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多马模型

20世纪30年代中期，凯恩斯基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提出了以增加投资来扩大总需求的理论。一般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生产不足。但在40年代末期，哈罗德-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却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凯恩斯的理论是静态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将之动态化、长期化了。
要达到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这一目的，必须增加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品，如建筑物、机器设备、材料等，而且增加的量必须超过前一时期生产中的损耗，也就是要有新增投资。资本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资本-产出比率。这既是一个边际概念，表示每增加一货币单位的产出需要增加多少资本，又是一个平均概念，表示一货币单位的产出平均耗费多少资本。资本-产出比率由技术水平决定。投资的来源是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以外的部分，即储蓄。储蓄和投资在数量上是相等的。储蓄量取决于国民收入水平和国民收入中储蓄部分的比例，即储蓄率。
用动态观点说，一个时期的储蓄转化为资本，即新资本形成是下一时期产出增长的源泉，而产出增长又成为进一步扩大资本形成的基础。这一过程进行下去，就成为持续的经济增长。
产出取决于资本，而资本来源于储蓄。可见，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是资本-产出比率和储蓄率。
哈罗德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资本-产出比率：实际的资本-产出比率v₁，指资本存量的实际增加量与产出的实际增加量的比值；企业家意愿的资本-产出比率v₂，指企业家为了获得一个单位的产出增加量所意愿投资的资本数量。由v₁得出的增长率称为实际增长率，由v₂得出的增长率称为有保证的增长率或意愿的增长率。当两者相等时，实际投资等于计划投资，全部储蓄都转化为投资，经济便实现了稳定增长。而当两者发生偏离时，不但不能自行纠正，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偏离，使经济过度扩张或收缩。因此，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就好像是“刀刃上的均衡”。
以上只考虑了资本对产出的影响。实际上决定产出的还有另一个生产要素——劳动。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只受资本的约束；在劳动力相对欠缺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就受劳动的约束。此时经济增长只能来源于劳动力的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等于劳动力或人口的增长速度，即等于n。n称为自然增长率。
要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就应使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相等。但是由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取决于生产技术因素，而自然增长率取决于外生于经济的劳动力或人口的增长率，经济中并不存在任何一种机制使这二者必然相等。也就是说，产出在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以自然增长率增长。凯恩斯发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就业不足的均衡增长是一种常态；哈罗德发现，即使国民经济在某个时期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在以后的时期也会达不到，因为劳动力与产出和资本并不是以相同的速度在增长。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以简洁的方式强调了储蓄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其政策含义十分鲜明：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既然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是资本形成的增加，那么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就应该尽可能采取措施提高储蓄率。这和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一个简明而有力的工具，哈罗德-多马模型被广泛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计划中。根据其基本方程式，可以很方便地计算出，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需要多高的储蓄率，或者，在一定的储蓄率条件下能够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但是，这个模型也有一些显著缺陷。
第一，假定资本-产出比率是固定不变的。这一假设决定了模型的主要结论。由于劳动力的增长率一般情况下与资本的增长率不等，所以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必有一种是过剩的，在现实中这可以用价格机制来调节，从而影响资本-产出比率。哈罗德-多马模型中没有体现出价格的作用。依据哈罗德的解释，资本和劳动在技术上是可替代的，但是要素价格的刚性，特别是利率缺乏易变性将会使资本产出比难以改变。然而从长期看，可能导致利率呈现刚性的经济环境（如经济陷入较长期的萧条）或制度因素（如用指令性计划的方式人为确定一个低利率）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在长期中存在利率刚性的假设同样不能令人满意。从以后提出的增长理论如索洛模型看，一旦将资本产出比的可变性引入增长模型，哈罗德和多马模型的理论将不再成立。
第二，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各国经济史的研究都充分表明，一国技术进步的快慢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水平和在国际上的实力，技术水平和国民受教育程度是隐藏在经济增长背后的决定力量。但哈罗德-多马模型对技术进步不予考虑，无疑降低了这一模型的解释力。
第三，过于强调储蓄和资本形成的作用，忽视了其他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储蓄的增加不一定扩大资本形成，而有可能流向国外。资本形成的扩大也不一定提高生产能力和增加产出，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就更是如此。生产过程需要其他投入要素的配合，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制度、短缺的约束，资本的增加常常得不到相应的熟练劳动和管理能力的配合，因而不能实现产出的相应增长。反过来，发展中国家如果出现了社会经济制度、生产方法等的改进，有可能在投资增加不多的情况下实现产出的较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