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天文历法

在天文、历法上，唐代有许多创造发明。
浑天仪是古代研究天文的唯一测器。至唐初，李淳风用铜造浑天仪，表里三层：最外层是六合仪，中间是三辰仪，最内层是四游仪。其中，三辰仪是李淳风所创。运用这一仪器，能较正确地测定黄道、赤道和地平经纬。
玄宗时，一行僧和梁令瓒共同研造黄道游仪，用以观测日、月、星辰运行。发现太阳在黄道上所作的运动（实际是地球绕太阳运动）并不是匀速运动。此外，还发现二十八宿及其它星辰位置有数十颗与古星经所载不同。例如，他们测得从牵牛到东井十四宿，距（北）极度之数是古测大，而唐时测小：这是恒星在千百年间自南向北作极其缓慢的移动之故。这类恒星移动现象的发现，一行僧要比西方哈雷要早一千多年。
一行僧的另一伟绩是造《覆矩图》，发起实测九州晷影和北极高度，用以确定各地食分的多少和南北昼夜的长短。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
在实地测量时，天文观测家元太在交州（今广州）观测星象，发现老人星下“环星灿然，其明大者甚众，（古代星）图所不载，莫辩其名……乃古浑天家以为常没地中，伏而不见之所也。”(《旧唐书·天文志上》)可惜，未及时替这些星座命名，并将它们的位置记录下来。
在历法上，唐代前后造有《皇极历》等十种历法。其中，以傅仁均《戊寅历》、李淳风《麟德历》、一行《大衍历》最有价值。
我国古代使用太阳历，主要依据是月球和太阳的运行、日月相合之日等等，以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为标准。
武德二年(619)，傅仁均造《戊寅历》，废平朔(每月的长度一定，取平均值)，用日月的实际运行来确定合朔（日月相合之日）的日期，称“定朔”，这是历法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用定朔推算，历法比前准确。
至高宗时，“太史奏旧历加时寝差，宜有改定”。于是，李淳风受命造《麟德历》。造历须推算历元。古人把夜半作为一日之始，朔日作为一月之始，冬至为一年之始。历元，就是要以正好是夜半、朔旦、冬至的那一个甲子日子时作为起算的开始。此外，还要求得日月合璧（同升）、五星联珠(金、木、水、火、土五星见于一方)之日，定为“上元”，作为总起点。李淳风废去以“章、蔀、纪、元”来确定“演纪上元”的烦琐推算方法，立总法以为推算的基础。这种运算方法比古人更简便，被历家遵用，直至宋元。
玄宗时，一行僧造《大衍历》。他以观察天文为推算基础，先造黄道游仪，测知黄道进退，然后造《大衍历》，更为精密。《旧唐书·历志一》说：“近代精（历）数者，皆以淳风、一行之法，历千古而无差。后人更之，要立异耳，无逾其精密也。”此后历家，均沿用《大衍历》的格式。直至明未，才改用欧法编历。这足以说明《大衍历》在我国历法史上的地位何等重要。
“天人相应”学说，自汉代起，就弥漫于整个古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天文的变化，预示着人间的吉凶祸福。隋末道士傅仁均向唐高祖李渊建言“戊寅岁（武德元年）正得上元之首，宜定新历，以符禅代，由是造《戊寅历》”(《旧唐书·历志一》)。天文学家的预言，可以巩固统治，也可涣散民心。因此，唐代规定：“凡天文图书、器物，非其任不得与焉。”(《新唐书·百官志二》)私习天文，要依法治罪。这是我国古代天文、历法，自唐以后，长期停滞不前，终于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