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

司马迁提出的美学观点，他认为优秀的作品大抵是作家抒发内心郁结的愤懑情感所作。《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孔子膑脚，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认为历史上伟大作品，都是其作者遭磨难的释愤之作，以著书抒发对环境和现实的义愤，以待后世公正评判。“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戳辱，传畸人于千秋”的司马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以其“发愤著书”的行动和思想，将创作建立于对社会不平和现实黑暗的批判，和个体人格的独立不移的个性充分肯定基础上，要求文艺直面个人与社会的尖锐冲突的现实，突出文学的批判精神，突破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创作思想，既强调了主体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又突出了个体情感表现的社会意义，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发愤著书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史记·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