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医家对阴阳学说之研究

阴阳学说被引进医学领域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从《黄帝内经》开始，便把它列为专篇来讨论。如《灵枢》的《阴阳系日月》，《素问》的《阴阳应象大论》、《阴阳离合论》等，都在着重阐发阴阳学说足以成为医学理论指导的问题。继《内经》之后，历代医学家又都非常重视这一学说的研究，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其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与阐发，特别是通过借助新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以及大量的临床实践和科学实验，来整理研究。
《内经》的理论体系中，汇阴阳诸说而为专论者，先后倡自杨上善、滑伯仁、张景岳诸家。如杨上善《太素》说：“阴阳者，天地纲纪，变化父母，养生之道，法之以成。”滑伯仁《读素问钞》则谓：“阴阳者，造化之权舆，物各有阴阳，人云乎哉！”都把阴阳看作是宇宙和人身运动的最高准则，所以称为纲纪、权舆。张景岳《类经》则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认识，他说：“阴阳者，一分为二也”也就是对立的统一。还有汪讱庵，他辑《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并没有列阴阳专篇，他说：“医理以阴阳为本，故先次阴阳，盖全经皆阐阴阳之奥，玩本文可见。”意思是说，所有中医学的理论，都贯通了阴阳学说这一古代哲学思想，因而认为在编辑医书的时候，亦不必为它另立一门，可与脏腑、病机等医学理论平列起来。近人恽树珏从宇宙的宏观方面，来阐发阴阳学说的自然观。他认为宇宙是运动变化的，而四时的变化，是万物变化之所由； 一阴一阳的变化，又是四时变化的根源。这对阴阳的认识更具有说服力。
用阴阳学说来阐明辨证论治的理论，虽首见于《素问·热论》，但以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最为全面。将阴阳各分为三，以太阳、阳明、少阳构成三阳经，以太阴、少阴、厥阴构成三阴经，对三阳三阴病证的辨别，即称为 “六经辨证”。辨证的基本精神是，从外感病言，“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 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从内伤杂病言，见于躯壳体表的病症，如头痛，项、腰、脊、臂、脚掣痛为阳病； 躯壳以内的病症，如咳，上气，喘，哕，咽，肠鸣胀满，心痛拘急等为阴病，这也是最早的疾病分类方法之一。尔后研究《伤寒论》的诸家，特别是朱肱、许叔微、周扬俊等，更是重视阴阳辨证，并结合实践又有进一步发挥。朱肱认为阴证、阳证的辨证要点，即 “阳候多语，阴证无声； 阳病则旦静，阴病则夜宁； 阳虚则暮乱，阴虚则夜争”(《活人书》)。许叔微强调在辨证时要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八个方面结合起来，并应以阴阳为纲。他认为阴阳不辨，则无法进一步分辨表里寒热虚实。周扬俊为了突出辨识阴证阳证的大纲，竟把论中“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 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一条，列于篇首。历代医家对阴阳辨证的内容不断加以充实，特别如罗天益在《卫生宝鉴·医验记述》中所说：“凡阳证者，身须大热，而手足不厥，卧则坦然，起则有力，不恶寒，反恶热，不呕不泻，渴而饮水，烦躁不得眠，能食而多语，其脉浮大而数者，阳证也。凡阴证者，身不热，而手足厥冷，恶寒踡卧，面向壁卧，恶闻人声，或自引衣盖覆，不烦渴，不欲食，小便自利，大便反快，其脉沉细而微迟者，皆阴证也”，可谓用阴阳学说密切结合临床的体会。
