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政治批判

1963年至1965年，在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一系列错误的、过火的的政治批判，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着重讨论了阶级斗争问题，由毛泽东作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发展了他原来的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会议把当时经济上及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同资本主义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和国际上敌对势力的反华活动联系起来，错误地开展了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以及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
在会上，由康生首先提出小说《刘志丹》有所谓严重的政治问题，并借此把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的习仲勋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对他们立案审查。毛泽东据此宣布说：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制造舆论，革命和反革命都如此。由于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的思想，使“左”倾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又有了发展。全会以后，文艺界就根据全会精神开始检查工作。1963年3月决定停演“鬼戏”。五月，《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把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内有鬼魂出现）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从此，在报刊上一系列的点名批判便开始了。随后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几次严厉批评。1963年9月，他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2月，他在一个指示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1964年6月，他看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后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59—360页)毛泽东上述批示的下达，极大地震惊了文艺界。根据他的批示，文化部和文艺界各协会以及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整风，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大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对一大批文艺作品展开了相当规模的政治批判。先后批判了《刘志丹》、《怒潮》、《李慧娘》、《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等电影，戏剧和小说。许多优秀作品被“无限上纲”，戴上了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毒草之类的政治帽子。许多完全可以自由讨论的文艺理论观点，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来加以反对。后来进一步发展成对所谓文艺“黑八论”的批判。
从1964年夏开始，这种批判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历史学界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把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对持上述观点的人进行政治围攻，而且以学术观点定罪，错误地扣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如把“合二而一”论当作一重大的反党事件处理，杨献珍因宣传“矛盾调和论”被打成反党分子而撤销了副校长职务。许多持有相同学术观点的人，被视为修正主义者，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这场政治批判，是八届十中全会后“左”倾错误在思想文化方面继续发展的重要表现。这种批判严重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妨碍了我国的文艺事业和学术工作的进步，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至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是这种政治批判的继续和发展，直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