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生产结构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ancient China

中国古代农业内部各生产部门或各生产项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及结合形式。生产结构有不同层次，它不但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关系，而且包括种植业、畜牧业等的内部各部门或各项目的关系。不同经济单位的生产结构及其相互联结构成某一地区的生产结构，不同地区的生产结构及其相互联结构成全国的生产结构。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结构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特点和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类型的农业结构 中国自战国以来形成农区牧区分立的格局。大体长城以北、甘青以西是游牧民族占统治地区，长城以南、甘青以东地区则是农耕民族占统治地区。在农区和牧区内部，一些大的河流湖泊流域和沿海地区的居民往往以捕鱼为生，形成渔区；一些大片森林覆盖的地区的居民则往往以伐木和采猎为生，形成林区。但渔区和林区是局部的、占次要地位的；农区和牧区则是基本的和主要的。
广大农区生产结构的特点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多种经营 种植业的内部关系、农牧关系和耕织关系是这种生产结构的三根支柱。在种植业内部，古代种植的作物种类十分丰富。由于长期培育和引进，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种类和比重不断增加，但粮食作物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在粮食作物中，又以禾谷类作物为主。在农牧关系方面，农区存在国家、地主和个体农户经营的三种畜牧业，而个体农户经营的、小规模的、作为副业存在的畜牧业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它以部分农副产品为饲料，而又为农业提供动力和肥料。在耕织关系方面，中国古代主要衣着原料是麻、葛、棉和蚕丝；麻、葛、棉直接来源于种植业（部分为采集品），蚕丝生产亦以种植业（桑树栽培）为基础，是植物性生产和动物性生产相结合、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相结合的特殊生产项目。由于食品中以植物性的粮菜为主，肉类较少，农产品加工备受人们的重视，如把瓜菜果品、鱼肉、蛋类等腌制储存备用，主要是冬季食用，尤有特色的是利用微生物发酵制作酱豉酒醋等。
农区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尤其是战国时代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后，个体小农成为主要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地主一般把土地租给农民分散经营，也有使用雇工或奴婢自行经营的。无论农民或地主，一般都是既种粮，又养畜，并视不同条件各有侧重地栽桑养蚕，种植棉麻、蔬果、油料、染料，樵采捕捞以至从事农副产品的加工，这是农区多种经营的第一种方式。各个农户一般把粮食生产放在首位，但种粮也实行多作物、多品种的搭配，所谓“必杂五种”。畜禽饲养和种植业一样不可或缺，但一般处于副业地位。蚕桑（或棉麻）生产和与之相联系的家庭纺织业是个体农户解决衣着和完纳贡赋的主要来源。农桑并举或耕织结合成为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有的地主经营大小不一的林地，农民多数只能在房前屋后种树，以供农具、家具制作和建筑之用。各个生产单位中渔业生产的有无则因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而异。这种生产结构把农业内部各生产项目有机结合起来，互补互促，使土地、劳动力和各种农副产品得到较充分的利用，增强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上的各种需要。这是其优点。但它以自给生产为主，带有浓厚的自然经济性质，又是其局限性。事实上，由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和基本生产单位规模的狭小，无论农民或地主，其产品不可能完全满足自身的需要，除了自给性生产以外，总要有部分商品性生产，用以交换自己不能生产的必需品。有些农户商品生产部分甚至超过自给生产部分。各地自然条件不同，人们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山区以砍伐林木为主，沿海以生产鱼盐为主，城郊以栽培蔬果为主，而兼营它业，等等。因而畜牧、养鱼、蚕桑、园艺、其他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的生产，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等，虽然一般作为农业的副业存在，但在发展中也部分地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在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实行专业经营，这是农区多种经营的又一种方式，但从总体看，粮食生产仍处于中心地位。
