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脏腑学说之研究

脏腑学说，是以五脏为中心，研究人体脏腑、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辨证论治及其予防等相互联系的学说。此一学说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了历代医家的充实和完善，从而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脏腑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从战国至三国时期，中医学脏腑的生理学、病理学及辨证治疗学，均有了比较完整的论述，初步形成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脏腑学说。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有《内经》(即《素问》和《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中藏经》等。
汉代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方法，虽系外感病的辨证总纲，但从实质上看，却反映了脏腑及其所属经络在受病时所出现不同类型的病理变化和临床特征。太阳病主要反映膀胱或小肠的病变，部分还反映肺的病变； 阳明病主要反映胃及大肠的病变；少阳病主要反映胆或三焦的病变； 太阴病主要反映脾的病变； 少阴病主要反映心或肾的病变； 厥阴病主要反映肝或心包的病变。由于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所以六经病中均有心的证状。可见，六经病联系着整个五脏六腑。《金匮要略》是从脏腑经络之理论出发，将《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作为总纲列为首篇，认为脏腑经络机能失调，是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根本原因。全书主要以脏腑辨证为纲来治疗杂病，包括内、外、妇等科疾病在内。如《水气病脉证并治》和《痰饮咳嗽脉症并治》，指出水气病有五脏水之异，痰饮病有水在五脏之别。并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及“四季脾旺不受邪。”的防治机理，对后世颇有启发。可见，《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不仅发展了《内经》中脏腑学说的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为脏腑学说的临床应用打下了基础。其处方用药，经长期的实践证明，是为运用脏腑辨证论治最早，且较完备，而有实用价值的中医古典著作。
晋代医家王叔和撰《脉经》，主要总结了二十四种脉象及其反映的病证。王氏在《两手六脉所主五脏六腑阴阳顺逆第七》说： “肝心出左，脾肺出右，肾与命门俱出尺部。”又说：“脉长而强，病在肝，脉小血少，病在心； 脉下坚上虚，病在脾胃； 脉滑（一作涩）而微浮，病在肺；脉火而坚，病在肾。”(《迟疾短长杂脉法第十三》)明确地指出了左右手寸、关、尺三部分候脏腑的部位及其病脉。针灸学家皇甫谧所撰《针灸甲乙经》，是一部系统论述针灸的专著。但其中论述脏腑的生理、病理及证候表现者，却有五卷之多。如在《脾胃大肠受病发腹胀满肠中短气第七》中对脾胃之寒证、热证及寒热错杂证的病机、证候，抓住要领，论证明晰。
隋代著名医家巢元方所撰的《诸病源候论》，这是我国第一部以脏腑学说为核心，系统论述中医病因、病理学的专著。如中风以五脏分证； 对五劳、六极、七伤，均归于虚劳范围，也以五脏为纲，分述各种虚劳证。该书又专列《五脏六腑病诸候》、《心痛诸候》和《脾胃病诸候》，以探讨脏腑诸疾的病因、病机及其证候。对于妇、儿、外科诸疾，均以脏腑（经络） 气血的虚实状态来论证病理，为进一步探讨、研究和发展脏腑学说有关病因病理学的理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所撰《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一至二十一，专门系统地论述了五脏六腑脉、证的虚实寒热和治疗方法。在他晚年所著的《千金翼方·卷一》中，亦载有“补五脏药品，”王焘的《外台秘要》，是一部总结汉唐时期医疗经验的治疗学巨著，亦是运用脏腑理论总结各种疾病治疗经验的参考资料。
