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反身录

清初李颙著。为门人王心敬手记李氏授《四书》语整理而成。初刊于清康熙25年(1686年)，凡8卷。后收入《二曲集》，改分16卷。书中崇奉孟子性本善说，认为人本善性自足，“不失本然，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只因为情欲习俗所累，才致使本性受到污染蒙蔽，故提出要“约情而复性”(《论语》)。在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上，则以“明体适用”之命题提出，一方面功利要以道德为本，“严义利，振纲常”(《论语》)；另一方面道德也要“戒空谈，敦实行”（同上），即体用兼顾而不偏废。指出“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汩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大学》)。同时主张道德要求应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上，“民有恒产，然后可望其有恒心……衣食足，然后可望其知礼义也”(《孟子》)。

四书反身录

清代提倡实学的著作。原题《二曲先生口授》，由门人王心敬录。清李颙著。李颙(1627—1705)，字中孚，号二曲。陕西盩厔（今陕西周至）人。早年因贫病交加而辍学，后无师自成。他立志经世，一面著书立说，一面授徒讲学。足迹远涉江南，声名大振，其时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
《四书反身录》在认识论上，折衷于陆王心学和朱熹理学之间，授朱以入王，以为“上达”而从王，“下学”则从朱，“下学上达，一以贯之”。也就是以朱子的“格物”，达到阳明的“致良知”。“物者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诚心修齐治平之则……格物二字，即《中庸》之择善，《论语》之‘博文’……若余却至善之物不格，即便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理不穷，而冒昧从事，欲物物而究之，入门之初，纷纭轇轕，堕于支离，此是博物，非是格物。”(卷一《大学》)认为当时的理学末流，往往舍下学而希上达，所以须救之以朱子格物，以致良知为本体，“知至则本心之明，皎如白日，善恶所在，自不能掩……即此便是止至善，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同上）。
《四书反身录》旨在倡明实学，反对“低视言行而高谈性命”(卷六《论语》)，提出积极用世的“明体适用”学说。“明体”即“识心悟体、实证实修”，“适用”是“开物成务、康济康生”，认为“明体”和“适用”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明体而不适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汩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卷一《大学》)，只有“体用兼赅，斯不愧须眉”。因此主张“勇猛、振奋自拔习俗，勇为体用之学，潜心返观，深造默成以立体，通达治理，酌古准今以致用”（同上）。讲求“明体适用”之学，应当从读“明体适用”之书开始，“凡经世大猷，时务要著，一一深究细考，酌古以准今，务尽机宜。可措诸行，庶有体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贯之”(卷一《大学》)。“明体适用”说，是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在人性论上，《四书反身录》继承孟子性善说，认为“圣愚同性，今古一揆，若以尧舜为不可企及，是以己性为不可企及”(卷七《孟子》)。凡夫俗子若能率性而行，不失性善之本，人欲可化为天理，人人皆可为尧舜。
《四书反身录》贯穿着作者崇尚“力行”的务实学风，对明末“束书不观，游谈无垠”的空疏学风是一个有力的否定，对清初实学之风的形成，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收入《二曲集》。《二曲集》有嘉庆、咸丰刻本，现有小乡嬛山馆重校刊本，题为《二曲全集》。

四书反身录

六卷。续补一卷。清李容撰。李容字中孚，盩厔（今陕西周至县）人，别号二曲。 生卒年不详。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以年老而罢。有《二曲集》、《反身录》。李容宗于王阳明之学，为文亦力阐王氏良知之论，如谓“明德”与“良知”无别，念虑微起，良知即知其善恶，知善即行善，知恶即去恶等等。黄式三《儆居集读二曲集》认为“大抵其书遵陆象山，斥时文之害人，意固切，辞固厉，而遂以渲骂失著书之体。”《四库提要》亦称其“主持太过，而流于偏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