游牧民族区域游猎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是牧民唯一的衣食之源 他们拥有庞大的畜群，牲畜头数往往数以万计、十万计，为他们提供肉、乳、皮毛等主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他们饲养的牲畜有马、牛、羊、犬和农区原来没有的驴、骡、骆驼等。其中羊大约占90%。游牧民族种植业的比重很小，而且采取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其牧业生产的丰歉盛衰受自然条件变化影响极大，造成游牧经济对农区经济的依赖。牧区常常通过各种途径把牲畜和畜产品输入农区，并从农区取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农牧区之间这种经济交流，是中国古代农牧结合的一种特殊方式。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结构概况 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中心是种植业。畜牧业包括农区的国家、地主、农民经营的畜牧业和牧区的游牧业，也比较发达。但农区中国营大牧业的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而且在中唐以后走向衰落；个体农民经营的小型畜牧业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农牧区分离后，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并非都能正常进行。历史上农区牧区互有进退，总的趋势是农区扩大、牧区缩小。尤其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清代，许多传统牧场被辟为农田。这些情形造成了封建社会后期农牧比例的畸重畸轻。中国独立的林业生产出现于战国秦汉，但林业经营在全国农业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中国渔业在整个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随着种植业和养畜业的发展，以及耕地向低地和水面的扩展而呈逐步下降的趋势，但在江河湖泊流域和沿海，渔业长期占有程度不等的重要地位，而人工养殖业不论范围、规模和技术，都在不断发展。中国江淮以南向以“饭稻羹鱼”著称。长江下游人民春秋时代即已利用陂塘养鱼，并逐步把种植业和养殖业结合起来。明清时代珠江三角洲和江南地区的堤塘生产方式，就是上述经验的新发展。农副产品的加工是农业生产的继续，又是从生产转入消费的一个必要环节。它往往依附于农业生产，作为农业生产的副业而存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部分地形成与农业相分离的独立的生产部门。它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与蚕桑棉麻生产密切结合的纺织业，是农业生产结构中仅次于粮食生产的生产项目。中国历史上纺织原料经历了从以丝麻为主到以棉花为主的变迁，而耕织结合则有越加紧密的趋势。
原始农业时代 为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以种植业为主的特点初步形成时期。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结构类型，在中国出现很早。在已经发现的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遗址中，尤其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遗址，绝大部分呈现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部分遗址狩猎或捕捞长期占居重要的或主要的地位。能确定为以畜牧为主的遗址不但较少，而且发生较晚。原始农业生产结构中包含了种植业、畜牧业和采猎业三种经济成分，其变动趋势是农牧业比重由小到大，渔猎采集业比重由大到小；农牧业比重虽然都在上升，但在相当长时期内，种植业上升速度快于畜牧业，当种植业已成为主要生产项目时，畜牧业比重却次于采猎；随着农业继续发展，畜牧业地位才逐步上升以至超过采猎业。在个别地方，出现了以畜牧为主的趋势。中国原始农业时期已形成黄河流域以粟作为主、长江流域及其南境以稻作为主的格局。距今七八千年黄河流域中下游和长江流域下游已出现以种植业为主的定居村落。后世所谓“六畜”，即马、牛、羊、猪、犬、鸡，原始时代已基本齐全。与定居农业相适应，无论南方北方，均以养猪为主，畜圈出现较早。但南方饲养北方罕见的水牛，而无马；甘肃地区原始社会后期形成适于放牧的羊群。中国耕织结合起源很早。距今8000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已出现男性随葬石斧、石铲，女性随葬纺轮、炊具的现象。在原始社会晚期，黄河流域出土了大麻籽、麻布痕迹和陶蚕蛹，长江下游出土了葛布、苎麻布和蚕丝织物。