宋元时期，医学界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医学流派不断涌现，促进了新的医学理论之产生，从而发展了脏腑学说。金代医家李东垣对脏腑学说的贡献，主要在于脾胃学说方面。叶天士曾说：“脾胃之论，莫详于东垣。”(《临证指南医案》)李氏专著《脾胃论》，认为“元气之不足，皆由脾胃之气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脾胃俱旺，则能食而肥； 脾胃俱虚，则不能食而瘦。”(《脾胃胜衰论》)所以主张“诸病从脾胃而生。”并以大量篇幅论证“脾胃虚”或“胃虚”是脏腑经络及九窍发生病变的根本所在，反复阐明诸病皆从脾胃虚而生的论点。因此，强调治疗各种疾病，均应以调理脾胃为主，用甘温药补益脾胃而负盛名，故后世称他为“补土派”。李氏提出的“甘温除大热”，在中医治疗学上是一个突破，对于脾胃气虚引起的发热确有疗效，影响较大。在脾胃病的护理上，李氏写了《脾胃损在调饮食适寒温》及《脾胃将理法》二章，从脏腑的整体机能上，较全面地阐述了脾胃病的用药及护理措施，对临床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宋代医家钱乙撰《小儿药证直诀》，主要以脏腑的病理立论，根据脏腑的虚实寒热而论证小儿病证。如《五脏所主》、《五脏病》和《胃气不和》等，比较系统地叙述了脏腑辨证及处方用药的原理，为后世儿科脏腑辨证开创了先例。他所提出的“脏腑脆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论点，是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卓越贡献。医家许叔微，重视脾肾，而以肾为主，在其所著《普济本事方·补脾并补肾论证》中说：“因肾气怯弱，真元衰劣，自是不能消化饮食，譬鼎釜之中，置诸米谷，下无火力，虽终日米不熟，其何能化。”所以许氏主张补脾“常须暖补肾气。”(《八味肾气园并论证》)
元代医家朱丹溪，他强调“相火”的重要作用。在生理上，认为人体“肝肾之阴，悉俱相火”，“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格致余论·相火论》)并提出人之阴气“难成易亏”的论点。在病理上，则结合自己的临床体验，认为相火最易受色欲的刺激而妄动，致使肝肾之阴耗损不足，成为各种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如说：“主闭藏者肾也，司踈（踈即疏字）泄者肝也， 二脏皆有相火， 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 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踈泄矣。”(《阳有余阴不足论》)主张“阳有余而阴不足”之说，治病主张应以补阴为主，后世称其为“滋阴派”。同样，朱氏亦很重视“人以胃气为本”，主张“病邪轻而药力重，则胃气受伤，……唯与谷肉果菜相宜。”(《气逆论》)“粳米甘而淡者土之德也，物之属阴而最补者也。”(《茹淡论》)说明朱氏在脾胃学说上的观点是，“重胃气，宜食养”，其重点还在于养胃阴。
医家张元素，著《医学启源》及《珍珠囊》。从脏腑的虚实寒热的演变论述脏腑的病机，则对后世脏腑辨证有较大的影响，并根据脏腑疾病的不同证型，将治疗原则及药物明确而具体地规定下来，从而使脏腑辨证用药有了准则。他还结合药性，创立药物归经之说。
明清时期，脏腑学说，通过临床实践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深化，其著名医家及其成就主要有张介宾、赵献可、孙一奎等对肾与命门关系的研究。自《难经·三十九难》提出“左为肾，右为命门”的观点和“命门者，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等重要生理功能之后，直至明代，始为医家所重视，堪称肾与命门理论研究的极盛时期，对命门功能的认识日臻完善，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其论说主要有：
