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六气病机之研究

中医理论所称之“六气”包括“外六气”和“内六气”，因有同气相求的理论贯穿着，故多没有加以严格的区别。现本条将二者合并一起，略予介绍。
《内经》很强调岁时节令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关系，并详细地论述了六气病机。《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诸热瞀瘈，皆属于火； 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 诸痉项强，皆属于湿； 诸逆冲上，皆属于火； 诸胀腹大，皆属于热； 诸燥狂越，皆属于火； 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 诸病胕肿，疼痠惊骇，皆属于火； 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 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这是病机十九条中有关乎六气病机者，凡十二条。其后，刘完素认为病气与年岁时节的变化有密切关系，著《素问玄机原病式》提出了“病气归于五运六气” 的见解。他说：“一身之气，皆随四时五运六气兴衰，而无相反矣”，“经曰‘治不法天之纪，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又云：‘不知年之所加，气之兴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由是观之，则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他明确地指出了业医治病，不能不明运气演变的规律，否则将犯误治失治之弊。但是他在阐明五运六气与人体生理病理相关时又强调： 人在自然界中对气象因素不是完全被动的适应，而是有其独立自主的能力的。他认为：“主性命者在乎人”，“修短寿夭，皆是人为”。他不同意那些专以某年主某气，必发某病的机械论观点。这一点是正确的也是重要的。他分析了《素问》病机十九条，扩大了其中火热病证的范围，而且强调了风、湿、燥、寒、诸气在病变过程中皆能化火生热，例如他说：“火本不燔，遇风冽乃焰”，“湿为土气，火热能生土湿”，“湿病本不自生，因于火热怫郁，水液不能宣通，即停滞而生水湿也”，“金燥虽属秋阴，而其性异于寒湿，而反同于风热火也”。至于寒气，如感冒寒邪，或内伤生冷，均可见“冷热相并”，使“阳气怫郁，不能宣散”而生热。后人将此论点称为“六气都从火化”。鉴于刘氏这一主导思想，故在临床上都用寒凉之剂论治火热之证，其“主火派”或“寒凉派”之名即由此而来。刘氏这一学说为后世温病学派奠定了始基。
张从正采用刘氏按病理变化类分疾病的方法，即按风、暑、湿、火、燥、寒六气分症，并提出“三消当从火断”之说。他认为人体疾病的发生，或从外来，或从内生，都是邪气。既是邪气，即应速用攻法，驱其邪，不当让邪气稽留体内。他认为： 凡是风寒之邪所发的疾病，在皮肤之间和经络之内，可用汗法； 凡是风疾宿食，在胸膈或上脘，可用吐法； 凡寒湿痼冷或热客下焦等在下的疾病，可用下法。所谓：“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他认为只有“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才可以用补法。后世称此为攻邪派。
朱丹溪立论仍宗一个“火”字。而丹溪生于江南地土卑湿之域，湿热相火为病最多，当时盛用辛燥药较多的《局方》，每与湿热相火不相能，因此，极力反对滥用《局方》。他又从阳动阴静的理论中悟出“动气即是火”的道理，惟丹溪所论火热，非属外来而属内生。他认为：“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故曰： 相火元气之贼”。因此，他主张节饮食，戒色欲，不使相火妄动，以保持阴平阳秘。故常用知母黄柏，以泻相火而保阴精。
戴思恭从学于丹溪，倡“气火同源”之说，认为： 火与气原为一家，因其常变之不同而分化为二。常则为气，足以生化万物； 变则为火，足以败乱生机。他说：“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其变甚速，其势甚彰，其死甚暴”。他把火与五脏之功能联系起来，提出：“大怒则火起于肝，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悲哀动中则火起于肺，心为君火，自焚则死”的观点。而且主张应按五脏五志化火之不同证候，分辨虚实予以治疗，如黄连泻心火，黄芩泻肺火，知母泻肾火，芍药泻脾火，柴胡泻肝火等。如遇虚火，则不能用苦寒直折之剂，如内伤脾胃元气而火动者，宜用甘温之剂而除之，肾水受伤而火失其守者，宜壮水之剂以制之。这是对丹溪“阳有余，阴不足”和“相火论”的继承和发扬。此外，他在《金匮钩玄》中又以气血痰郁为纲，以六气致病为目，从而分辨标本先后，地土方宜，以审证求因。这一学术思想给后世医家的启发很大。
