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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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称“科学与玄学”论战。

为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著名论战。1923年2月，张君励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

认为人生观的特点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所以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刊》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反对张君励的主张。

认为人生观要受论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的支配，论战遂起。胡适、唐钺、王星拱、范寿康、梁启超、吴稚晖等人发表文章参战。

随著论战的展开，形成了以张君励、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运、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论战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论战中，玄学派把法国哲学家H·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同中国宋明理学糅合在一起，宣扬“自由意志”，提倡用“内生活修养”去反对现代西方文明。他们认为人生观是主观的、不受科学规律支配。他们否认因果联系，认为历史发展由人生的冲动所决定。

科学派则主张人生观要由科学支配，吴稚晖公开提出“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及“人欲横流”的人生观，认为人生的目的只是“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胡适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自然主义人生观”。

他们都把人类社会混同于生物界，否认了人生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论战后期，陈独秀写了《〈科学与人生观〉序》、《答张君励与梁任公》，瞿秋白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等重要文章，指出了论战的实质，批判了玄学派和科学派的唯心主义观点。陈独秀指出，科学派与玄学派在看待社会科学这个问题上并无本质的不同，他们素来不相信，也不肯用唯物史观来解释社会历史的问题，其实，“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序》)瞿秋白指出，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承认不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以及客观事物的必然性与自由的关系是怎样的。

人类社会虽然和自然界不同，但是却有客观的规律。他论述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指出必然是自然和社会的规律，自由是对必然的探索和利用。

陈独秀、瞿秋白都认为，只有运用唯物史观，才能真正科学地解决人生观问题。通过这场论战，进一步扩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缩小了带封建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论战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在以后又有更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