❶命门在两肾之间：其代表为著名医家张介宾和赵献可。张氏同意《难经》“命门真气与肾通”的观点，但不同意“左为肾，右为命门”的说法。他认为“命门居两肾之中。”(《类经附翼·求正录》)“命门总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三焦包络命门辨》)他对命门功能的认识说：“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火之宅，五脏之阴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非此不能发。”(《景岳全书·传忠录下》)又说：“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类经附翼·求证录》)说明他认为命门有水火之分，包括元精和元气。后世所称的肾阴即元精或元阴、真阴、真水；所称的肾阳亦即元气或元阳、真阳、真火。由此，张氏对命门功能的认识是，人体五脏六腑之阴都由肾阴来供给，五脏六腑之阳又都由肾阳来温养，肾阳即命门之火。赵献可，对肾与命门关系之研究，基本是一致的。(见《医贯·内经十二官》)唐代王冰所提“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著名论点，至明代广泛用于临床，颇具指导意义。
❷命门为肾间动气： 其代表为明代医家孙一奎，在所著《赤水玄珠·医旨绪余》中说：“命门乃两肾中间的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本。”他所指的命门，从位置上说，似与张介宾所说一致，所不同者，认为命门之作用“谓之阳则可，谓之火则不可。”(《医旨绪余·右肾水火辨》)
❸两肾总号命门： 其代表是明代医家虞搏，在所著《医学正传》中说：“夫两肾固为真元之根本，性命之所关，虽为水藏，而实为相火寓乎其中，愚意当以两肾总号命门。”虞氏认为命门相火与人之性命至关重要。命门为相火之说，为后世多所采用。总上所说，对于命门位置的争论，临床上似无实际意义，而对于命门作用的认识，则应值得注意。多数人主张命门具有“火”的作用，为十二脏之化源，关乎着人之生命。
医家薛立斋、李中梓等，均重视脾、肾在人体的作用。薛氏在《明医杂著》中注王节斋《补阴丸论》说：“肾经阴精不足，阳无所化，虚火妄动。”李中梓明确提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卓越见解，(《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及“乙癸同源，肝肾同治”的主张，至今深为中医界所遵循。医家李梴，在所著《医学入门·脏腑》中说：“心者一身之主，君主之官。有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居肺下肝上是也； 有神明之心，神者，气血所化，生之本也，主宰万事万物。”李氏是中国医学史上首次提出心有“神明之心”和“血肉之心”，打破了一千多年来，一直被认为心具有“主神明”和“主身之血脉”的两种功能的传统观念，所谓“神明之心”，实指大脑的主要功能，“血肉之心”即司血液循环的心脏。李氏对心功能认识的区别，确是中医理论上的一大贡献。
医家喻嘉言著《医门法律》，在《卷一·经络论》中指出：“凡治病，不明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又提出“人之脏腑以脾胃为主。”(《先哲格言》)在发病学上，又以脏腑之虚为基点，提出“风中五脏，其来有自脏气先伤，后乃中之”的看法。(《卷三·中风门》)说明喻氏非常重视脏腑理论在临证上的实际应用。外科学家陈实功所著《外科正宗》，是一部以脏腑论述痈疽疮疡的发病和治疗的专书。如说： “痈疽皆出于脏腑乖变，开窍不得宣通而发也。”(《痈疽原委论第一》)“痈疽，脑项疔毒大疮，形势虽出于外，而受病之源实在内也。及其所治，岂可舍于内而治外乎。”(《痈疽治法总论第二》)并认为脾胃是“命赖以治，病赖以安”的脏腑，因而把调理脾胃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
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一书，他敢于疑古，重视实践，对我国解剖学和脏腑学说的解剖学基础，作出了新的贡献。在《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中，既收载《古人脏腑图》，又绘制《亲见改正脏腑图》，纠正了一些错误。他的《脑髓说》在当时也确是一大进步。医家王旭高著《西溪书屋夜话录》，对肝病的分类和治法颇有创见，从而发展了脏腑学说在临床上之应用。他把肝病分为肝气、肝风、肝火三大类，治疗上提出疏肝、柔肝、温肝等十三法，每法举出相宜之药物，故对后世治疗肝病广开了门路，正如所说：“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医家沈金鳌著《杂病源流犀烛》，把脏腑论病列为该书分类之首，对五脏六腑疾病的源流、生理、病理治疗的论述极为详尽。
温病学家叶天士，著《温热论》，所创立的卫气营血辨证方法，实质上也是以脏腑分证为基础的。叶氏对脾胃学说贡献卓著，除了李东垣益气升阳治法外，又提出“养胃阴，降胃气”的治法，使脾胃病的治疗日趋全面。他还提出“六腑以通为用”的论点，对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傅山所撰《傅青主女科》，突出肝、脾、肾三脏在妇科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性，通过妇科的临床实践，发展了脏腑学说，并有较深的影响。
