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编写Historiography

历史学家通过出版物记载过去事件。这项严肃的工作要求撰写者考虑历史条件，考虑人们的假想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的影响。加拿大有英语和法语两类独立的史料，其中当然也不乏相似之处。全国性编史机构是加拿大档案馆，加拿大皇家学会也进行一些与此有关的工作。
法语史书 17世纪、18世纪，法国出版了一些有关加拿大“历史”的著作，虽然这些作者仅到过新法兰西，但其著作对编写法语加拿大史的人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沙勒瓦的《新法兰西志》，描绘了其在魁北克和沿密西西比河而下的见闻，是对16世纪到1736年北美政治、军事、宗教事件的真实写照。19世纪70年代出版米歇尔·毕博的三卷本《加拿大史》，既有史料的性质，又有文学的特点。1845年，加尔诺的《加拿大历史》出版，是加拿大境内出版的第一本法语史书，描绘了新法兰西的探险者、深入到印地安人地区的皮货商以及法国传教士的经历，歌颂了法国人和加拿大人反抗英、美，保卫家园的事迹。加尔诺把这种长期斗争视为加拿大历史的核心。直到现在这种观点对法语加拿大史都有深刻的影响。加尔诺之后是J.费尔朗、E.法易翁和H.卡斯格兰等教会历史学家，他们都强调宗教领袖在加拿大历史上的作用。19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历史著作是J.卢瓦的《罗松领主制历史》。20世纪前半叶杰出的历史学家有T.查培斯和A.格鲁。查培斯的主要著作是《加拿大的历史进程》，记载了从征服到联邦的全部历史。格鲁是加拿大法语史学界的领袖，能与加尔诺并驾齐驱，其杰作是《美洲大陆发现以来的法属加拿大历史》。其次还有C.兰克塔，著有长达三卷的《加拿大史》。R.鲁米里是著作最丰的历史学家，所著《魁北克史》长达41卷，包括1867年～1945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语史学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许多大学仿照欧美纷纷成立历史系，历史学教授和学历史的学生大增，毕业论文和出版物也越来越多。到70年代，历史成为大学的主要学科。1947年，魁北克成立法属美洲历史研究所，定期召开年会，还出版学术刊物《法属美洲历史杂志》；渥太华也出版《社会史》杂志，专门登载研究魁北克历史的文章。在这一时期，法语史学界除继续研究魁北克历史的独特性外，也开始重视魁北克同其他社区发展中的相似性。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在历史研究中也得到考虑。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领域的专家也参与历史学的研究，使史学界获益匪浅。现在，历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多学科集体协作，仅魁北克就有几十位优秀的历史学家。
英语史书 加拿大英语史料是与英国移民美洲同步开始的，最初写史料的都是业余作者，主要描写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一些社会、经济的统计数字以及按年代顺序记载的政治事件，以鼓励移民和投资。最早的是1749年在伦敦出现的无名氏著作《新科斯舍地理历史》。由于1870年西部大草原对欧洲移民的开放，出现了J.J. 哈格雷夫的《红河》和G.伯斯的《马尼托巴》，这些书都有吸引移民的色彩，地方主义意识已初露端倪。1855年，安大略出现J.M.麦克马林的《从新大陆的发现至今的加拿大史》，记载了商业扩张、英国的议会机构和殖民地的自治政府。19世纪末，业余史学家W.金斯福德编写长达10卷的《加拿大史》，侧重记载了各地自治政府争取独立的历史。但那时的史料在很大程度上带着浓重的文学色彩，如W.柯尔比的《金狗》等。除这些对历史传奇作文学性的描写外，从19世纪末开始，学院里也对历史进行教学和研究，很多大学开设历史课。1882年加拿大皇家学会的成立更为历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出版提供了方便。这段时期中特别应提到的是多伦多大学的G.罗朗和马尼托巴历史科学协会的G.布赖斯，他俩将历史批评的原则引入历史研究，罗朗的代表作是《加拿大庄园及庄园主》(1908)，布赖斯的代表作是《哈得孙湾公司的非凡史》(1900)。1872年，加拿大公共档案馆成立，该馆收藏的手稿和记录档案为史料的研究和编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A.肖特的《加拿大和加拿大诸省》一书充分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史料翔实，记载了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的成长史，但也保留了各地区历史的特色。20世纪20年代左右，文人们又转向传记写作。多伦多出版商G.摩兰的传记丛书《加拿大的缔造者》极大地助长了这种趋势。另一方面，英、美大学的研究院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历史专业人才。1922年，加拿大历史学会成立，其会刊《加拿大历史评论》更为学术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裔加拿大人在感情上对英国还有依附感，仍对英国王室忠顺，但心理上同英帝国有了一定的距离，离宣布完全独立已为期不远。这一基本心理状态和感情影响了下一代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历史学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W.P.M.肯尼迪的《加拿大宪法》(1922)和C.马丁的《帝国同英联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人的自治意识增强，并接受了美国是真正的世界大国这一事实。一些年轻的历史学家开始研究加美关系，强调北美这两个国家在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共同性。最著名的有J.B.布雷布纳的《新英格兰的前沿地区》(1927)、《1492年～1806年的北美探险者》(1937)、《新科斯舍省保持中立的美国人》，J.W.达福的系列文章《加拿大：美国式的国家》。这一时期篇幅最长的史书是J.夏特韦尔主编，加、美两国学者共同撰写的加美关系卡内基丛书，共25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加拿大历史研究的显著特点就是关心地理环境是否对历史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安德希尔和G.史密斯强调南北政治的联系以及大陆经济的联系。H.英尼斯则强调加拿大文化和内陆经济同欧洲（特别是英国）大都市的联系，认为加拿大资源、产品的开发同欧洲的需求形成了横跨大西洋的东西经济轴。这一观点在D.克赖顿的《圣劳伦斯商业帝国》中得到最典型的体现，这本书虽受英尼斯横跨大西洋经济轴理论的影响，但更强调圣劳伦斯河的中心辐射作用和殖民时期商人对北美大陆经济形成的关键作用，这就是劳伦斯理论。直到60年代，这一理论在史学界始终占主导地位。克赖顿还写有《J.A.麦克唐纳》，书中的麦克唐纳爵士成为加拿大民族意愿的象征，其杰出政绩是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修建成功，将圣劳伦斯河的辐射力扩大到太平洋。W.L.莫顿在其论文《加拿大的克利俄——加拿大历史诠释》中批判了劳伦斯理论，并在《加拿大进步党》和《马尼托巴发展史》中着重研究了被劳伦斯派历史学家忽略的地区。60年代和70年代，加拿大的大学，特别是研究院猛增，从根本上改变了史学的研究方向。加拿大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财政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历史研究、史料编写和出版。一些专业性的学术杂志，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研究》、《劳工》、《城市历史评论》等，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从70年代中期开始，历史学家们纷纷将注意力投向J.M.S.凯尔勒斯和R.库克早就提出的“独特个性”，有关地区、性、社会阶层、城市、种族等历史的研究开始繁荣起来。到80年代末，P.伯顿和P.C.纽曼等“大众历史学家”开始批评学院派的研究艰深晦涩，脱离大众。学院派历史学家也反唇相讥，批评大众派只图扩大书的销路，侈谈捉摸不定的民族共性，简单化、公式化地诠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