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外渐揽胜

自从唐诗诞生之日直到今天，它从未停止向国外传播。在这一千多年的外渐史上，有几件事是很引人注目的。
一、外人来华 唐代版图辽阔，经济繁荣，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因此，西域、新罗、日本诸邻国的使节、商旅、艺人、僧侣纷纷来华，而以日本的遣唐使为最盛。有唐一代，日本政府遣人使唐达十九次之多，人数由百余人至五、六百不等。其中不少人长于吟咏，与唐代诗人结下了文字之交。日人阿倍仲麻吕（晁衡）在开元二年使唐，与储光羲、王维、赵骅、包佶、李白等诗人交游，结谊很深。天宝十二年他衔命还国，储、王、赵、包均赠诗送行。不料，东渡途中船队遇风，误传他罹难沉海。李白闻讯写诗哭他，即至今流布人口的《哭晁卿衡》。这是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日僧空海(法号“遍照金刚”)来唐学习后，写成《文镜秘府论》，撮录了六朝至唐初的诗歌理论。他所引之书，大多已失传，因此，这部著作在保存古代文献方面颇具重要价值。随着遣唐文臣、学问僧回国，唐诗渐渐传到了日本，并对日本文学产生了长久的、深刻的影响。
二、华人外徙 在唐代，也有东渡的诗人，如鉴真和尚的随行弟子思托。他们在日歌咏投赠，就无形中传播了唐诗。到了现代，有众多的华人学者赴西方国家，这一外徙的规模比较大，在唐诗西渐的潮流中，他们形成了异军突起之势。其中有许多人，如美国的柳无忌、周策纵、罗郁正、刘若愚、李珍华、高友工、梅祖麟、叶维廉，加拿大的叶嘉莹，英国的张心沧，法国的程纪贤等，中国古典诗歌的素养很深，又谙熟西方的文学理论，因此在唐诗译介研究中，选诗撰史，解说评价，无不左右逢源。他们的著作，一般而言，在西方学术界都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参见本编各栏的有关条目。)
三、假道日本 由于西方的唐诗研究比日本起步晚，在本世纪，不乏西方学者从日人学习唐诗的情况。这样，就自然形成了唐诗西渐的一条重要路线，即中国——日本——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例如，费诺罗萨在日本学得了一鳞半爪的唐诗知识，却为庞德翻译《神州集》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再如，《寒山诗百首》的译者伯顿·华生，也曾在日本学习中国文学。日人也有给西方读者译诗者，如小畑熏良，他于1922在纽约出版了英译《李白》一书。时至今日，这条路线上的唐诗西渐之声仍不绝如缕。
四、中西合作 译介唐诗，文字上的障碍是很大的。若精通西文的学者与精通中文的学者合作，则可各扬其长，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威特·宾纳与江亢虎的合作是一佳例。他们译出的《唐诗三百首》英译本，取名为《群玉山头》。也有各擅胜场的两西人合作者，如洛厄尔与“爱诗客”(Florence Ayscough)。前者是美国著名的意象派诗人，并不通晓中文；后者久居中国，知中文，爱古诗。在合作中，后者先译出初稿，然后寄回美国交前者润色，常常是往返几次双方才认可。中诗英译的诗稿数度飞越大洋之上，堪称世界文化交流中的趣事。她们合译的诗集取名为《松花笺》，1921年于纽约出版，除陶潜等诗人的少数几首外，绝大多数是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