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争

贯穿于整个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一场文艺论战。主题是：究竟古人高明还是今人高明。这个论战把当时文艺界的大多数人物都卷进去了。认为今不如昔的，以布瓦洛为代表；今派的主要发言人是写神话寓言的帕罗C·Perraulit1628—1703和圣厄弗若蒙(Saint Evremont 1610—1703)，后者指出，当时法国诗人写出了一些坏诗，因为他们要适应古代诗的模式，服从那些和其他事物一起都已被时间推翻了的规则。规则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是一部好书，但是它并未完善到可以指导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各民族习俗不同，时代也一直在变，想永远用一套老规矩来衡量新作品，是很可笑的。他号召：“把脚移到一个新的制度上去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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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争”Ouerelle deo Ancieno et deo Modernes

17世纪80、90年代法国文艺界爆发的一场大论战，争论一直接续到18世纪初。争论的焦点是向古人看齐还是向今人学习。崇古派主张厚古薄今，崇今派推崇厚今薄古。两派论战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文艺复兴过分推崇古人和夸大他们的作用，致使这股崇古之风延续到17世纪变成一种自然的现象；二是法国古典主义者推崇理性、摹仿古代，主张文艺要为绝对君主王权服务，妨碍了作家自由创作和文学艺术的自由发展，因而崇今派力图冲破旧的传统框框，要求文艺反映资产阶级的现实生活，这种努力遭到崇古派的反驳。于是双方展开一场论战。这场论战可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文学家沙尔·佩罗在法兰西学院朗读他的《路易大帝的纪元》一诗为开端。该诗论证今人在物质、精神、艺术等方面都超过古人，尤其在文学上的心理分析更准确，议论的方法更完备。显然，这是在贬低古人，推崇现代作家，向古典主义挑战。当场，以古典主义理论家著称的布瓦洛提出抗议，并拂袖而去。布瓦洛认为古代作家的作品已经至善至美，崇今派作家的作品与它无法匹敌。他的观点立刻得到拉辛、拉封丹及拉布吕耶尔等人的支持。而站在佩罗一边的封德奈尔，贝叶尔，以及宫廷、城市和妇女界中的著名人士奋起反击。各派撰写了大量的战斗性的诗歌、文章、专著，互相批驳、讽刺、攻击。第二阶段是以贺达·德·拉·谟特为代表的崇今派同崇古派代表达西尔夫人之间，于1714年重新开始的论战。前者挑剔达西尔夫人翻译的荷马史诗《伊利昂纪》漏洞百出；后者发表小册子《败坏风格的原因》来捍卫荷马，得到封德奈尔的坚决支持。崇古派代表让·巴斯蒂特·卢梭则发表讽刺小诗迎头痛击崇今派。两派争论直到达西尔夫人于1720年逝世才平息。尽管从文艺复兴以来，崇古派雄霸法国文坛，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崇今派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创作原则，顺应历史发表的总趋势。崇今派的崛起标志古典主义的衰落，预示着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的曙光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