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是两湖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
 黄兴字克强，原名轸，字廑午，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东乡凉塘人。1874年10月25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地主家庭中。黄兴九岁入塾，十五岁入长沙岳麓书院，二十岁补县学生员，1898年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这一年，光绪下诏变法，他极为关心政治的改革，同情维新运动。1900年，在武昌参与了自立军起义的密谋。1901年夏，毕业于两湖书院。次年6月，被派赴日本，官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黄兴爱好军事，课余聘请日本军官教授军事学，努力学习各种军事技能，准备在日后的政治生活中运用。1902年11月，他与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笃生)、梁焕彝、樊锥等发刊《游学译编》杂志，开始宣传反满和建立民主政治。不久，又设立湖南编译社，准备有计划地译介西方名著。黄兴热心社会活动，富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同志，是留日学生中湖南学生和军校学生的领袖。1903年，他在拒俄运动中积极参加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自告奋勇担任军国民教育会的归国运动员，预备往湖南、湖北和南京一带活动。
 1903年5月，黄兴毕业于弘文学院，月底，离日归国。他先到上海和当地的革命分子计议革命运动的开展。这时，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人胡元倓在沪招聘教师，黄兴应邀回乡任教。途经武昌，他返回母校两湖书院演说，号召以改革政体来维护国家生存。知府梁鼎芬闻讯大怒，悬牌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坦然地将随身携带的四千余册《革命军》等宣传品散发给当地军学两界，然后从容登舟。
 在戊戌变法时非常活跃的湖南新学界，政变后受到湖南当局和劣绅王先谦等人的摧残。1903年，赵尔巽抚湘，倡导兴实业、办学堂，比较开明。湖南新学界得以逐渐恢复。胡元倓(1872—1940)是新学界的领袖，字子靖，湘潭人，1902年官费赴日，同年毕业于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回湘后即致力于创办新式学堂。黄兴抵长沙后，主持了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同时又协助胡创办了经正学堂，白天在学堂授课，晚间筹划革命。他与杨度、陈天华、杨昌济成为胡元倓的忠实同志，刘揆一、钱维骥等也为胡积极奔走。新学界另一领袖人物周震鳞则与胡相互提携。周震鳞(1874—1964)字道腴，宁乡人，两湖书院毕业，办有修业、敬业学堂，宁乡中、小学堂等校和《俚语日报》。1904年中，长沙共有学堂三十四所，而民立学堂即达十九所。支持他们办学的，除赵尔巽外，还有湘籍大吏龙湛霖、袁树勋、谭钟麟等。胡元倓倾向反清革命，他与黄兴刊刻了数千册《猛回头》、《警世钟》,传布民间。但是，由于王先谦等极端守旧，顽固地排斥一切讲新学的人，胡等不得不与政治色彩不同的各方人士优游往还。官僚家庭的开明子弟龙绂瑞、谭延闿等同情和支持胡、黄等人，中间派俞诰庆、张祖同等也依附于胡。湖南新学界的活跃，给革命运动的进行提供了方便条件。通过胡、黄等的邀聘，留学生和外省的革命分子叶澜、秦毓鎏、翁巩、华鸿、苏子谷、张继、曹亚伯等都先后来到长沙任教。
 1903年11月4日(夏历九月十六日)是黄兴三十岁生日，友人刘揆一、章士钊、彭渊洵、翁巩、柳聘农、周震鳞、胡宗畹等设觞为他祝寿。在宴席上，他们商定建立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华兴会在长沙联升街设立了机关。为了避免官方的注意，这个机关对外是“兴办实业”的“华兴公司”,华兴会的骨干都是公司的股东，会员通讯也都用商号作为化名。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先后加入华兴会的，还有陈天华、杨笃生、宋教仁、刘道一、叶澜、吴禄贞、李书城、易本羲、陈方度、李燮和等人。华兴会的骨干几乎全部都是在长沙及湖南、湖北一些地方的新式学堂的师生。胡元倓、龙璋等都支持华兴会的活动。