易水学派诸医家以阴阳升降失常和水火不相济的理论，来阐发脏腑病机有独特的见解。其中李东垣重脾胃，认为脾胃居于中焦，是气机升降运动的枢纽。脾胃健运，则升降正常，使清阳上升输入心肺，浊阴下降归于肝肾；若脾胃气虚，升降失常，清浊相干，阴火得以乘其土位，即可导致病变。而赵献可、张景岳尤十分重视肾中阴阳水火的作用。赵献可谓两肾俱属水，但一为阴，一为阳；命门居两肾间而为火，命火养于肾水之中，即以有形之水，沃无形之火，阴阳水火升降既济，而为生机之所系。张景岳又进一步发挥认为，五脏为身之本，肾为五脏之本，命门为肾之本，阴精为命门之本，凡阴阳诸病变，当责之于并具水火的命门。易水学派以阴阳学说探讨脏腑病机，尤重视脾肾之间的阴阳水火病变，为尔后补土与补水两大流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与 “阳非有余，阴亦不足”之争，对进一步发展阴阳偏颇以致病的病机学说，起了推动作用。朱震亨从天象日月的变化，联系人身阴阳的变化，指出日为阳，日恒圆而不缺，是阳有余；月为阴，月虽圆而常缺，是阴不足。“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视月之盈缺” (《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而为自然之规律。并认为君相火动，阴精耗泄，是致成“阳有余阴不足”的基本原因。张景岳不同意朱震亨的看法，他在《类经附翼·大宝论》中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 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凡阳气不充，则生意不广，故阳惟畏其衰”，而所谓“真阴”，即“元阴”、“真精”；是构成人体、藏于肾中最基本的物质，也本无有余，其病亦多由于不足。如阴盛为病者，乃由于命门之火衰； 阳胜于标者，多缘于命门之水亏。其论点一侧重于病理，一侧重于生理的不同而已，对于临床实践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疾病的治疗方面，许多医家根据阴阳学说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对病机的分析，提出了大量的具有很高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治法方药。如王冰在注解《素问·至真要大论》关于“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时提出“益火之源，以消阴翳；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消阴制阳的大法，竟为薛立斋用六味地黄丸以补肾阴、八味地黄丸以补肾阳的张本。李东垣重视脾胃升降，既强调胃气升发的重要，着重于对升阳益气方药的运用，也不忽视潜降阴火，并以此确立了升阳益胃、甘温除热、升清降浊等相应的治疗方法。温病家吴瑭在寒温水火阴阳辨证基础上所提出的“伤寒伤人身之阳，故喜辛温、甘温、苦热，以救其阳； 温病伤人身之阴，故喜辛凉、甘寒、甘咸，以救其阴”(《温病条辨》)等治疗大法与原则，不仅在理论上有独特的见解，而且由于结合了具体病证在实践上尤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在以阴阳学说解释药物性能方面，张元素以药物气味厚薄、升降浮沉作用，说明阴阳中又有阴阳，气薄者未必尽升，味薄者未必尽降的理论也至为深刻，为后世以四气五味探讨药性，开辟了广阔的思路。
自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以后，随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很早就形成了中西汇通派，试图以西医理论阐明阴阳学说。如王宏翰认为西方所说的“四行”(水、火、风、土)，即类似于阴阳。阴阳生于太极，而人身之命门，乃元气之息所，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四行由此而生。唐宗海以西方所谓碳、氢、氧、氮四气弥漫地球化生万物之说，来说明中央属土为阴阳交会之所，由阴阳水火交会而生湿气，以化生万物的道理。张锡纯更以衷中参西的病理学，解释一些病证的发生原理。如他认为“中风”，即“脑充血”，乃“系肾脏真阴虚损，不能与真阳相维系，其真阳脱而上奔，并挟气血以上冲脑部”，“若其气上行不反，升而愈升，血亦随之充而愈充，脑中血管可致破裂” (《医学衷中参西录》)所致。这可以说是中西医沟通用以分析病机的一种大胆尝试。
近年来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与方法，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科学实验，整理研究阴阳学说，又提出了新的见解，并有所发现。其中，从哲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 由于阴阳学说承认世界是物质性的，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构成，并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许多重要原则，因而它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同时也指出它和科学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范畴尚有本质的区别。