近百年来，由于现代医学的传入，给中医学术带来一定的影响。许多中医自发地学习现代医学，接受西医知识，并在理论上探索中、西医之异同，遂出现了具有进步思想的中西“汇通派”。持这一学术观点的主要代表有唐容川、朱沛文、张锡纯及恽铁樵等。
此外，清代医家费伯雄，著《医醇賸义》，对燥、火二证研究较深，并以脏腑分证论治，对临证有较好的参考作用。曹炳章著《彩图辨舌指南》，专列了《辨舌审内脏经脉之气化》和《辨舌察脏腑之病理》二章，比较详细地阐明舌诊在诊断脏腑病证上的重要作用，强调察舌“尤以察胃气为至要。”吴师机著《理瀹骈文》，则主张“外治与内治一理”，论述专用膏药等治疗脏腑病证及其它病证。
脏腑学说的现代研究 建国以来，在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针指导下，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使脏腑学说的研究进入新阶段。从1959年起，上海就开始从临床着手探讨“肾”的物质基础； 1975年起，开始对脏腑学说中的脾胃学说进行了研究。脏腑学说研究的主要成就，是对“脾”、“肾”两脏实质的探讨，其次是对舌诊的研究，初步证实舌苔及舌质的变化与内脏的病变确有一定的关系。
上海市中医学会编的《藏象学说的理论与运用》一书，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总论，中篇为各论，下篇为在各科中的运用，为脏腑学说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参考。
湖北中医学院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人民日报》1962年5月29日发表的“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一文，论述了脏腑学说在中医学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价值，将脏腑学说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而提出，其主要论点为：
❶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可将这个理论体系中的经络、营卫气血、津液、精、神等一些基本理论，概括地统一起来。
❷脏腑学说，是认识和研究机体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的理论概括。
❸脏腑学说，是以五脏六腑为中心。
❹脏腑之间的内在平衡协调、整体统一，是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主要基础。外在环境对机体所发生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改变脏腑之间的协调状态反映出来。
❺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主要和脏腑的功能状态有密切的关系。
❻脏腑学说，是从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现象和变化，认为人体内具有与宇宙事物变化的类似规律，并采用了阴阳五行学说来阐明自然界与人体和人体内一切对立统一的生理、病理现象，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有机联系，从而形成了祖国医学对机体整体统一的认识和“天人相应”的观点。
❼阴阳五行学说，可以看作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说理工具。
❽脏腑学说是指导辨证施治的主要理论根据。
❾脏腑学说给医学科学提供新的研究内容。
❿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学进行研究，首先是对其基本核心脏腑学说的研究。上文发表后，各中医学院除赞同其主要论点外，并作了经络学说应与脏腑学说同列为中医理论体系核心的宝贵补充。
脏腑实质等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脾实质的研究动态 脾胃学说，是脏腑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其研究的初步结果看，脾除了包括消化系统的主要功能外，还包括了植物神经、代谢、免疫、内分泌等多种综合性功能系统在内。