 华兴会没有留下政治纲领性的文件。
 华兴会的著名人物大半都是革命实干家，他们的注意力侧重于研究夺取胜利的策略。黄兴根据他对中国情况的认识，不赞成模仿英法资产阶级从首都发难的办法——他称之为“中央革命”。他主张从一省首先发动，各省响应，最后推翻满清。他对华兴会成员们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移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合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1]黄兴提出的这种策略，革命党人称之为“地方革命”,它比较符合中国当时情势，以后革命党人的多次起义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实际上都是采取的这种策略，只是革命党人始终没有能够“直捣幽燕”。
 在黄兴提出的策略中，会党受到充分的重视，被视作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来源。早在日本时，刘揆一就向黄兴强调过会党的作用。他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取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多可赞叹。……其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革命听取法。”^[2]会党自成组织，和下层群众有较广泛的联系，有相当的团结力和号召力，革命党人想收速效，不准备耐心地去民间直接组织自己的战斗力量，当然首先只能看中会党。
 当时湖南会党中势力最强大的，是马福益做龙头的哥老会回轮山佛祖堂。马福益(1865—1905)又名乾，原是湖南省醴陵县的佃农，早年曾在江南当营勇，参加哥老会，因事被斥革。回乡后，得地方势力许可，在醴陵渌口(今属株洲市)地方开堂放票，招收党徒，势力逐渐遍于长沙、衡阳、永州三府城乡，徒众达万人之多。刘揆一的父亲在湘潭当衙役，救过马，两家相识，华兴会便推刘前去联络。刘揆一携带黄兴的亲笔信往会马福益，用反满的民族思想劝说其反清，马福益欣然同意和华兴会合作。华兴会成员多是知识分子，怕会党成员复杂，难于共处，便专门设立了一个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机构。1904年初春，黄兴由刘揆一陪同，短衣钉鞋，头顶斗笠，乘雪夜行三十里，到湘潭荼园铺矿山一个岩洞中与马福益相会，在熊熊的柴火之旁，共商起义大计。他们决定于夏历十月十日西太后七十生日时，在长沙皇殿预埋炸药，炸毙来行礼的湘省大吏，乘机起义。黄兴被推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副总指挥。马福益用煨鸡好酒盛情款待了二人。归途中，黄兴兴奋长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热烈期待起义的胜利。
 华兴会的成员为起义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胡宗畹、宋教仁在武昌设立华兴会支部，推动武昌科学补习所的活动。科学补习所的活动，乃是华兴会起义准备的一部分。陈天华化名去江西游说巡防营。当时，邹永成在江西联络会党、军队，组织“黄自强公司”,也和华兴会相联络。谭人凤、李燮和在宝庆一带联络学界、会党，等待响应。刘揆一应聘任醴陵中学堂监督，协调会党与湘赣军队的联合。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和东南革命党人联络，作为外援。此外，安庆、九江、南京、杭州的革命党人也设有响应起义的联络机构。黄兴亲自往返于湘鄂间布置，统筹全局。因经费困窘，黄兴等售产借贷，供给各种费用。黄兴、龙璋，杨笃生等另筹二万三千金，购买枪械。
 马福益将其部众配置为东、南、西、北、中五路，由谢寿祺、游德胜、萧贵生等为正副总办，负责组织队伍。邀集两湖会党参加起义。安源矿工中的洪仁会领袖萧克昌也作了响应准备。各路会党队伍都静候华兴会派出指挥和监军前往领导。华兴会为加强约束，仿效日本军阶将会党编成军旅，以黄兴为大将，刘揆一为中将，马福益为少将。八月，浏阳普集市牛马交易大会期届，黄兴派刘揆一、陈天华等前去会晤马福益，举行授予少将仪式，并赠与长短枪、马匹，用以巩固同会党的团结。
