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间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之合称。七人以李、王为领袖；继承前七子拟古主张， “是古非今”，倡导“格调”、“法式”，强调从形式上摹拟古人，在当时声势甚大，产生严重不良影响。为与“前七子”相区别，故被称为“后七子”。

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年间的诗文流派。由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七人组成。为了和李梦阳、何景明等七人相区别，世称“后七子”。他们在“前七子”之后继续提倡复古，声势更为浩大。嘉靖皇帝开始当权，虽有些中兴气象，但内忧外患此起彼伏，一些有识之士力图有所改革。而“后七子”中许多人正是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在政治上力图改革，而在诗文上也反对疲软现象，再次提倡秦汉古文和盛唐精神。其理论核心仍是沿袭“前七子”。在他们看来，“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巵言》卷三)。并且认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句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他们提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他们认为：“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稳帖，此声律之渐。而后流于六朝，千变万化，至盛唐极矣。”(谢榛《四溟诗话》)极力颂扬盛唐诗歌。“后七子”左右文坛的时间比“前七子”要长，他们之间的文学主张也有不少差异，并且有所变化和发展。开始，“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谢）榛为长，攀龙次之”。谢榛虽也主张模拟盛唐，但其取径较宽，认为“历观十四家之作，咸可为法”，“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待到李攀龙声名大盛，更把复古理论推向极端，“谓文有两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李攀龙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二十年之久，“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当时还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名目，影响更为深广。就在这声势大盛的发展过程中，王世贞也渐渐觉察到复古运动中某些流弊，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宋诗选序》)，有取于宋元诗。并且，在品评他人诗歌时，也常用直写性灵为其赞词。由于“后七子”立论有的偏狭，有的通达，所以他们创作中模拟仿古程度也有所区别，其中李攀龙最为严重。“后七子”在七言律诗方面皆有一定功力，如李攀龙俊洁响亮，王世贞精切雅致，吴国伦整密沉雄，徐中行闳大雄整，谢榛神简气逸。但都带有一些模拟的毛病，加之才气不足，生活不厚，常有诗句重复雷同的现象。后来，在公安派、竟陵派的极力反对下，“后七子”的诗文理论已不能左右文坛。但是，他们“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为许多人所接受。明末陈子龙称七子“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仿佛楼诗稿序》)。清初诗家如李因笃、朱彝尊、屈大均、毛奇龄的手眼多承七子，即顾炎武、吴伟业也受其影响。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论诗亦与七子有同调之处。

后七子

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之文学流派。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七人之合称。以李攀龙、王世贞为盟主。他们在“前七子”衰微的20年后，掀起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故世称“后七子”。李、王的主张与“前七子”大体相同。但李的观点比较偏执，王的观点则较为通达。在创作上，李、王以诗歌成就为高，李诗较好的是近体，王在古体上则多有佳作。其他五人的诗文也各有一些成就。“后七子”多数不善于作赋，总体成绩难与“前七子”比肩。但王世贞有一些较好的赋论和赋作。其论赋文字，主要集中于《艺苑卮言》，虽缺乏系统性，但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如“《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子建之赋《洛神》也，其妙处在意而不在象”（卷二）等，可见其艺术鉴赏功力是很强的。他的赋作有的涉及当代重大政治事件、讽刺帝王权奸，有的表现对名利的厌薄态度，有的哀悼友朋之死，题材内容比较广泛。艺术上则转益多师，兼采楚汉魏晋赋风。较好之作系《老妇赋》与《登钓台赋》，前者揭露权奸严嵩与世宗间的丑恶关系，现实性颇强；后者借咏严光事展示山林隐居之士沽名钓利的一面，命意脱俗。李攀龙有《沧溟集》、王世贞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谢榛有《四溟集》《四溟诗话》、宗臣有《宗子相集》、徐中行有《天目山堂集》《青萝馆诗》、梁有誉有《兰汀存稿》、吴国伦有《甔甀洞稿》。

