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社会福利

当代社会中社会福利思想的新发展，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属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广义的社会福利可以被理解为一切旨在改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社会措施。联合国有关机构给社会福利所下的定义是： “社会福利是社会服务与机构间的有组织联系，在于协助个人和团体，在契合其家庭和社区需求的原则下，获取生活、健康及人际关系各方面的满足，俾使其能充分发挥潜能并增进福祉。”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福利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的 “大同”思想一样，最初都是传统社会里人们对理想社会的企望。比如，古希腊的“幸福论”认为： 幸福要与别人分享才能得到，富人要获取心灵的满足，要得到社会的好感和颂扬，从而树立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就要乐善好施，帮助穷人。古罗马的“责任观念”认为：富有者有责任帮助不幸的人，帮助别人又不使受助者难堪，是最高尚的善举。这种居高临下的恩赐式的慈善是社会福利思想最初的实践。
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的工业革命时代，作为资本主义思想核心的新教伦理把贫困看成是个人的罪恶，主张用惩罚矫治的方法来对付有劳动能力的贫民，把他们送进贫民习艺所，用皮鞭和枷锁强迫他们从事非人的劳动。这种思想最早在欧洲被普遍接受，而由英国政府将它融进社会立法之中，这就是著名的 《伊丽莎白济贫法》。这种非人道的“国家济贫”制度实际上是社会福利思想的异化。
本世纪以来，在对国家济贫制度的扬弃的基础上，出现了有关社会福利的 “残余说”和 “制度说”。“残余说”认为，社会福利是一种应急措施，它是在正常的社会机制运转失灵因而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时才提供的，因此，社会福利常常以 “专为社会弱者服务”的面目出现。“制度说”则认为，社会福利是任何社会都必需的重要的职责和功能，主张应该积极地为个人和群体服务，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发展并有所成就。
最初，人们普遍接受 “残余说”，因为它与传统观念较为接近。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冲击了被动的“残余说”，于是“制度说”开始占上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发达国家以此为指导思想，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但是，由于福利一词的涵义过于宽泛难于把握，加上经济发展顺利时的盲目乐观，造成了50～7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过于发展，到70年代进入滞胀时期后，普遍陷入了财政危机。
在对以往社会福利思想进行了反思之后，人们回到了现实的基础上，抛弃了对社会福利过高的奢望，提出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会福利思想。它不再是享乐主义的，也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许诺。它要求以人为中心来设计社会福利制度或计划，立足于社区生活和社区发展，重视动员每一个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启发人们挖掘自身的潜力，强调人的尊严和自我实现，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同时，它也注意与整个社会一经济的同步、协调的发展，进而造就一种更为公平、更为进步，能促进社会持续地发展和繁荣的社会福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