富

中国历史上主张限制、反对贫富悬殊的经济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交替时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战乱不止，特别是遭受残酷剥削压迫的奴隶造反是社会动荡、奴隶制崩溃的主要原因。一些开明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和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从中看到贫富极为悬殊的恶果，提出了限制贫富悬殊的主张，以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奴隶制度，特别是稳固新兴的封建制度，于是产生了均贫富的经济思想。春秋末，孔子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观点。后来的思想家更明确地提出了限制贫富悬殊的均贫富思想。《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写道：“〔古之盛君〕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主张统治者征收赋税要不问贵贱、穷富公平；《老子》有“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主张；商鞅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管子》中有“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的观点和“贫富有度”的主张。秦汉封建制度完全确立以后，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面对封建社会阶级对立、冲突的日愈发展，也从均贫富的思想出发，抨击了贫富过分悬殊的现象，主张、甚至采取过一些限制贫富悬殊的措施，如唐朝初期的均田制、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均税法等，以缓和阶级对立，巩固封建统治。当然，有的也包含着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和对富豪的斥责，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著名诗句，反映了被剥削群众的心声。封建制度下贫苦农民的起义、革命，则从平均主义的角度反对贫富悬殊、阐发均贫富的思想。东汉黄巾起义时就斥责富人“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黄巢就分别自号“天补平均大将军”与“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宣称要替天实现人间平均。两宋以后，农民革命领袖更把均贫富作为农民革命的经济纲领。北宋王小波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钟相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更宣布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农民革命提出的这种均贫富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反对封建剥削造成的严重贫富不均的强烈革命精神，它动员、团结农民掀起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打击了封建制度，震撼了封建统治，起过十分革命的作用。但是，这种均贫富思想的平均主义要求，是小农经济、小生产的产物，它不符合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不能实现的幻想，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这种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要求就只能起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消极的、甚至反动的作用了。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贯反对贫富悬殊。他们反对贫富悬殊是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更着重反对造成贫富悬殊的所有制关系——剥削制度，首先是反对当时主要给中国人民带来贫穷、灾难的剥削制度，最后要铲除造成一切贫富悬殊的根源——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首先是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分析中划分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朋友和敌人，以后又在其他许多文章中进一步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分析中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就是要消灭当时主要造成中国人民贫穷、灾难的剥削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问题。虽然抗日战争中为争取、团结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道抗日，暂时停止了没收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财产的政策和农村土地改革的进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仍明确地提出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财产，采取措施尽量改善人民生活，在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生活有起码的保证，以便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立即领导人民没收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在全国完成了土地改革，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下解放出来。在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大地上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从根本上铲除了产生贫富悬殊的根源。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防止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和使农民共同富裕的问题，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资本家先后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四马分肥”、“定息”等一系列从逐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到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政策，直接体现了反对贫富悬殊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仅一贯反对贫富悬殊，同时也是坚决反对小生产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在民主革命时期，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指出：绝对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不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同反映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又亲自纠正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反映小生产平均主义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更明确地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和共同富裕两条根本原则，同时也更明确地强调了反对平均主义“大锅饭”。1992年初，邓小平在中国南方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又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中国共产党既反对贫富悬殊、又反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均贫富思想的革命的发展，它继承了历史上均贫富思想反映人民愿望和反对剥削者的积极因素、革命精神，抛弃了历史上均贫富思想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糟粕和小生产者平均主义幻想的内容，并把它提高到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共同富裕的高度。

均贫富

❶主张社会贫富差别不应过大，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正常统治秩序的思想。春秋末，晏婴提出“权有无，均贫富”的财富分配主张，认为“藏财而不用，凶也……昧财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进而自分也”(《晏子春秋· 内篇谏下》); 孔子也认为“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
❷农民阶级提出的反抗封建剥削制度的政治口号和经济要求。(见“等贵贱、均贫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