后七子

明代嘉靖年间，继前七子之余绪而兴起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领，以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为主要成员的复古文学流派。他们发挥前七子的文学主张，结社宣传、互相鼓吹，彼此标榜，声势极盛，使拟古主义的气浪进一步高涨，势力更为浩大。《明史·文苑传》：“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
此派在李、王二人的先后主持下，左右文坛达四十年之久。始则李攀龙主盟，“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致不能终篇”(《明史·李攀龙传》)。他的模拟之作，句重字叠，痕迹宛然，情境多与古人雷同。如其《古乐府》，篇篇模拟，句句模拟，很少艺术感染力。近体学盛唐，片面追求格调、法度。文则生吞活剥三代两汉，佶屈聱牙。继李氏之后，王世贞独主文坛，声势更巨，“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明史·王世贞传》)。理论主张与李氏相同，且在创作艺术上，片面强调法度格调，亦大略一致。故其作品，自《诗经》而下，至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李、杜诗，多所模拟。但是，王氏学问广博，著作甚富。“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四库全书总目》)。因其地位高，门徒众，对当日文坛影响深广。
值得注意的是，王氏能紧密结合才思与格调之关系探讨格调的精神实质。既以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又主张“模拟之妙者，分歧逞力，穷势尽态，不唯敌手，兼之无迹，方为得耳”(《艺苑卮言》)。比起专从外表上追求格调，不惟有所深入，接触到艺术境界的探讨，且对同派人之观点，亦有所突破。故王氏之创作，虽未脱拟古之迹，然较富于才情，且往往用古词、古调写时事，作品较多活气。晚年的文学思想也有所变化，创作风格渐趋平淡自然。

372 后七子

明代文学流派，主张与“前七子”相同，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七人。为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七人区分，故称“后七子”。“后七子”以李、王、谢为代表作家，主要活动在嘉靖、万历年间。他们进一步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拟古主义更甚，以模拟剽窃为能，对文坛有恶劣影响。

后七子houqizi

明代文学流派。弘治中出现的前七子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很快就夺取了台阁体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到了嘉靖中，又有后七子继之而起。后七子以李攀龙和王世贞为首，包括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他们的基本文学主张同前七子一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把复古运动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前、后七子发起的这个运动，由弘治到万历间持续了约百年之久，影响很大。“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
后七子的创作，都带有模拟的毛病，不过，后七子立论有的偏狭，有的通达，他们的创作中的模拟仿古程度也有区别，其中李攀龙最为严重，他的诗文以模拟剽窃为能事，他的《古乐府》，篇篇模拟，恰如“临摹帖”。后七子中，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是王世贞，他主张诗歌要华与实统一，提倡“学古而化”。他的诗歌现实感较强，对封建官僚制度和时弊多所揭露和抨击。
前后七子盲目复古，他们的诗作多与古人雷同，缺乏新意，给人以“似曾相识”的印象。万历间，公安派对复古运动造成的“剽窃成风，万口一响”的局面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统治文坛的复古势力终于土崩瓦解了。

后七子

指明嘉靖至隆庆时期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他们继前七子又发动一次复古运动，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其摹古之风更甚，更为脱离社会实际，把文学创作引向了摹拟剽窃的死胡同。

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时期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的合称，以李、王为首。他们继承“前七子”的拟古主张，相互标榜，声势很盛，以至摹拟成风，甚多流弊。

后七子

指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他们遵从“前七子”的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史称“后七子”。与“前七子”比较，“后七子”要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反对王慎中、唐顺之提倡的平淡放达的文风，把明代复古思潮推向了顶端。

后七子

明代文学流派。主要由嘉靖、隆庆年间的山东诗人李攀龙、谢臻及王世贞等七人所形成。他们在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之后，继续提倡复古，相互鼓吹，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世称他们是后七子。后七子的基本文学主张同前七子一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彼此间也有差异，而且有发展变化。开始，“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谢）臻为长，攀龙次之”(《明史。谢臻传》)。济南诗人谢臻虽也主张模拟盛唐，但其取径较宽，论诗也不过分拘泥，如说“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待李攀龙名声大振后，便把这种复古理论推向了极端，说“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要求文章“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甚至鼓吹“视古修辞，宁失诸理”(《送王之美序》)。这种过分强调效仿古人之说，为后人所讥。然而这位济南诗人识见敏锐，才力富健，也有不少佳作传世。李攀龙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垂20年之久。但王世贞后来渐渐觉察到复古主义的偏颇，曾自悔所作《艺苑厄言》，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宋诗选序》)的道理，在品评诗人诗作时，也肯定“直写性灵，不颛为藻，不求工于色象雕绘。”由于后七子立论之异，模拟仿古程度亦有不同，但都带有模拟的弊病，加之才气不足，生活不厚，常有重复雷同的现象。

后七子hou qi zi

Later Seven Masters (namely Li Panlong,Wang Shizhen and five other poets and prosers at JiaJing and Longqing Periods of the M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