虞夏至春秋 该时期农业结构是原始时代的延续和发展。“五谷”的形成，独立园圃业的出现，固定牧场的畜牧业，黄河流域蚕桑业的发达，作为广义农业一部分的“虞衡”的存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杂居，是该时期农业结构的若干特点。
中国古代种植业历来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粮食中又以“谷”类为主。所谓“谷”是指籽粒带壳的粮食，不等同于禾谷类作物。故农区人民被称为“粮食之民”。在农业发生之初，人们广泛进行栽培试验，往往多种作物混种在一起，故有“百谷百蔬”之称。以后逐渐淘汰了产量较低，品质较次的作物，相对集中地种植若干种产量较高、品质较优的作物。春秋时形成“五谷”的概念。此外还有“六谷”、“九谷”之称。根据文章记载和考古发现，先秦时代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稷）、黍、大豆（菽）、小麦、大麦、水稻和大麻。以后历朝的粮食种类和构成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变化的。这些作物中，粟、黍、大麻原产于黄河流域，是华夏族先民驯化的。粟、黍对黄河流域自然条件有着天然的适应性，在很长时期内是北方也是全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原产于中国南方，是百越族系先民驯化的。大豆原产于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等若干地区，原始社会末期已在黄河流域种植。小麦则原产于西亚，大约是通过新疆、河湟这一途径传入中原，时间也在原始社会晚期。不同地区作物分布也存在着差异。黄河流域以粟、黍、菽、麦等旱粮为主，长江流域及其南境以水稻为主，北方以黍穄（穄是黍之不粘者）为主，西方以穄麦为主。除上述主要作物外，中国上古栽培过的粮食作物尚多。中国古代也种植块根块茎类作物。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岭南地区农业是从种植块根块茎类作物开始的。
在中国古代的种植业中，除粮食以外，园艺作物占重要地位。中国原始社会已有蔬菜栽培。在相当长时期内，蔬果作为谷类的辅佐，或与谷类混种在一起，或种于大田疆畔、住宅四旁。商周时出现了不同于大田的园圃，有些是从在一定范围内保护和繁殖某些草木鸟兽的“囿”中衍变出来的，有的则是从大田中分化出来的。如西周时有的耕地春夏种菜，秋收后修筑坚实作为晒场。春秋时形成独立的园圃业，有专门从事园圃生产的农户。这时园圃经营的范围与后世园艺业相仿，种蔬菜果树，也往往种一些经济林木。
大麻、苎麻和葛是该时期最主要的纤维植物。大麻最初首先是被当作粮食作物，然后是利用其茎秆纤维的，是元以前中国北方劳动人民的重要衣着原料。大麻种植差不多遍及全国，但主要产区在华北。苎麻原产中国南方，历史上的主要产区也在南方。除麻类以外，属于豆科的葛的藤蔓也曾被用作衣着原料，黄河流域和南方各地均有生产，但以南方为盛，越人及其后裔是织葛布的能手，种葛始见于《越绝书》。
从《诗经》等文献的记载看，西周春秋时代蚕桑生产遍及黄河中下游，人们不但在宅旁园圃栽桑，而且栽种成片的桑田、桑林，丝织品种类也很多。文献中关于蚕桑的记载远远超过了麻，蚕丝显然已成为黄河流域最主要的衣着原料。
该时期种植业虽然已占主导地位，但发展毕竟有很大局限性。当时经济中心的黄河流域的农田主要选择在原隰平衍之地，由于地广人稀，田野不能尽辟，农田一般分布在都邑的近郊，郊外便是荒野，可充作牧场，农田分配中的休闲地也用于放牧。有固定的牧场和休闲地，成为该时期黄河流域畜牧业发达的物质基础和区别于后世的显著特点。在长江下游的吴、越，已出现集中牧养猪、犬、鸡、鸭的大型畜牧场。该时期畜牧业的一大进步是马牛等大牲畜的役用的发展。由于马在战争、祭祀、交通和各种礼仪中的重要作用，被奉为“六畜”之首，并产生以养马为主的官牧。中国古代马政肇始于殷周。一般农户饲养的常畜是猪、狗、鸡，主要供食用。牛较大量被用于耕田，发生在该时期较晚的时候。鸭、鹅等水禽的驯化，在春秋时代以前亦已完成。
该时期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还很多，这些地方盛产林木苇材鸟兽鱼鳖等山货水产。由于种植业还不够稳定，经常受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还不能不以山林川泽的自然资源作为经济生活的必要补充，于是产生了先秦特有的生产项目——虞衡。其内容包括狩猎、捕鱼、采集野生植物，对林木的保护利用等等，属广义农业范畴。它不同于原始社会中单纯攫取式的采猎，其特点是对山林川泽中的自然资源在保护基础上的利用。同时，人工植树造林和人工养鱼在这一时期亦已开始。