(1)“脾”与消化系统关系的研究：北京中医研究院对脾虚病人采用木糖排泄试验，血清胃泌素含量测定，尿淀粉酶活性测定，放射性同位素碘⁽¹³¹⁾作消化道排空试验，结果发现多数病人的小肠功能减退，血清胃泌素含量降低，胰分泌淀粉酶活性降低，消化道排空速度加快等。这些变化，总的反映出胃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减弱，为“脾失健运”的理论提供了科学的客观依据。广州中医学院根据“脾开窍于口”、“涎者脾之液”的理论，通过对唾液淀粉酶活性的测定，发现脾虚患者的唾液淀粉酶活性在酸刺激后降低。广州部队总医院报告部分脾虚患者（慢性痢疾）血清淀粉酶活性偏低。南京医学院等对脾虚泄泻患者作X线消化道钡餐透视检查，发现半数以上有胃肠功能紊乱和器质性病变，其中以小肠功能异常占多数。上述研究结果，说明“脾”的实质主要是指消化系统的消化、吸收、运送营养的功能。
(2) “脾”与植物神经系统关系的研究： 南京医学院发现部分脾虚腹泻患者出现结肠腺体增大，分泌亢进而且有粘液大便等现象，说明脾虚泄泻患者有植物神经功能异常的情况，并对七种健脾方剂作了动物试验，证明药物对肠运动起调整的作用。第一军医大学对溃疡病通过钡餐透视发现脾胃虚寒型张力较高，空腹滞留液较多，显出分泌功能旺盛，说明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占优势； 而寒热错杂型则表现出相反的结果。同时对79例进行了脑电图检查，结果发现脾胃虚寒型的77.8%呈α型及阵发性Q型脑电波，提示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过程较强，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占优势； 寒热错杂型的59.25%呈β型及混合性脑电波，提示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较强，交感神经兴奋性占优势。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用改制的CR-ST-1型数字体温计，对溃疡病和慢性胃炎患者，进行胃内温度测定，并以正常人胃内温度作对照，发现溃疡病之热证与寒证及正常人三者之间，差异非常显著，即寒证时胃内温度偏低，热证时胃内温度偏高。慢性胃炎之热证与寒证及慢性胃炎热证与正常人相比，亦有明显差异，而寒证与正常人相比差异不显著，但对寒热证的判断仍有参考意义，认为寒证均为脾虚，热证部分为脾虚。南京中医学院在检查“慢支”病人植物神经功能时，发现其中阳虚型，特别是脾虚型患者副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偏亢，而排痰量随脾虚的严重程度而增加，并且认为支气管粘液腺的增加和分泌亢进，是“脾为生痰之源”的物质基础，这种分泌亢进与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偏亢是有一致性的。以上实验证明，中医“脾”的实质与植物神经功能的关系比较密切，其中副交感神经偏亢的现象比较普遍。
(3) “脾”与机体代谢系统关系的研究： 有以下三方面。
蛋白质代谢： 南京医学院和南京中医学院，发现血清白蛋白低于正常的病例，经过健脾方剂治疗后有所恢复。青海省中医院，对脾虚腹泻患者测定血清总蛋白，也有偏低倾向，治疗后也有上升情况。广州中医学院试验证明，黄芪、大枣等补脾药，能提高家兔实验性肝硬化后的血清蛋白的含量。这些资料，初步提示脾与蛋白质代谢有一定的关系。
糖代谢： 南京医学院和南京中医学院，观察49例脾虚患者的葡萄糖耐量实验，结果9例空腹血糖低于正常，服葡萄糖后2小时却有6例血糖高于正常，2例低于正常。广州中医学院分别用附子理中汤与四君子汤作小白鼠动物试验，结果证明，这两个健脾方剂均能使肝细胞糖元含量有较明显的增加。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在动物试验中，用组织化学染色法和生物化学检查法，均发现扶正培本、益气养阴的药物，使心肌核酸和糖元含量较对照组明显增多。以上情况初步证明，中医“脾”的功能与糖的代谢有一定关系，给治疗上提供了实验依据。