王履对《内经》“四气发病”又有所阐发。历代医家都是从四气之因说明所以致病之理的。而王履则主张从现有的病症以逆料其病原，他说：“夫洞泄也，痎疟也，咳与痿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发动之时，形诊昭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为伤风、伤暑、伤湿、伤寒耳，非是初受伤之时，能预定其今日必为此病也。且夫伤于四气，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 盖由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故也”。因此，他认为必须从病邪的聚散，正气的盛衰，体质的强弱及时令之过与不及等方面结合现在的形证去推断致病的原因，预测疾病的演变，只能断其然，而不能断其必然。这样论述四气发病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张景岳在六气病机中对“中风”证，提出了“非风”之说。唐宋以前论中风者，多以“内虚邪中”立论，《金匮要略》则谓因“脉络空虚”，然后风邪乘虚入中。宋元时刘河间主张“心火暴盛”； 李东垣称由于“正气自虚”，而朱丹溪则以由于“湿痰生热”所致。张景岳则认为：“本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原非外感风寒所致”，“多以素不能慎，或七情内伤，或酒色过度，先伤五脏之真阴”，“阴亏于前，而阳损于后，阴陷于下，而阳泛于上，以致阴阳相失，精气不交”，此为致病之本。因此，他提出“非风”以正其名。对此，后世叶天士又进一步提出“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不滋荣，故肝阳偏亢”的发病机理。对于暑之为病，张景岳又提出了“阴暑”和“阳暑”之分，认为：“阴暑者，因暑而受寒者也。阳暑者，乃因暑而受热者也。”阴暑多得于安逸之人，以其恣情任性，不慎风寒也。阳暑多得于劳苦之人，以其触冒暑热，有势所不容己者。阴暑之证有在表在里之分； 阳暑之证有热证实证之别。
喻嘉言对《素问》“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和“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文提出了异议，认为此乃“秋伤于燥”之错简。他认为《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中所说：“诸气膹郁，皆属于肺； 诸痿喘呕，皆属于上”，都是指燥气伤肺而言的。他说：“诸气膹郁之属于肺者，属于肺之燥，非属于肺之湿也； 苟肺气不燥，则诸气禀清肃之令，而周身四达，亦胡致膹郁耶？诸痿喘呕之属于上者，上亦指肺。惟肺燥甚，则肺叶痿而不用，肺气逆而喘鸣，食难过膈而呕出。三者皆燥证之极也。经文原有‘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之文，其可称为湿病乎”。他认为秋燥之形成是“大热之后，继以凉生，凉生而热解，渐至大凉而燥令乃行”。因此，他制定了清燥救肺汤，以甘寒滋润为主，既清燥热，又养阴液，用此方法治疗秋令气候干燥，燥热伤肺，以致气阴两损之证，确有良效。
吴塘在《温病条辨》风论中，论风颇具精义，其要点有三：
❶风无定体，每随四时八节，早晚晴雨之不同，而有兼夹寒热燥湿之各殊。
❷从风气的本质而言，风木生于水之气，故本性多带寒凉，风木能生火热，故其变化，常出现转化为热的现象。
❸由于风性善行数变，故治疗之法，不能泥于一种，辛温辛凉，应各随其所变而施治。
石寿棠著《医原》，条析燥湿为病，颇多发挥，极为精辟。他认为：“六气风居乎始，寒暑燥湿居乎中，火居乎终。风居乎始者，风固燥湿二气所由动也； 寒暑居乎中者，寒暑固燥湿二气所由变也； 火居乎终者，火又燥湿二气所由化也”。因此，可以“燥湿赅六气”一句，代表《医原》的中心思想，也是他的独特见解。当论及燥湿与寒热之关系时他指出：燥湿二气为天地间寒热之气所化，因“寒搏则燥生，热烁则燥成； 热蒸则湿动，寒郁则湿凝”。当论及燥湿与时节的关系时，指出： 冬至以后，阳气化湿，夏至以后，阴气化燥，故湿为阴中之阳，燥为阳中之阴。此外，他认为燥与湿可以互为因果，说：“燥邪不行水而夹湿，湿郁不布精而化燥”。对于内伤燥湿之病机，他认为其关键在于阳气与阴血之不足，他说：“阳气虚则蒸运无力而成内湿，阴血虚则营养无资而成内燥。思虑过度则气结，气结则枢转不灵而成内燥”。并指出：“内燥起于肺、胃、肾，胃为重，肾为尤重。”“内湿起于肺脾肾，脾为重，肾为尤重”。这对燥湿二气之辨证论治具有指导意义。
综观六气病机学说之发展经过，可见其重点在于论述火热证之病机和治疗。我们当熔冶各家之长于一炉，庶能取其偏而得其全。六气病机也是中医病机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理论，今后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