与黄河中下游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同时或稍后，中国西部、北部和东部逐步形成一些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首先强大起来的是活动于甘、青、陕北一带的西戎族。他们逐步向中原进逼，在西周中期至战国形成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错杂居的“华夷杂处”的局面。这也和当时黄河中下游以种植业为主的农区呈斑块状分布的情形有关。
战国至南北朝 该时期形成了具有不同类型农业结构的农区和牧区。在农区中，江淮以南是以稻作为主的地区，农业开发尚处于比较低级阶段，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比较重要地位，人们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以粟作为主地区，广大原野已基本上被垦辟出来，种植业在农业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粮食构成的某种变化、大田经济作物的出现、蚕桑业和园圃业的进一步发展，虞衡不复作为独立的农业部门存在，而从中分化出独立的林业和渔业，五谷、六畜、桑麻成为农业生产的三大支柱。这些是该时期农业生产结构的主要特点。
粮食生产仍然是本时期农业的中心，粮食作物种类大体与前一时期相同，但它们各自在粮食构成中所占的地位则有所变化。春秋以后，随着荒地减少，黍在粮作中地位下降。大麻在汉代以后基本上退出粮作行列。春秋中期，齐桓公伐山戎，使当地盛产的“戎菽”在中原传播开来，适应了当时从休闲制转变为连作制保持和培肥地力的需要。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之际，菽和粟并列为最主要粮食作物。这一时期，小豆也被用作粮食。西汉以后大豆种植面积虽然较前缩小，但利用方式多样化。豆豉、豆腐、豆芽和豆酱在汉代相继出现，标志着大豆向加工为副食的方向发展。魏晋南北朝时豆类又被用作饲料作物、绿肥作物，并被广泛用于与禾谷类作物轮作。春秋以来，麦类尤其是冬麦的种植有很大发展，这种发展首先是在黄河下游地区。西汉中期后，冬麦在关中地区迅速推广，不过，这一时期北方人种麦主要着眼于它能解决青黄不接时的粮食供应，以冬麦为枢纽的复种制度尚未发展起来，麦类种植在北方粮作中仍处于次要地位。中国南方种麦始见于《越绝书》，东晋南朝在淮南和江南地区推广种麦亦颇有成效，但当时南方的麦只种于旱地。随着南方人口和农田水利的发展，该时期水稻生产不断增长。北方农田水利的发展也导致水稻生产的扩展，当时利用河水淤灌往往与改种水稻相结合。但水稻在北方粮作中仅占次要地位，生产技术亦远逊于旱作。汉代70～80%的人口集中于黄河中下游，这里的居民以粟为主粮。魏晋南北朝南方经济的发展和麦作的增长尚未能完全改变粟作为最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
这一时期的经济作物已摆脱了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地位，无论作物种类和生产规模都有增长。大麻退出粮作行列后，作为纤维作物的重要性加强了。秦汉时出现上千亩的大面积麻田，从曹魏开始，历朝租调中都有麻布的征收。中国染料生产起源很早，《夏小正》中已有种蓝记载，但当时蓝只是一种园圃作物。汉代有些地方种蓝已形成大规模专业化生产。另两种染料栀和茜，在大城市郊区也有种植达千亩之多的。中国对植物油脂的利用较晚。种籽含油量较高的大麻、芜菁、芸薹虽种植较早，不晚于汉代又驯化了荏（白苏），但都是直接食用，不用来榨油。西汉张骞通西域后，芝麻和红蓝花先后传进中原，榨油技术可能同时传人。西汉时代的《氾胜之书》已有种芝麻的记载。魏晋以后，中原榨取和利用植物油已相当普遍，除芝麻和红蓝花外，大麻籽、芜菁籽和荏也间或榨油。这样，中国才有了真正的油料作物。芝麻原产非洲，引进中原前已在新疆安家，故有胡麻之称。在很长时期内它是中国首要油料作物。
该时期园圃业有巨大发展。《管子·禁藏》估算了个体农户的产值，仅粮食、园艺、畜牧三项计，园艺占总产值25%。这反映了经济较发达地区情况。战国秦汉，出现了大规模商品性园艺业的经营者，并形成了某些果品的集中产区。蔬菜果树种类有很大增加。据《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和《南都赋》的统计，汉代栽培蔬菜有21种，《齐民要术》所载蔬菜增至35种。随着陂塘水利的发展，水生蔬菜栽培有所发展，在《齐民要术》中始见于记载。中国栽培果树种类繁富，世界三大果树原产地中国占其二，即华北地区和华南及其毗邻地区。以华北为中心的果树原产种群，包括许多重要的温带落叶果树，原产南方的则是一些常绿果树。新疆也是著名的瓜果之乡。
战国以前的林业活动 一般依附于虞衡或园圃业，这种情况战国以后发生了变化。汉代地主和农民的生产活动中，一般都有种树和樵采的内容，经营大规模经济林或用材林的亦已出现。《齐民要术》总结了榆、白杨、棠、榖楮、漆、槐、柳、楸、梧、柞和竹的栽培技术，并计算了商品性经营的利润。这些都表明林业已是该时期独立的生产部门。
