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痰饮病机之研究

痰饮是指人体脏腑失调，经络、营卫气血不利，三焦水火之道不畅，以致体内部分津液停滞，煎熬成粘液而为病。痰饮之证源见于《内经》，称之为水饮或积饮，但仅谈及饮而未提及痰。仲景在《金匮要略》中立 “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篇，首创痰饮之病名，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为痰饮学说奠定了基础，且列出证治条文达41条之多。该篇将其分为痰饮，溢饮，悬饮，支饮四大类。至《诸病源候论》开始对痰饮之病因病机进行了探讨，称“诸痰者，此由血脉壅塞，饮水积聚而不消散，故成痰也。或冷或热，或结实，或食不消，或胸腹痞满，或短气好眠，诸候非一，故云诸痰”，从而指出了痰饮是由于气血阻闭于脉道，导致津、液、水积聚而形成的病理性产物，且其临床症候变化多端。《外台秘要》则说：“痰水在于胸膈之上，又犯大寒，使阳气不行，令痰水不散，而阴气逆上，与风痰相结，上冲于头，即气头痛”。这对风疾头痛的病机说得更为具体。杨仁斋在《直指方》中将痰与饮分而治之，称稠浊者为痰，清稀者为饮。痰为躁火所致，饮为寒湿而成。故有“阳盛阴虚则水液煎熬而成痰； 阴盛阳虚则水津积聚而为饮“之说。可见自隋唐以来，对痰饮之诊治较前人有了发展。
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对痰饮之病因学又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情志内伤，六淫外感，饮食不节，起居失度等因素都能引起痰饮之患。称：“内有七情泊乱，脏气不行，郁而生涎，为内所因。外有六淫侵冒，玄府不通，当汗不泄，蓄而为饮，为外所因。或饮食过伤，嗜欲无度，叫呼疲极，运动失宜，津液不行，聚为痰饮”。这为后世辨证用药开辟了新的途径。张从正认为：“水者阴物也，但积水则生湿，停酒则生燥，久则成痰”。这是说，水性寒，积久则生湿；酒性热，停久则生燥。他本着治病先要攻邪，邪气去则六气自复的观点，取在上者，因而越之，在下者，引而竭之之义，常用吐下二法治痰。丹溪则主张： 脾虚者宜清中气以运痰降下。痰结核在喉中，燥不能出入，用化痰药加寒咸软坚之味。风痰病，必用风痰药等等。总之，应该视痰之所在及其性质而辨证论治。这较王隐君用滚痰丸通治一切痰病的学术思想又有了进步。而后王节斋则根据张仲景因肾气丸治疗气虚有痰的临床经验，用补而逐之之法，并提出：“痰之本，水也，原于肾；痰之动，湿也，主于脾”的病机观点。赵献可对阴火生痰的病机作了发挥。他说：“阴火炎上，熏于上焦，肺气被郁，故其津液之随气而升者，凝结而成痰，腥秽稠浊，甚则有带血而出者，此非中焦脾胃湿痰、寒痰之所比，亦非半夏，枳壳、南星之所治，惟用清气化痰，须有效耳”。这在临床上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类型。张景岳也强调脾胃是生痰的主要脏腑，称：“脾主湿，湿动则为痰；肾主水，水泛则为痰。故痰之化，无不在脾，而痰之本，无不在肾”。又说：“痰有虚实，不可不辨”。辨证则重顾本，以绝生痰之源，他这种重视病机预防的观点也是前人所不及的。明清时代对痰饮病机之认识日趋完善。喻嘉言强调了火是使饮成痰的主要因素，反对不分寒热虚实而见痰治痰的错误治则，从而提出了实脾、燥湿、降火，行气为治痰之常法。温病学家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对湿痰、热痰、燥痰更有新的认识，特别对湿热逗留气分，郁而生痰，以及痰热浊邪，内蒙包络清窍，出现谵语，烦乱及神昏等证，结合温热病机，习用分消上下，清热涤痰和开窍辟痰等新法治之，提高了临床疗效。这对痰饮病机学说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