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间文学家李梦阳、何景明、徐桢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之合称。七人以李、何为领袖，文学主张虽不完全一致，但大都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重视摹拟。在当时虽有反“台阁体”的积极意义，但形成严重拟古风气，颇多消极影响。为区别于后来李攀龙、王世贞等七人，故被称为“前七子”。

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的诗文流派。由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七人组成，而以李、何为首。《明史·李梦阳传》云：梦阳“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后因与嘉靖、隆庆间出现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七子相区别，故称“前七子”。明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推行八股取士制度，文坛上盛行粉饰太平、雍容萎弱的“台阁体”和迂腐平庸、寡淡无味的“理气诗”。为改变此种文风，“前七子”高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主张散文学秦汉，古诗尊汉魏，近体宗盛唐。他们推崇汉魏盛唐优秀诗歌，以恢复古代文质相称、委曲生动的文学传统，有助于开阔眼界，廓清时弊。然他们唯古是尚，“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明史·文苑传》)，认为“宋无诗”(李梦阳《潜虬山人记》)，完全抹煞中唐以后诗，则又有所偏。“前七子”之间文学观点也有所区别。李梦阳强调因袭古人格调，死守“占之所云开阖照应、倒插顿挫”之法(《答周子书》)，主张句拟字模。何景明虽亦倡模仿，然反对李“刻意古范”，“独守尺寸”，提出“富于材积，领会精神，临景结构，不仿形迹”(《与李空同论诗书》)，主张食古能化，模仿不露痕迹。王廷相亦不满“刻意模古”(《石龙集序》)，提倡“古师妙拟”(《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追求模仿的神似。康海则明确反对模仿，认为“模仿剽夺，远于事实，予犹以为过云”(《大复集序》)，不过他并未扭转“前七子”倡言模仿的主导倾向。“前七子”理论上值得肯定之处是比较重视诗歌的审美特征。李梦阳早年即强调“情以发之”(《潜虬山人记》)，认为诗歌应具有真情实感，晚年又反省自己的诗作“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非真也”，提出“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徐祯卿论诗也重情，主张“因情立格”(《谈艺录》)。王廷相讲究意象美：“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着”（同上），注重主体的情意和客体的物象融而为一，崇尚空灵含蓄。李梦阳诸人还力主格古调雄，提倡诗歌的雄丽之美。“前七子”的诗歌创作则存在因袭前人、缺乏新意的弊端。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反对权奸宦官，不满腐朽政治，亦写有一些揭露黑暗、抨击时政的诗作，如李梦阳的《玄明宫行》、何景明的《鲥鱼》、王廷相的《西山行》等，都是鞭挞宦官飞扬跋扈、穷奢极欲、具有现实意义的篇什。“前七子”倡言复古影响巨大，并直接开启了“后七子”的出现，使复古运动在明代盛行达百年之久。明袁宏道批评前七子是“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雪涛阁序》)，清末黄人则认为是“愤民矫俗”(《国朝文汇序》)，他们分别指出“前七子”的功过是非，颇中肯綮。

前七子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之重要诗文流派。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七人之合称。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领。李、何在明中叶都以敢于与外戚宦官斗争而名重一时，被称为“并有国士之风”(《明史·何景明传》)。在文学上，针对雍冗沉缓、陈陈相因的台阁体和击壤打油的性理诗，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同时也重视情感际遇在诗文中的重要作用。李梦阳还极为重视民间文学，认为真诗在民间。这对扭转诗文风气、适应时代的发展都有进步作用，并直接开启了“后七子”等复古流派。但李梦阳过分强调摹古，导致了这一流派拟古不化的弊端。李、何的文学成就高低不一。李梦阳诗文既有雄肆壮阔之作，也有摹拟古作缺乏新意的败笔。何景明的诗比较清新逸远。在辞赋方面，前七子中较有成就的是李梦阳、何景明和徐祯卿。李梦阳认为“唐无赋”、“汉无骚”，主张“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潜虬山人记》)，但他对楚汉魏晋赋并非单纯模拟其形貌，而多抨击现实黑暗及抒写自我情性，如《宣归赋》、《钝赋》《疑赋》三作虽在形式上语气上规仿屈骚，但揭露的却是当代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残酷、士大夫道德的堕落与人民受鱼肉的情况，他的一些咏物抒情小赋则较多师法魏晋风格，以短小简炼见长。何景明赋在气势及批判性上稍逊李梦阳，但也有一些李所不及的佳制，如《别思赋》、《蹇赋》等。其《东门赋》表现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命运，情调沉痛，弥足珍贵。徐祯卿赋较有意义的是《述征赋》、《丑女赋》，前者借吊古以寄慨，后者以丑女自况，俱抒发不得志的愤懑，写法不落俗套，堪称赋中精品。李梦阳有《空同集》、何景明有《大复集》、徐祯卿有《迪功集》、边贡有《华泉集》、康海有《对山集》《沜东乐府》、王九思有《渼陂集》、《碧山乐府》、王廷相有《家藏集》。