该时期畜牧业继续向前发展，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国营畜牧业的勃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付在北方崛起的骑马民族。发达的养马业是秦灭六国的重要物质基础。秦统一后以九卿之一的太仆管牧政，下设六牧师令掌边郡养马。汉承秦制，在西北边郡设马苑36所，养马三四十万匹。东汉时西北边郡国营牧场缩小，但开辟了四川、云南的新牧场。南北朝时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北方官牧也很发达，如北魏河西牧场“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后又从这里抽调10万匹战马，建立河阳牧场（在今河南孟县），保卫京师洛阳。这一时期的民营畜牧业也是发达的。地主一般饲养大量牲畜，有的走上专营畜牧业的道路。汉代西北边郡就有不少富埒王侯的大牧主。个体农户饲养畜禽也相当普遍，但规模不大，日益走上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轨道。
蚕桑业在该时期获得重大发展。至迟战国，蚕桑已成为个体农户最主要的生产项目之一。蚕桑和农耕一样，被政府视为“本业”。自东汉末曹操创行租调制以来，绢帛丝绵和谷物一样是每个农户必须向政府交纳的物品，反映了农桑并重、耕织结合生产体制的进一步确立。除了作为农家副业存在、主要为了纳赋和自用的蚕桑业外，还有专业性的、主要为了赢利的蚕桑业，秦汉时山东就有经营上千亩桑田的。丝织品还是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及向西亚各国交换的重要物资。该时期蚕桑生产的重心在黄河流域，汉代尤以山东省的丝织品最为有名。魏晋南北朝时今河北省继起为主要的蚕桑生产中心。在南方，四川一直是全国蚕桑业最发达地区之一，三国时蜀锦为蜀国财政所依重的物资。长江下游蚕桑业发生很早，以后落后于黄河流域，六朝时当地蚕桑业有较大发展，到南朝末年已是“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战国以后捕捞业继续发展，人工养鱼突破了王室贵族园囿的樊篱，成为一种生产事业，部分水产品成为商品，出现了大规模的陂池河流养鱼，管理渔业的专职官吏和渔业税也出现了，这些表明至迟汉代渔业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
战国时，进入中原的戎狄族基本上接受了农耕文明，融合于华夏族之中，在北方则有骑马民族崛起，后为匈奴所统一，于是形成农牧区分立局面。秦汉是农区势力向牧区扩张时期，原来匈奴等游牧民族活动的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成为新兴的农牧区。汉政府在这里大规模移民实边和戍军屯垦，屯田还深入到青海和新疆地区。在东北，汉族势力进入辽河流域，促进了东北各族农业的发展。东汉末以后，原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内迁，十六国、北朝时建立了一些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割据政权，黄河流域一时出现了与汉代相反的牧盛农衰的景象。但这些少数民族都或迟或早接受了汉族的农耕文化。在南方，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农业开发加速进行，采猎经济地盘缩小。因而就全国而言，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结构获得进一步的加强。
隋唐宋元 该时期中国传统的农业结构发生了某些变化。稻麦代替粟成为主要粮食作物，棉花开始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原产于南方的一些经济作物、园艺作物获得长足发展，从园艺中分化出独立的花卉业，水产养殖有了新发展，国营大牧业走向衰落，在起源于东北的若干游牧民族相继入主中原的同时，农耕文化加速向传统牧区扩展。
水稻地位提高主要由于南方的开发。尤其是唐宋以来大量围田和梯田的修建，占城稻引进推广和双季稻的发展，使稻作面积和产量大大增加。宋代，南方人口已稳定地超过北方，标志着水稻成为全国首要粮食作物，这和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是互为表里的。该时期长江下游江浙一带是全国最主要稻米产区，也是全国最重要的粮仓。
小麦收获期恰在春种秋收的传统作物青黄不接之时，有“续绝继乏”之功，历来为政府所提倡，为人民所重视。但它是原产于西亚冬雨区的越年生作物，既不适应黄河流域或冬春雨雪稀缺的自然条件，也不适应南方稻田长期渍水的环境。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中国人民在耕作管理、良种选育、收获储藏和加工等方面创造了一系列特殊的技艺和工具，使麦作获得持续的推广。唐代麦作发展更快，唐初麦、豆尚被认为是杂稼，中唐后实行两税法，夏税主要收麦，反映麦作的普遍。北宋时，小麦已是北方人的常食。绍兴南渡、北人南迁，麦价陡涨，促使南方麦作进一步发展。当时不但“有山皆种麦”，而且实行水旱轮作，在部分水田种冬麦。这样，小麦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传统的黍稷，亦由此被排斥到次要地位。