水盐代谢： 第一军医大学，发现“慢支”及溃疡病脾虚型患者唾液内含钠量高而含钾量降低现象，由于肾上腺皮质激素，特别是醛固酮能促使唾液腺保钠和排钾，提示脾虚患者的电解质失调可能与肾上腺皮质功能不足有关。肾上腺皮质功能不足的早期，可能表现为脾虚，晚期才表现为肾虚。在测定“慢支”病人的排尿量及排痰量时，发现脾虚越甚则尿量越少而痰量越多，提示脾虚病人有“水湿内停”及“积液成痰”的情况。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用FM-2型冰点渗透压计，对胃肠道疾病患者的唾液作了渗透压测定，发现肝胃不和型的渗透压显著升高，而脾胃虚寒型、肝郁脾虚型及胃阴不足型均不显著，提示“脾”功能在调节水盐代谢方面有一定的作用。此外，广州部队总医院、157医院及河北医学院，共检查慢性痢疾患者147人，发现基础代谢率低于正常者109例，其中90%以上为脾虚病人，经健脾治疗后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说明基础代谢率低是脾虚致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这些均初步提示“脾”与能量代谢有关。
(4)“脾”与免疫系统关系的研究：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对脾胃病辨证分型中属脾虚者，测定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均比正常人为低。观察到补脾益气方药(党参、白术、茯苓)煎剂，有促进细胞免疫及增高血清免疫球蛋白G的明显作用。广州中医学院、157医院观察慢性痢疾病人，经健脾治疗后，白细胞吞噬指数及凝集素滴定度明显增加。南京医学院和中医学院，对脾虚泄泻患者作玫瑰花瓣形成试验，发现形成率较对照组明显偏低，经健脾治疗后复查，绝大多数患者均有所上升。直肠粘膜活检，还发现浆细胞、淋巴细胞、肥大细胞等与免疫有关的一些细胞，数目较正常人明显增多，提示脾虚时免疫功能有一定的改变。由上可知，“脾”与免疫系统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5)“脾”与内分泌系统关系的研究：第一军医大学对100例溃疡病人测定尿17-酮类固醇，为普遍低于正常值，这可能与各型溃疡病均有不同程度的脾虚见证有关。而尿17-羟类固醇除肝郁型6例外，均偏于正常值高限。又发现“慢支”脾虚患者唾液腺排碘量低于正常人，说明脾虚对碘代谢有紊乱。南京医学院及中医学院，对95例脾虚泄泻患者也作了尿17-酮和17-羟类固醇的测定，结果表明，女性脾虚组病人的17-酮及17-羟类固醇均较正常对照组低，而男性组未见显著差异。上海第一医学院观察脾阳虚患者尿17-羟含量与正常人相比，却无明显差异(P>0.05)。这些材料虽有不一致性，但总的表明脾虚时主要表现为17酮类固醇有降低趋向，而17-羟类固醇的变化不定。第一军医大学“慢支”研究证实，脾虚型尿17-酮降低，肾虚型降低更甚。以上初步说明“脾”与内分泌系统有一定的关系。
(6)脾虚动物模型的建立：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消化生理科研组，于1979年采用大黄成功地建立了“脾虚”动物模型，又用四君子汤使“脾虚”动物逐渐恢复了健康。实验结果：
❶大黄造型的脾虚动物，表现体重减轻，溏便，脱肛，纳呆，腹胀，消瘦，四肢不收，毛枯，畏寒，体温偏低，耐寒力低等症状。
❷四君子汤对脾虚动物的康复作用的观察，发现喂四君子汤后，脾虚症状逐渐消失，体重逐渐恢复，于造型后十六天（喂四君子汤后七天）已完全恢复正常。对于大黄造型极度虚弱的动物，其体重在14g以下，体温在28℃以下者，有的甚至已失去角膜反射的濒死动物，给予少量(0.2～0.5ml)四君子汤后，大多亦能恢复。
❸用体内参入³氢-胸腺嘧啶核苷(3H-TαR)的放射自显影方法，对大黄造型的动物之十二指肠粘膜上皮细胞的动力变化进行了观察，发现肠上皮细胞更新和周转比对照动物快，细胞增殖后，向绒毛顶端的移行速度在两组间具有明显的差异。从而认为，脾虚证的实质，是绒毛细胞的寿命缩短，绒毛细胞过早地失去其正常的吸收功能，使机体处于慢性营养障碍而迅速衰亡。关于肾实质的研究动态 有以下五方面：
(1)“肾”与内分泌系统关系的研究： 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肾”与内分泌，尤其是垂体-肾上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1960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在总结按中医学辨证施治原则治疗的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等六种不同的疾病时发现，当在其病变过程中出现肾阴虚和肾阳虚的症候，同样可以用补肾、调节阴阳的方法提高疗效。他们通过对不同疾病的肾虚患者进行24小时尿17-羟皮质类固醇(以下简称尿17-羟)含量的测定，发现肾阳虚病人尿17-羟值普遍低于正常人，这一现象在以后的12年内(1960～1972年)六批肾阳虚病人共计204例次的测定中，均能得到重复。并经用补肾治疗后，随着症状的好转，其尿17-羟值亦有所提高。其后，江西、福建、青海等省的慢支协作组，均发现肾阳虚患者尿17-羟值都有低下情况。这一现象在许多疾病中均能得到重复，故而可以认为，肾阳虚病人尿中皮质激素代谢产物的含量明显低于正常人。
