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理论Institutional Change,Theory of

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斯(Douglass C.North)学术观点的典型和主要体现。自70年代初以来，诺斯一直寻求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制度是给定的、已知的，或被视为“外生变量”。而诺斯却一反这种约定俗成的做法，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制度性原因上而不是技术性原因上。在他早期的一篇题为《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的论文中，通过对世界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尽管在250年间海洋运输技术没多大变化，但由于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技术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能提高生产率。
“制度”一开始就成了诺斯考察的中心。诺斯曾明确指出：“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度。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成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
后来，经过大量的研究，诺斯最终建立起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制度变迁理论”。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于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及后来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在前者中，他否定了偶然的生产力变革和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系统地考察了人类自史前经济生活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技术的革新或改进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是如果人类没有持续的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的一系列制度构建把技术改进的成果固定下来，那么长期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是不可设想的。诺斯认为：由于人类自身的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只通过交换这一基本活动才能获得经济效益和安全保障，而所有权（产权）是交易的先决条件，所有权结构的效率引起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国家则规定着所有权的结构并最终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此外，由于意识形态提供一种价值和信念，它是个人与社会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的合法性或凝聚某些团结的功能，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诺斯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的演进，有一定的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