原产非洲的高粱何时传入中国，目前尚有争议。但西南民族地区应是最初种植地区之一。宋元时始在黄河流域大量种植，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粮食作物。
该时期衣着原料也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首先是苎麻的兴起，苎麻虽起源很早，但真正成为大田作物是在唐宋时代，这时随着南方的繁荣，苎麻繁殖栽培技术显著改进，生产有颇大发展，其地位超过大麻；元代又有向黄河流域扩展之势。中国近代最主要纤维作物棉花原产非洲、印度和美洲。早在汉魏以前，中国西北、西南和南方的若干少数民族已开始种棉，但在全国经济中无足轻重。宋元之际，木棉从华南传到长江流域，适应当时南方由于人口增多对衣着原料增长了的需要，很快推广开来。元代松江乌泥泾人黄道婆在家乡推广和改进海南岛黎族的棉纺工具和技术，促使长江三角洲成为全国棉业中心。这成为中国衣着原料革命性变化的开始。本时期的蚕桑业继续发展。隋唐统一后，黄河中下游蚕桑业获得恢复和发展，当时全国征收的丝织品大部分来自这一地区。安史之乱后，江南蚕桑业发展迅速，北宋时全国25路之一的两浙路向政府缴纳的绢纳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尤以嘉兴一带蚕业最盛。北方蚕桑生产屡遭破坏，但优势并未完全丧失，河北的丝织品质量最为上乘。
该时期油料作物种类增加。宋代大豆已用于榨油。宋代南方多熟种植有颇大发展，油菜耐寒，又可肥地，是稻田中理想的冬作物，又比芝麻易种多收，故很快在南方发展起来，成为继芝麻之后又一重要油料作物。
甘蔗是中国最重要糖料作物。中国南方是甘蔗原产地之一，最早种甘蔗的是岭南百越族系人民。以后扩展到四川、两湖、福建、浙江等地。宋代甘蔗种植已发展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部门，四川等地出现了专业的糖霜户。
中国是茶的故乡。最早利用和栽培茶的是西南的巴族，西周初年已在园圃中种茶和向中原王朝贡茶了。汉代四川已有茶叶市场。巴蜀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中国茶叶生产中心。魏晋以后，茶叶生产推广到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是唐宋时代及以后。唐代饮茶风气风靡全国。入宋，茶已成为和米盐一样不可或缺的日用消费品。西北和西藏的游牧民族也特别需要茶。茶叶成为中央政府向北方和西藏少数民族换取军马的主要物资。许多专业化茶场由此发展起来。中唐以后，茶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从宋代起实行由政府控制茶叶生产的“榷茶”制度。
园艺业继续发展。城市郊区出现许多专业菜农。栽培蔬菜种类更多，白菜、萝卜地位上升，菌蕈已成为重要蔬菜，又新引进了菠菜、莴苣、莙荙、丝瓜、胡萝卜、芥蓝、慈姑等。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热带、亚热带果品生产也趋于繁盛。若干南方常绿果树栽培北限向北推移，形成一些新产区。如太湖洞庭东西山的柑桔产区、陕西南郑的枇杷产区等，四川巴峡间的荔枝生产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又引进海枣、扁桃、阿月浑子、树菠萝、油橄榄等新的果树种类。该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供市民欣赏娱乐的花卉生产有了突出发展，花卉成为重要商品。有的地方出现大面积的花田和专以种花为业的园户，甚至还有专门为人嫁接花卉的“接花工”，标志花卉业已从园圃业中分化出来，成为农业中的独立生产部门。
唐代，国营牧业臻于极盛，唐太宗时陇右国营牧场养马达70多万匹。安史之乱后，陇右陷于吐蕃之手，传统的半农半牧区也多为内迁的党项等族占据。中央王朝的国营牧业失去了依托。北宋牧场多设在农区，农牧争地矛盾严重，马政一蹶不振。政府所需军马，多以茶马贸易方式向西北西南少数民族换取。辽金元时国营养马业仍很发达，但其牧马地不限于汉唐的传统牧场，由于它们实行括马政策，民间大畜牧业也受到了破坏。但该时期民间猪羊家禽的饲养仍有发展。
该时期的人工养殖业也有所发展。中国人工养鱼的种类，最初主要是鲤鱼。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鲤鱼的国家。唐代，青、草、鲢、鳙等鱼的养殖发展起来，形成四大家鱼。宋代，改变捞取鱼卵在池中卵化鱼苗的方法为直接从江河中捞取鱼苗，并解决了鱼苗远途运输中保证成活率的问题，促进了养鱼业的发展。人工养鱼由淡水养鱼发展到海域养鱼，并把野生鲫鱼培育成观赏用的金鱼。贝类的人工养殖也始见于宋代的记载。
在传统游牧民族统治区，农耕文化的因素也在增长。东北地区在辽金两朝种植业有颇大发展；在元朝，蒙古族地区种植业因素增长，单纯游牧的状况有了一些改变。在新疆，特别是南疆自汉代屯田始，农业也有持续的增长。
明清 该时期由于人口激增，对荒山滩涂、边疆地区和传统牧场的垦辟达到了空前规模，种植业比重进一步增加，畜牧业比重进 一步缩小，出现农牧比例畸重畸轻现象。玉米、番薯等作物的引进和传播使粮食构成和作物构成发生新变动。棉花的继续发展完成了衣着原料的历史性转变。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某种地区分工的出现，以及某些生产单位内部生产结构的合理化，也使中国传统农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