为进一步了解尿17-羟值低下的原因，上海第一医学院采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二天静脉滴注试验(以下简称ACTH试验)，出现延迟反应，提示尿17-羟值低下是继发于垂体功能低下。浙江省宁波地区及陕西省慢性气管炎协作组对肾阳虚作ACTH试验，也都呈延迟反应。因而中医学的“肾阳虚”可以认为具有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低下的表现。由于垂体还受制于更高的中枢，上海第一医学院采用了能反映下丘脑部分功能状态的血11-羟昼夜节律测定，结果在肾阳虚24例中，有14例为M型异常表现(正常昼夜节律应为V或U或W型)。该院还同时进行三套测定(即血11-羟昼夜节律测定，SU-4885试验，ACTH二日滴注试验)，以全面的检查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功能，结果10例正常人30例次的三套测定中，仅1例次异常；而16例肾阳虚的48例次三套测定中，却有20例次为异常。这就进一步提示肾阳虚具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不同部位、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的情况。
“肾”所涉及的面很广，在内分泌方面，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因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决不等于是全部内容，尚有性腺、甲状腺等腺体参与。重庆医学院通过对24例生前有肾虚表现的尸检，发现其脑垂体前叶、甲状腺、肾上腺皮质及睾丸、卵窠等腺体有较明显的退行性病变，显示其活体机能是减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7医院也有同样发现，并对照了生前无肾阳虚的死者，其内分泌腺则无此种变化。说明下丘脑-垂体-性腺系统也属于“肾”的范畴。
(2)“肾”与免疫系统关系的研究： 广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观察到肾虚型慢支患者T细胞比值明显低于正常人，血清补体含量明显升高，通过补肾治疗有显著提高。福建省慢支协作组发现肾阳虚组玫瑰花瓣形成试验与淋巴母细胞转化试验均较其他各组为低。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也发现肾虚喘促型患者淋巴细胞转化率明显较正常人为低，用补肾药淫羊藿治疗后，随着病情的好转，淋巴细胞转化率也相应提高。这些试验均提示，肾阳虚患者细胞免疫功能低下，而温补肾阳药可能提高肾阳虚患者的免疫功能。另外，上海第一医学院还发现，用温补肾阳药后，“慢支”病人的血清免疫球蛋白A.G均在正常范围内明显升高。说明补肾药对体液免疫也有调节作用。以上均可说明，“肾”与人体抗病能力的密切关系。
(3)“肾”与植物神经系统关系的研究：一般认为，肾虚病人的植物神经功能多呈失调状态。肾阳虚者主要为副交感神经偏亢，故临床常表现为“阳虚生寒”的证候，如基础体温偏低，肢端温度下降等现象。主要由于副交感神经功能亢进，使心肌功能低落，心跳减慢，血压下降，血管幅度缩小，有效血循环量不足，基础代谢率低下等。肾阴虚病人表现为交感神经功能亢进，其临床表现为“阴虚内热”的证候，如基础体温偏高，午后潮热，五心烦热，烦渴咽干等。主要是因交感神经亢进，使心肌功能增强，心跳加快，血液循环量增多，血压升高及基础代谢率上升等所致。
(4)“肾”与能量代谢系统关系的研究：肾虚病人还表现在能量代谢方面的失常。上海第一医学院，曾对肾虚病人进行了能量代谢的研究，选择了红血球糖酵解与氧化强度为指标，发现肾阴虚组的值较正常人组显著增高，肾阳虚组的值较正常人组明显减低。明显地反映出肾虚病人的能量代谢率失常。肾阳虚病人的红血球糖酵解作用减慢，血球中获得的能量减少，反映机体生热效应减弱，即所谓“阳虚生寒”；肾阴虚病人的红血球糖酵解作用增强，即能量产生加速，反应机体生热效应加强，即所谓“阴虚生热”。对于肾阴虚、肾阳虚病人的红血球中出现的能量代谢紊乱，经用补肾、调整阴阳的药物治疗后，都可获得疗效，随着症状的好转，肾阳虚病人的红血球糖酵解的低值提高，肾阴虚病人的红血球糖酵解的高值下降，症状消失后，红血球中糖代谢率也恢复正常，显然药物是能起到调整能量代谢的作用。这项实验虽不能阐明肾阴虚、肾阳虚的本质，但可证明肾阴、肾阳是有其物质基础的。
