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轶的货币国策论

刘轶(?～公元756年)字祚卿，唐玄宗、肃宗时，居官在朝。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上《货泉议》，反对私铸，主张由国家控制钱币铸造。
刘轶主张货币要由国家控制和管理，首先将货币的重要性提到国策的高度，认为货币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他说：“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是。”(《旧唐书·食货志上》)他认为，钱是用来平衡物价、调节农商的，国家的强弱兴衰，就是看能否运用货币来调节生产和流通的平衡，以促进社会的繁荣安定。他把货币看成是决定一国兴衰的因素，足见他对货币的重视。这正是他的货币理论的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货币是管理国家的工具，主张应由国家控制以发挥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作用。他引用《管子·国蓄》中先王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的话，以坚持国家管理货币、垄断铸造权的主张，并发挥说：“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如父母。用此术也，是为人主权……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旧唐书·食货志上》)就是说，货币是治国之要术，国君只有掌握住货币，方可予民以贫富，使民如子女，操纵物价，控制货物，不怕老百姓不听。若放弃货币控制权，任民自铸，那国君就不能控制百姓，百姓也不服管理了。
既然货币是管理国家的工具，刘轶则进一步主张货币发行也应由国家控制。他说：“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钱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旧唐书·食货志上》)刘轶认为，货物的价值必须与货币的价值相等，即价格要合理，如此则农不伤，贾不亏。售谷者是要以之购买其他物品，故价要合理，营商者是要赚其钱，故钱要足值。压低谷物价格则伤农，压低货币价格则亏商。这就要求掌握物价，以测钱之多少。价涨就是钱多，就要收回，以减少流通量。钱少，则钱价过其值，就要投放，以降低其购买力。这个货币的发行权，完全要由国家控制，绝不能放弃。
刘轶还在货币流通量的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说：“夫钱重者犹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旧唐书·食货志上》)意思是现在人口比以前大大增加，货币的需要量也要增加，但钱币的铸造炉却并没有增加，这是造成钱重的原因。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在人口增加需要增加货币量的情况下，因为法禁宽，私铸轻钱尚可流通。一旦法禁严，轻钱不能流通，那么钱币的数量就减少，“钱重”的问题就更严重。由此也不可开放私铸。刘轶把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同人口数量联系起来，是前人未提出的。
此外，刘轶还列举了私铸的具体弊病：一是私铸必然出恶钱，恶钱陷人于法网；二是私铸驱人贪财利，财利使人弃农耕；三是私铸加剧贫富分化，因为私铸利于富人，贫穷者无法私铸，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更加放纵，贫富将更不均平。为防止私铸，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禁铜，即禁止民间用铜，铜由政府垄断。民间无铜，盗铸就不会产生了。他说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官钱币值稳定，二是人们不因私铸而犯法，三是增加钱币的数量，四是不损害商贾的利益。他称这四个好处为“四美”。(《旧唐书·食货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