明代，中国粮食构成基本上延续宋元的格局，只是稻作由于洞庭湖区、珠江三角洲等重要农区的开发而更显重要。明末宋应星说：“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牟（麦类）黍稷居什三。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四海之内，燕、秦、晋、豫、齐、鲁诸道，烝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之一。”由于玉米、番薯、马铃薯的引进和传播，这种情况也发生了某种变化。按明朝人的说法，玉米原产于“西番”地区，曾进御皇帝享用，故有“御麦”之称。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种玉米颇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成书的《滇南本草》已有关于玉米的记载。玉米起源和如何传入中国内地尚有不少疑问。不过，明朝内地种玉米不多。清代人口激增，民食紧张，玉米开始受到重视。因为这种作物对土壤气候条件要求不高，种收省工方便，高产耐饥，没有完全成熟也可采食。最初，玉米主要在南方各地山区迅速推广，取代原来粟谷的地位。19世纪后，华北、东北等平原地区也开始大量种玉米，玉米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重要作物。甘薯、马铃薯均原产美洲。明万历年间华侨中的 一些有心人冒着风险把甘薯种带回国内，或从吕宋（菲律宾）传入福建，或从越南传入两广，在救荒中起了重要作用。明末徐光启把它从福建引种到江南。清雍乾以后，随着人口激增和贫苦农民为寻求新耕地的迁移活动，甘薯加快向北发展，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获得推广。马铃薯传入中国大约是在17世纪前期，先在台湾种植，然后传入大陆；也有从俄国传入北方的。它逐渐成为高寒山区人民的重要食粮。以上三种作物的推广，使耕地扩展到以前难以利用的贫瘠地区和高寒地区，不但为缓解人口激增所引起的民食问题作出了贡献，而且为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传统的粮食作物中，水稻和小麦又有新发展。在南方，双季稻从岭南发展到长江流域，在北方，水稻种植的北界伸展到新疆的伊犁和东北的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由于洞庭湖区堤垸湖田的发展，两湖代替江浙成为首要稻产区和粮食输出区，明中叶以后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新谚语。四川、两广、江西等地水稻生产也有较大发展。明清时代北方以小麦为枢纽的复种制进 一步确立，长江流域的稻麦复种制获得普及，而东北又成为新的小麦生产的重要基地。
长期的历史发展结果，依次为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甘薯和马铃薯的粮食构成在清代已基本形成。
棉花在中国腹地的传播虽始自宋元，但它作为主要纤维作物地位的确立是在明代。明初，政府给民田规定种棉任务，并允许以棉折粮缴税，促进棉花向全国普及。明末徐光启说：棉花“宋末始入江南，今则遍及江北与中州矣。”清代棉进 一步传到东北等地，清中叶已有棉花、棉布远销国外。棉花和棉布生产程序没有桑蚕丝麻繁杂，而兼有两者优点，不但可以织成“轻暖密丽”的棉布，而且可以直接制作衣被，以至“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棉花之代替丝麻成为主要衣着原料 一方面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另 一方面又加强了小农经济。清乾降年间，江苏东南的松江、太仓一带棉田几占全部耕地的十之七八。黄河流域山东、河南、河北和东北的奉天在明清时代相继成为新的植棉中心。于是出现了北棉南运、南布北运的局面。由于棉花纤维短，只能使用小纺车，单锭手摇为常，设备简单、价格便宜，纺棉比之绩麻和蚕丝更易在个体农户中普及，因此，棉作地位上升导致小农经济耕织结合更趋强化，在外国棉布源源输入的冲击下也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与棉花发展互为因果的是麻布生产地位的明显下降，只在某些生产条件特别有利地区继续发展。葛布则基本上销声敛迹。传统的蚕桑业也在许多地方趋于萎缩，黄河流域的蚕桑业已被植棉业取代。但在南方某些地区，如长江下游的嘉湖地区，蚕桑业不但继续发展，而且扩大到苏南。珠江三角洲则在对外贸易刺激下成为清代新兴蚕桑产区。这样，就造成了蚕桑生产重心的历史性南移。明代兴起于山东的柞蚕业逐步推广到贵州和辽宁等地，成为山区农家的 一项副业。