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徐桢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七人，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模拟，形成一个复古的文学流派。为区别于后起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等七人，故称前七子。

前七子

明代文学派别。《明史·文苑传》：“ （李） 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 景明、（徐） 祯卿、（边）贡、（康） 海、（王） 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为别于后起的后七子，故称前七子。前七子在理论上主张复古，极力推崇先秦两汉散文，汉魏古体诗和盛唐近体诗，以为是绝对完美之作，此后之诗文则一代不如一代。因此在创作实践中提倡拟古，以至“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四库全书总目》)。强调法度格调，从篇章结构到句法，词汇都进行摹拟，如李梦阳的《艳歌行》等，就是典型的摹拟作品。这给明代文学发展以很坏的影响。但是，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指出的，明代文学“自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梦阳振痿痺，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故前七子的倡言复古，取台阁体而代之，在当时也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371 前七子

明代文学流派，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七人。以李、何为最著名，主要活动在弘治年间。在文学上，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起了很大影响。对于打击“台阁体”，扫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引人走向盲目尊古的错误道路。

前七子qianqizi

明代文学流派。弘治、正德年间，粉饰现实，点缀升平的台阁体已引起广泛的不满，出现了以文学复古运动反对台阁体，扭转文坛萎靡状况的前七子。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包括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人，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个口号被当时许多文人接受，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很快就取代了台阁体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
前七子在文学见解上彼此也存在着某些分歧。李梦阳提倡句模字拟，强调“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的成法。何景明则主张拟古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不露模拟的痕迹。前七子的诗文创作能够面对现实，如李梦阳、何景明的《玄明宫行》、王九思的《马嵬废庙行》、王廷相的《西山行》等，都揭露了社会的腐败、黑暗，切中时弊。
前七子的复古运动，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他们过于从形式上着眼，强调拟古，否定了文学的独创性，没有在文学的内容上提出新的主张，以至模拟成风。

前七子

指明弘治、正德时期文学家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他们的文学主张虽不完全相同，但大多提倡“文化秦汉”诗必盛唐； 反对粉饰圣德、形式绮靡的“台阁体”。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是李梦阳和何景明。他们为了纠正时弊，主张多读古书，开拓心胸，扩大眼界，这些都是对的。但在创作上却一味摹古，食古不化，给文学带来了不良影响。

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时期文学家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的并称，以李、何为首。为区别后起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故称“前七子”。七人文学主张不尽相同，但都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刻意范古，铸形宿模”，成为开创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流派。至于如何拟古，李梦阳与何景明意见不同，曾反复争论。

前七子

指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人。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和八股文“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风气，当时影响很大。但他们又“刻意范古，铸形宿模”，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文章内容狭窄，思想贫乏，模拟剽窃者多，创意标新者少，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

前七子

明代文学流派。弘治年间(1488—1529)，以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为骨干，针对当时虚饰、萎弱的文风，提倡复古，他们鄙弃自西汉以下的所有散文及自中唐以下的所有诗歌，他们的主张被当时许多文人接受，于是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文学上的复古运动。他们的文学观的共同点是，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为把他们与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人相区别，世称“前七子”。济南诗人边贡也列名于七子之中。边贡以诗擅名天下，胡应麟《诗薮》谓其诗“兴象飘逸而语尤清圆”。陈子龙《明诗选》则云其“才情甚富，能于沉稳处见其清丽。”

前七子qian qi zi

Former Seven Masters (namely Li Mengyang,He Jingming and five other poets and prosers at Chenghua and Hongzhi Periods of the M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