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思想家关于“钱荒”的议论

唐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货币经济有了持续而明显的发展，货币需求量因此增加。流通中通货不足，早在安史之乱战事尚未全部结束之时因币值回升即已发生。及至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公元727～781年)主持实施“两税法”改革，以钱定税，遂使通货趋于紧缩，加重了已发生的通货不足情形。因此，两税法实施以后不久，“钱重物轻”现象益重，形成钱荒，这引起许多思想家的注意，他们把议论中心放在赋税征钱问题上，多数人对之持否定态度。陆贽认为：“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人之所为者，故租税取焉；官之所为者，故赋敛舍焉，……曷常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陆宣公奏议》卷1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2》)韩愈认为：“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粟米，以钱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韩昌黎集》卷37《钱重物轻状》)李翱、白居易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都以人们不能家家铸钱为理由，反对征收货币或以钱定税，主张恢复原来征收实物税的办法，陆贽更认为“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诚宜广即山殖货之功，峻用铜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则钱不乏矣。”(《陆宣公奏议》卷1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2》)他要求用调节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办法作为解决钱荒问题的关键，以采铜铸钱、禁铜为器两项作为补充货币缺乏的措施，以“榷酒”、“粜盐”两项作为政府控制货币的措施。政府既掌握了足够的货币，“散重为轻”使民间有充足的货币，又废除两税法以钱定税办法，钱重物轻的钱荒问题即可因此缓解。白居易指出通货缺少的原因是由于铜钱被蓄积于政府及豪富手中不投入流通，以及因铜贵而引起人们销钱为器，从而提出由政府“散钱敛谷”，以及实行铜禁的办法，作为增加流通中货币的措施。
宋代，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流通中的铜钱不足问题更形严重。北宋时期，李觏认为流通中铜钱不足是因铜钱被人销毁所致，而造成铜钱销毁的原因，则在于人们销“法钱”为恶钱，以及铜被用于铸造铜像、铜器等靡费。李觏因此提出禁止恶钱流通、按铜价收回恶钱，以及将寺观中的铜像、铜器一并销毁等办法，作为杜绝人们销毁铜钱的对策。(参见《直讲李先生文集》卷16《富国策第八》)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公元1068～1084年)，免役法这一赋役货币化措施的实行，加以民间对铜钱的销毁与收藏、铜钱的外流，钱荒问题更加突出。司马光、苏轼、苏辙兄弟等均认为免役法役钱的征收是引起钱荒的主要原因。苏轼说：“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苏东坡奏议集》卷3《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他们反对免役法对役钱的征收，与唐代人们反对两税法以钱定税所持的理由非常类似。张方平、刘挚也反对征收役钱，但他们认为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解除钱禁以后引起铜钱大量外流，以及民间销钱为器才是造成钱荒的主要原因。张方平认为：“比年以来，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亦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而自熙宁七年……削除钱禁以还，边关重本而出，海舶饱载而归……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辨，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如此逐步置炉增课，是犹畎浍之益，而供尾闾之泄也。”(《乐全集》卷26《论禁铜法事》)刘挚也认为“今……谓之钱荒……其故大者，在泄之四夷而已。”刘挚主张“申严边制，以塞流散之路，复立铜禁，以蕃鼓铸之本，而息销钱之患。”(《忠肃集》卷5《乞复钱禁疏》)沈括分析当时的钱荒问题，认为“钱之所耗者八，而其不可救者二事而已，其可救者五，无足为患者一。”人口增加及公私收支日益繁多导致“钱币不足”、货币在流通中的自然耗损是“不可救者二事”；重申铜禁、稳定盐钞价值、以黄金为货币、加速货币流通速度、用经济方式阻止外货进口而减少对外的现金支付是“可救者五”；实行特殊地区的特殊货币政策是“无足为患者一。”(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8熙宁十年六月壬寅条)沈括对钱荒问题的具体分析及其提出的治理措施，在同时代人中可说是具有很高的水平。南宋时期，钱荒问题依然存在，其时，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铜钱外流上。铜钱的外流，当时一是流往北方的辽、金地区，一是流往海外。陈确说：“江浙海运，难以讯察，其日夜泄吾宝货多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癸巳)陈求鲁也说：“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浮入遐，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宋史·食货志下二》)但因南宋时期纸币已广泛流通，其时人们更多地是议论纸币问题，而对钱荒问题的关心有所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