 但是，起义的组织工作并不十分扎实。临时的协议和虚张的声势经不起严重的斗争，甚至也经不起偶然的过失。华兴会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缺乏严格的纪律和斗争训练。会党为维护内部的统一，有森严的会规，但他们在社会上的散漫行为却不适应重大的政治行动。偶然的过失总是难免的。
 号称湖南“土皇帝”的王先谦一直窥伺着新学界的动向，他利用其门徒、新学界败类刘佐楫同胡元倓一派人对抗。1904年5月，赵尔巽离任，陆元鼎署湖南巡抚，王即与这个腐朽无能的官僚勾结，公开摧残学堂。王、刘十分注意华兴公司，扬言这是革命党。迫于形势险恶，黄兴等加速起义准备。但是一个华兴会员却在无意中走漏了消息，被刘佐楫侦知，报告王先谦。王急向陆元鼎告密，要求逮捕黄兴、刘揆一等。陆因有人劝阻，没有立即捕人，命巡防营严加侦缉。官厅的侦探结识了会党的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鹤卿，伪装要好，赚得实情，在醴陵车站将二人捕送省会。10月24日，清兵出动捉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这时正在侍郎龙湛霖家中议事，龙的儿子绂瑞慨然藏宾，并亲往长沙中学堂将华兴公司的文件取出销毁。刘揆一等纷纷走避，会党首领游德胜、萧贵生被捕。游、萧在严刑之下招供出内情，官方搜捕更加紧急，但因没有证据，华兴会的人员没受到损失。黄兴在龙家躲了三天，又转移到吉祥巷圣公会，由教士黄吉亭等加以掩护。11月4日，游德胜、萧贵生遇害。待风声稍缓，黄兴便化装出走，由黄吉亭、张继等护送，经汉口转赴上海。长沙起义流产。
 此前，黄兴一直用着本名“轸”,黄吉亭在汉口船上分别时，暗地嘱咐他说：“到上海时，即来一电，只拍一‘兴’字，即知君平安无恙也。”于是，黄兴的名字从此用开了。
 当起义还在准备之时，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与蔡元培、陈由己、杭辛斋等成立爱国协会，联络各地人士响应，杨、章分任正副会长。苏鹏还奉命赴日本招回一批留学生准备参加起义。他们以兴学会的名义在新闸路余庆里租屋招待来往同志，黄兴和其他一些逃亡的华兴会成员抵沪后就住在这里。11月19日，上海发生了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的事件，章士钊等曾参与密谋。次日，章前往捕房探望万福华时被扣，供出余庆里住址，巡捕搜查该地，黄兴、张继、周来苏、苏鹏、徐佛苏、薛大可、郭人漳等十人被作为嫌疑犯拘捕，杨笃生逃出。郭人漳是清朝候补道，在江西统兵，与华兴会有联系，因为他来沪是奉江西巡抚之命，旋被保释。黄兴化名李寿芝，伪称是随郭来沪公干的教员，瞒过会审公廨，一同被释放。黄兴出狱后，随即与刘揆一再次去日本。袁树勋不想兴大狱，经蔡元培、龙璋等设法营救，被捕的人后来也相继出狱。华兴会成员陈天华、宋教仁、柳聘农、彭渊洵、刘道一等都先后流亡日本，他们依旧保持着华兴会的团体。
 长沙的新学界又一次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大批进步教师纷纷离湘他适，外省旅湘教师的俱乐部被迫停止活动，旅湘安徽公学也迁往芜湖。钱维骥创设讲艺公司，想以此再行聚集同志，也被陆元鼎阻止。胡元倓、周震鳞受到王先谦、刘作楫的恶毒攻击，靠着一些官绅的维护，侥幸将所办的学堂保存下来了。整个新学界的政治色彩，大为暗淡。
 会党领袖马福益在长沙起义泄密后，逃往广西。他又联络了广西会党和湖南旧部，准备再次发动起义。1905年春，他自桂返湘，徒众派人前往迎接，由于马福益临时改变路线而未遇。4月12日，马福益在途中被清军截捕，他英勇拒敌，在被缚时还踢死了两名清兵。马福益是参加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优秀会党领袖。他的徒众坚持追随华兴会革命，与他的态度有着重大的关系。会党采取的是家长制的组织形式，首领有着极大的权威，在革命党人没有直接向会党群众进行教育的情况下，首领的政治倾向和道德品质往往对徒众起着决定的影响。马福益被解往长沙后，受到湖南巡抚端方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4月20日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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