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税法

041 历代税法

古代各朝征收赋税的法律。中国赋税制度起于夏朝，《史记·夏本纪》：“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贡、助、彻分别是定额纳贡、力役剥削、实物租赋制度。西周税法已近完备。《周礼·大宰》：“以九赋敛财贿。”九赋是：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县、邦都、关市、山泽、币余之赋；包含田赋、人头税、商税、货税。春秋时“履亩而税”，按土地之数量、质量征收差额赋税，如鲁“初税亩”。战国时为征战，更重赋税。《史记·商君列传》：“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而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为田而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秦改革赋税制度，既征田赋，又征户赋。秦始皇统一后，于前216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让地主和农民自报地数，按定制缴纳赋税；在《田律》有具体规定。此外还征“户赋”、“口赋”。汉承秦制。秦、汉而下直至清朝，无不将地、户、丁为征调赋役的对象，仅名称和作法有别。如汉初鉴秦亡，实行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但除征田赋外，加重“算赋”、“口钱”、(人头税)和“更赋”(力役之征)。后经魏武帝计亩而税、计户而征，至晋武帝于280年颁布“占田令”，按丁男、丁女、次丁男、次丁女规定田租。北魏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令》，翌年颁布租调法令，规定给男、女人口授田数量及交纳租粟、调帛定额。并建立邻长、里长、党长的三长制，由三长清查户口、征收租调和徭役。北魏后，北齐、北周、隋及唐初，都颁布过类似的均田令及租调法。唐武德七年(624)颁布“租庸调法”，规定每丁年纳租粟、服役及随各地所产缴纳绢、绵、布、麻的定额。里正和州、县官吏负责授田、收田，征课赋税；唐律规定，三事失一者处刑，课税违期不交或擅自赋敛亦处刑。租庸调法促进了农业生产，唐朝一度兴盛。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以丁户为本的租庸调法不再适用。德宗建中元年(780)改行两税法，从按人丁课税转到按财产课税；由此农民的赋税虽稍轻些，但土地兼并再无法抑制。两税法合并各种捐税，分夏秋两季征收，而简化税制，故宋、元、明、清皆兼用，只夏秋起征和截止时限各略有不同。但各代除两税外，常有苛捐杂税。如五代十国的“身丁钱捐”、“身丁米麦”、“身丁钱米”、“丁几盐钱”、皮革、角筋、农具、鞋钱、曲引等，宋归纳为“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北宋中叶，王安石变法有方田均税法、募役法属赋役之法，因豪绅大地主和守旧派官僚极力反对，很快被废除。南宋赋税苛酷，两税及其他赋税较旧定额竟都提高5—7倍。元代赋税亦苛重。在北方，有“税粮”和“科差”；税粮分丁粮和地粮，科差分丝料和包银。在南方，沿用南宋税法，“税随地出”。明初，仿两税法，核定全国田赋。夏税秋粮均以米麦为纳税标准，称“本色”，按值折纳他物称“折色”。其数额列于户口册，称“黄册”，详细登记居民的丁口与产业。政府年审一次。洪武二十年(1387)，又普遍丈地，编制鱼鳞册，详载每乡每户土地亩数和四至，并绘图。此后，明朝政府根据黄册和鱼鳞册摊派赋税徭役，并限制人民迁徙。至明中叶，创立“一条鞭法”，并赋与役为一，以各州县田赋、各项杂派、均徭、力差、役差、里甲等编合为一，除秋粮外，一律改收银两，计亩折纳，总为一条。将徭役银摊入地亩。至明末，加征辽饷、练饷、剿饷，骤增重负，一条鞭法遭破坏。清入关后，宣布用一条鞭法征派赋役，免除三饷和一切杂派。但军需不断，常横征暴敛，杂派无穷。康熙时丁银极重，农民逃亡拒征。康熙五十一年宣布，以五十年(1711)全国丁银额为准，后所添丁不征，美名曰：“圣世滋丁，永不加赋”。至雍正时(1723—1735)，丁银随粮起征，地丁合一，其后成为清朝划一的赋税制度。结束了长期地、户、丁分别征税的混乱现象，完成了人头税归入财产税的过程。历代封建王朝除了重视上述赋役的税法之外，也还重视商税，亦收盐税、茶税、矿税、契税等税收；尤以商税为要，商税也发达。商税主要有市税 (市租) 和通过税(关税)两项。商税始于西周，《九赋》之“关市之赋”即是。以后历代皆征市税，而通过税征与不征时有变化。大抵全国统一时期无通过税，如秦、汉，安史之乱前的唐；但明例外，在交通要道设关卡，征通过税，且关卡林立，万历时竟至商旅绝迹。但规定外贸关税却维护了国家主权，《明律·户律》：“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即将物货尽实报官抽分。”《纂注》云：“抽分，即其货物十分而取其一也。”而清沿明制，虽全国统一也分设户部、工部税关数十座，征收衣、食、用物税及货税四项；通过舟船之津兼收船税。商品经济发展后，关税越严。乾隆时编制了《钦定户部则例》，实为封建经济法规。其中“关税”5卷、“税则”29卷，详细规定税关设置、税额、税率。各关官弁争相苛征。乾隆、道光年间，关税年额达400—500万两以上，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1/10。至于市税法令，历代都比关税还苛。汉代重课商人，出“算钱”，商贾加倍。课税于缗钱，令商人“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晋行“散估之制”，《隋书·食货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宋、齐、梁、陈沿用之。隋至唐初，商税较轻。安史乱后，巧设名目，肆意征收，有“借商”、“质钱”、“率贷”、“阅商贾钱”等。宋代对城市店铺课“住税”，税率千钱三十。明初规定“商税俱三十分税一”，而买卖田宅头匹时，规定立契，除正课外，征收契纸铜钱40文，为契税之萌芽。施行钞法后，将契费提高5倍。更加税率不断提高，杂派增加，胥吏勒索，商人难忍。明律严禁匿税漏税。清代咸丰(1851—1861)以前，因袭明代税制，而增有契税、当税和牙税等。当税是当铺的营业税，牙税是牙行的营业税。乾隆十四年(1749)定契税法，对契约的印制、填写及保存、盖印等有详细规定。顺治九年(1652)制定典铺税例，康熙五年(1666)又规定当铺征税制，雍正六年(1728)制定当帖规则，令纳帖税。以后增加各种附加税，当税亦渐高，每年五两者至光绪年间增至5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