除棉花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在继续发展。在油料作物中，芝麻种植更加普遍，油菜成为南方第一冬作物，大豆是明清时代重要油料作物，豆饼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商品肥料。东北放垦后成为大豆、豆油、豆饼最重要生产地和输出地。16世纪，原产巴西的花生传入中国。初从海路至闽广，继从闽广至江浙；中世纪中叶以前已扩展至黄淮以北；19世纪又有大花生传入山东等地。花生含油量大，是榨油的好原料，引进后发展迅速，种植儿遍全国，成为最重要的油料作物。山东宁阳县和胶州等地，成为专业性花生产区。甘蔗种植继续发展，福建、台湾、广东、江西、四川出现了专业种植区。如闽南纷纷改稻田为蔗田，广东的番禺、东莞等地蔗田几占耕地一半。而台湾作为新兴蔗区迅速超过大陆。明清茶叶不但有广大国内市场，而且是对外贸易重要物资。南方各省茶叶生产繁荣，出现云南普洱六茶山、福建武夷山等著名茶区。原产美洲的烟草是明清时代传入中国的重要经济作物，明中叶由吕宋传入闽广以至内地，也有从朝鲜传入东北的。17世纪前期已在各地普遍种植，逐步形成一些集中产区和名烟产区，由于种烟利薄，烟粮争地成为严重矛盾。明清时代染料生产也有所发展。福建、江西山区成为蓝靛的特产地。
明清时代中国栽培蔬菜种类更加丰富。如清末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收录蔬菜达176种。新增加的蔬菜中不少是从国外引进的，如原产于美洲的辣椒、番茄、南瓜、菜豆、洋葱、荷兰豆等，均为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末随着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引进中国。甘蓝类蔬菜传入中国也在明清时期。明清时期蔬菜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魏晋时育成于长江下游的菘，开始只能在南方种植，唐宋时通过栽培技术和品种的改良逐步移植于北方，明中叶又培育出不同于原来散叶型的结球白菜。白菜终于和萝卜一起成为中国最主要栽培蔬菜，而原为“百菜之长”的葵菜，明代已很少人种植了。此外，夏季蔬菜在栽培蔬菜中的比重也明显增加。果树种类在明清时代也有增加，杧果、菠萝、番木瓜、番荔枝等均在这一时期传入。现在成为中国北方主要栽培果树的西洋苹果和西洋梨则是清代后期传入的。商业性园艺生产也有发展，如北京郊区菜农有用温室生产冬季蔬菜的。广东、福建盛产果品，一些地方农民多以花果为业。
明清时代商业性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的发展，不但导致同一地区内部的专业分工，而且导致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某种分工。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转向以经营经济作物为主，如江南改以生产蚕桑和棉花为主，珠江三角洲则以蚕桑、果树、塘鱼为主等等。另一些后起农业区，如两湖、四川、江西和东北等，则成为商品粮生产基地。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开始发生某种变化。有些农户已经以商品性生产为主，但他们往往保留或多或少的自给生产成分，作为其商品生产的依托，以致未能完全割断与自然经济的联系。
明清时代种植业在农业经济中的比重又有上升。它是高产作物传播、多熟种植发展和耕地面积扩大的结果。在南方，耕地向以前不能利用的荒山、滩涂发展，西南边疆、沿海岛屿，包括台湾省都获得了开发。在北方，原黄土高原半农半牧地区在明代基本消失后，清代农区又向传统游牧民族统治区扩展，东北成为重要农区，内蒙古阴山长城间的牧区变成以农为主的农牧区，新疆天山南北的屯田也有很大发展。在种植业发展的同时，牧业地位下降，森林资源也遭到破坏。明代国营养马业并不景气。清代合内地和草原为一家，在明代边外的察哈尔、辽宁和甘肃、新疆等地设“牧厂”。但国营牧业的规模已远逊于汉唐。民间养马业衰败。耕牛受到重视，但耕牛不足屡见记载。明清时江南一些经济最发达地区往往以铁搭代替牛犁垦地，重要原因之一是耕牛的缺乏。在大牲畜生产衰落同时，中小型畜禽生产却有一定发展。养猪更为普遍，养猪积肥受到重视。明清时代西南地区养羊业比较发达。太湖流域亦利用桑叶、蚕矢饲养湖羊。由于人工孵化技术的进步，鸡鸭鹅的饲养也有较大发展。渔业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的比重也在下降，但不如畜牧业明显，局部还有所发展，例如明清时代，沿海和台湾人民在海涂凿池或筑堤养鱼，扩大了人工养鱼的范围。贝类人工养殖也有发展，主要产区在福建、广东沿海，种类则有蠔、蛏、蚶、𧒽等。
在宏观结构产生某种失调现象的同时，在微观结构的改善方面却积累了一些新经验。中国南方人民很早就在修建陂塘的基础上把水稻种植和水产养殖结合起来，明清时代又创造了堤塘生产方式。如太湖流域创造了一种把粮食（稻麦等）、蚕桑、鱼菱、猪羊等水陆生产密切联系起来的网络，使各个环节中的废物——茎叶、猪羊粪、蚕矢、河泥等都参加到有机物质的再循环中去。珠江三角洲则用基塘方式把粮、桑、果、蔗、鱼等生产结合起来。关中地区则实行粮食和苜蓿轮作，把种植业与畜牧业结合起来。这些生产结构能形成良性生态循环，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