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播结构

从文化遗产对人的影响的角度，对我国古代历史性的传播活动的发展所作的模式化说明。1988年提出。其模式如图所示：

其中A表示古代经典性历史文化遗产，在传承发展中始终是一个“核”。B、C……部分表示随时代发展创新的经验、观念，是在几乎全盘继承了旧文化以后衍生（非分化）出来的，同古代经典或历史遗产之间的界限往往很模糊。整个历史性的传播活动，犹如滚雪球，各时代的传播都越来越远地脱离原来的文化核心，但又不能彻底脱离这个核心，受到巨大的历史负担的约束。在这个传播结构中，信息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旧的遗产（特别是经典性文献），一是现实生活。作为遗产的部分，一直处于主导的、先决的地位，后代的创新部分则一直处于依附地位。这种传播结构在文化功能上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虽然每一层的新的传播活动都意味着对遗产的新的偏离，但由于不能彻底摆脱遗产的制约，遗产本身在历史运动中日益变得庞杂、沉重起来，使偏离性的创新最终反而导致了遗产因袭性的加强，使后代承受更大的负荷。（二）传播活动的时态极不清晰，阶段界限十分模糊，遗产与创新部分几乎呈同时态共存状态。任何创新都以向遗产认同为标志，以此掩饰其对遗产偏离的真相。（三）这种传播结构决定了人们观念的发展往往具有因袭性、求同性和折中性，缺乏革命性、求异性和偏激色彩，传统文化意识的发展缺乏阶段性跃进。研究者假设的另一“历史—传播结构”如下图所示：

在这一结构中，每一层次都是对前一层次的扬弃，创新是先导和目的，继承服从创新的需要。继承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实现创新的必要过渡条件。在这种链式结构中，传统是文化机体的生命基因，但不是文化机体的头脑或心脏。在这种传播结构的每一层次的进步中，创新者都可以找到一个全新的起点。它能够积极地吸纳其它方向的信息，创新的信息来源并非只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