表现在矛盾范畴对于对立面的性质，除指出它们的对立统一外，不加任何其它限定，而阴阳学说则对矛盾双方的性质做了某种限定的概括，且由于阴阳学说没有超出直观观察的广度和深度，没有严格的科学实验作依据，因而在表现形式上缺乏概念的准确性和逻辑的严密性。又大量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证明，阴阳普遍存在于医学研究对象的各个领域，它具有广泛而坚实的物质基础。如在生命活动的新陈代谢这一基本矛盾中，同化作用产生的物质，相当于阴，异化作用释放的能量，相当于阳；机能活动表现的兴奋、亢进过程属阳，抑制、衰退过程属阴； 在组织结构方面，细胞、组织的修复增生属阳，变性萎缩属阴； 在人体生命的控制与调节活动中，神经系统具有反应迅速、准确、短暂的特点，故属阳； 而体液调节系统反应迟缓、广泛、持久，故属阴，还有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以及多种激素间的协同与撷抗作用等等，无不是阴阳对立统一的具体体现。现代分子生物学发现，激素调节作用的第二信使，即两类环核苷酸和中医的阴阳相似。环-磷酸腺苷(cAMP)和环-磷酸鸟苷(cGMP)的生物效应恰恰是相反相成的。cAMP有促进脂肪分解、糖元分解、心肌收缩的作用，而cGMP的作用则相反； 影响二者的神经介质和激素也是相反的。还发现， 蛋白质⇌氨基酸， 核酸⇌核苷酸， 脱氧核糖核酸⇌核糖核酸， 三磷酸腺苷⇌二磷酸腺苷， 胱氨酸⇌半胱氨酸， 等等， 都是对立的统一体， 相当于阴阳的关系。现代免疫学证实，人体免疫系统分为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两类。细胞免疫有白细胞和淋巴细胞之分，淋巴细胞又分T细胞和B细胞，同时还有协助性T细胞和抑制性T细胞；体液免疫又有抗体和抗抗体之分，其反应有太过与不及两种倾向，如此等等，也都可以用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加以概括。
时间生物医学证明，人体由于受太阳运动节律的影响，各种生理机能均存在着周期性的变化。阴阳学说从整体水平上概括了人体的许多周期性节律，包括昼夜、朔望、四季、年及超年周期等。现代医学发现，人体的血压、脉搏、呼吸、体温、血和尿的生化成分，各组织器官的功能和物质代谢以及对致病因素的敏感性，对药物的反应性等，都有明显的昼夜节律或月或年或超年的周期性变化。如人的体温，入夜开始下降，过午夜至早上四时左右最低，而后又升高，过日中至下午四时左右升至最高。健康人体温高低变化约在华氏2°左右。同时，体内物质代谢过程，亦随体温变化而产生相应地变化。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对人类来说几乎是不可更改的，它是人体阴阳活动适应天地阴阳变化的结果。又如在体液调节系统中，激素内分泌的周期性节律与一日和一年的阴阳消长很相似。临床实践和动物实验证明，肾上腺皮质激素、甲状腺素、肾上腺素等，与中医所说的阳气相似，它们的分泌量一般是白天高夜晚低，活动时高安静时低； 在一年中，秋冬每日皮质醇平均浓度和分泌量比春夏增加一些，甲状腺素的分泌也与季节气温的变化有关，夏天热则减少，冬天冷则增加。人的免疫系统也有昼夜节律，白天交感神经兴奋，免疫系统相对抑制； 晚上副交感神经兴奋，免疫系统也兴奋。这与临床上所观察到的白昼易感染某些疾病的情况相吻合，说明人对致病因素的敏感性有昼夜阴阳的节律变动。时间治疗学表明，人体对药物的敏感性也有昼夜变动，如心脏病人对强心苷的敏感性以早晨四时最高，约为平时的40倍； 麻药在晚上20时用治疗剂量小，而中毒剂量大等。虽然目前尚不能揭示其机理，但人体对药物敏感性随昼夜阴阳变化而有所不同的事实，是存在的。
近几年有些科学工作者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原理与方法研究阴阳学说，又为阴阳学说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他们认为人与自然和人体本身都是一个可以自动调节的整体系统，而阴阳学说正反映了这种自动调节的原理，含有“反馈论”和“信息论”的概念； 阴阳的对立、依存、消长、转化的规律，也恰是对自然界和人体内许多复杂的反馈机制和维持稳态机制的高度概括。尽管这些研究还是初步的，但它们已经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阴阳学说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