(5)“肾”的动物实验研究：在临床研究肾虚发病原理的同时，并有单位着手模拟肾虚动物模型。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曾用大鼠作实验，一组以双侧肾“8”字结扎，造成肾性高血压模型（简称肾性模型），一组以一例肾上腺部分灼伤，造成肾上腺皮质性高血压模型（简称肾上腺性模型），前组饲以六味地黄汤，后组饲以桂附二味汤，以观察降压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实验结果： 两种模型都有血压升高现象，肾性模型服六味地黄汤能改善肾功能而使血压下降； 肾上腺性模型服桂附二味汤能提高肾上腺皮质功能而使血压下降，说明前者为肾阴虚型，后者为肾阳虚型。
以上是国内对肾实质研究的概况，从这些研究初步揭示了中医的“肾”与现代医学的内分泌、免疫学的密切关系，目前仅涉及到肾阳虚的本质为多，而肾阴虚的本质则更为复杂，有待今后继续探讨。
关于舌诊的研究动态 对舌诊的研究，开展了不少工作，一是通过调查获得大量数据，进一步核实了正常和异常舌苔及舌质的出现率；二是通过现代仪器研究和探讨正常舌苔、舌质及异常舌苔、舌质形成的原理。上海第一医学院舌诊研究组，对5403例正常人舌象调查的结果，发现薄白润苔的出现率为75.88%，淡红舌质的出现率为81.62%，舌体不胖不瘦、肥瘦适中的正常人之出现率仅有68.2%，并发现舌体胖、有裂纹者不少。这些调查结果，为我国正常人的舌苔和舌质提供了科学的数据。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对303例进行纤维胃镜检查的病人详细对比观察了舌苔的变化，发现248例慢性胃炎的病人中，黄苔占84.3%(209例)，厚苔占72.1%(179例)，认为黄苔与胃内炎症有关，炎症程度不同，反映病情的轻重程度亦异。当胃部疾病加重时黄苔增厚，好转时黄苔亦逐渐变薄或消失。西藏部队总医院的观察，也有类似结果，发现慢性浅表性胃炎和胃溃疡活动期多有黄苔，而静止期或近愈合期则舌苔正常或近于正常。山西中医研究所观察到肝硬变晚期代偿失调出现腹水后，舌质常表现光剥红绛，舌体瘦小。中医研究院观察急性心肌梗塞病人70%的舌质呈现暗或紫暗。以上观察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舌苔和舌质的变化与内脏疾病之间，确有其一定的相关性。
脏腑学说的临床研究及应用 脏腑学说的临床研究及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内、外、妇、儿、皮肤、五官等科常见病（证）的辨证论治，大都以脏腑学说为指导，并收到了满意的效果。脾胃学说的临床研究应用，消化系统病有胃、十二指肠溃疡病，萎缩性胃炎，胃下垂，胃粘膜脱垂，慢性肝炎，慢性结肠炎，脱肛，小儿厌食症，婴幼儿腹泻等； 妇科病有月经病，妊娠病，产后病，崩漏（功能性子宫出血），子宫脱垂等； 呼吸系统病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 血液系统病有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 神经系统病有重症肌无力，神经衰弱，低热等；泌尿系统病有慢性肾炎等； 其他还有外科手术后消化机能紊乱和肿瘤的治疗等。总之，以上许多现代医学认为全然不同的疾病，当其表现出脾虚证时，均可采用调理脾胃的方法治疗而获良效。肾的临床研究应用，主要在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功能性子宫出血，再生障碍性贫血，高血压，糖尿病，隐性阿狄森氏病，冠心病，慢性痢疾，慢性结肠炎，慢性肾炎等。凡慢性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根据“久病及肾”的理论，只要表现肾虚证时，均可采用补肾的方法，往往可以提高疗效。再如天津南开医院、遵义医学院等单位，根据脏腑学说中“六腑以通为用”的理论，采取“通里攻下”为主的非手术疗法，对急性阑尾炎、急性肠梗阻、胆囊炎、胆石症、胆道感染、胆道蛔虫症、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尿路结石、急性胰腺炎及子宫外孕等急腹症，均取得一定的疗效，在我国外科领域里，打开了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急腹症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