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理论theory on the origin ofagriculture

有关人类从早期迁徙不定的采集渔猎生活向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过渡、开始营相对定居生活的理论学说。
宗教说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提出的一种起源学说。认为动物和植物最初的被驯化不是出于经济的而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如至今还保留的从西班牙、葡萄牙延伸到东印度的一条“公牛带”，在此带内的人对牛有一种特殊的宗教感情。绵羊、山羊、猪和鸽子在古代世界都是供牺牲之用的。许多植物包括野生和栽培的都是用于祭祀、仪礼或巫术的。宗教说所列举的都是事实，原始人很早就有了宗教的信仰，驯化的动植物和宗教发生联系是很自然的。但以宗教说来概括农业起源则是很不全面的。
群集说 20世纪50年代柴尔德(V. G. Childe)提出的一种理论。他从气候变迁的角度入手，指出北非和近东某些地区的气候从纪元前几千年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干旱化之中这一事实。设想在这一带的干燥化过程中，迫使成群的动物和人类离开干枯了的河流两岸，而迁移到终年有水的绿洲，造成人与动物的密切接触，引导人去驯化动物。原始的人便依次经历了猎人、牧人和农人三个阶段。成为牧人以后，为了供应饲料而开始把杂草转化为饲草，最后成为人的粮食作物。这种三阶段论的设想虽然很完满，但并不能反映农业起源的真正面貌，农业起源较三阶段论复杂得多。
发明说 这是把栽培作物看成一种创造或发明。以达尔文为代表。认为原始人经过许多艰难的尝试知道哪些植物是有用的，人类在栽植植物之前必先定居下来，在住所周围倾倒垃圾的地方是萌生种植观念的地方，因为垃圾堆比天然土地更肥沃，掉在其中的种子，生长也特别好。当人们尝试着去播种种子之后，人工栽培走出了第一步。但是先有定居，以后产生种植的观点与民族学的资料是相违背的。
扩散说 索尔(C.O. Sauer) 在20世纪50年代著有《农业起源与传播》一书，吸收了达尔文的定居观点，加以具体化。认为定居的生活是由捕鱼为生的种族先发展起来的。并在理论上增加了许多内容，主张农业先由一个最古老的地区起源，然后向其他地方扩散。他选中东南亚是农业的最古老中心，从那里向东北传至中国，向西横过印度和近东，到达非洲及地中海区域，最后进入北欧和西欧。在美洲的中心是南美东北部，农业从那里传播到墨西哥，然后到北美东部，向南沿安第斯山脉，向东到巴西等地。E. Anderson与索尔持相似的观点，并且增加了一些遗传学的论点。如把杂草看作驯化的对象，设想植物的生境遭到干扰，会增加杂交的机会，结果增加了变异和新的遗传组合，人们就从中进行有用的选择，于是产生了驯化的作物。他还提出最先驯化种植的应是无性繁殖的块茎块根类作物，然后才是谷类作物。扩散说的要点是认为栽培植物的产生只能是发生一次或有限的几次，是一种根本性的创造发明，以后是靠传播扩散的，因为种植比采集更优越，所以人们乐于接受。扩散说虽有一些合理的内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采集扩展说 这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宾福特(L.R.Binford)与福来奈(K.V.Flannery)等提出的观点。将人种学和考古学知识结合起来，指出最初走向食物生产的原因和场所。指出采集人是具有植物知识和经验的人，知道哪些植物的果实种子可以食用，哪些植物有毒不能食用，哪些有毒的植物怎样去毒后可以食用。当人们认识到栽培能够给人带来利益时，栽培就开始了。但此时采集和栽培之间的差别很小。为此，采集扩展说提出一种栽培作物起源于邻近野生资源的最佳“搜集范围”(foraging range)而不是在该范围之内的观点。从另一方面看，大量考古遗址表明，中石器时期独木舟、小船、木筏已经发明，不少原始人已经定居下来成为渔猎人，渔猎人的人口较为稳定，没有发展为农业的动力，而从渔猎人分离出来的一些迁徙者，进入原先以采集狩猎为业的地区的交界面，陷入了食物来源的危机，促使人们从事作物栽培。采集扩展说认为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世界的许多地区独立地、也可能是同时地发生，这一观点与扩散说恰恰相反。
驯化地理说 从作物起源的地理学入手探讨农业起源，以19世纪的德康多尔(Alphonse de-Candolle)及20世纪上半叶的瓦维洛夫(Н.И.Вавилов)为代表。
德康多尔是法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他的《农艺植物起源》 (Origin of Cultivated Plants)一书集中讲述了植物的地理分布，并设法把许多栽培植物的原产地确定下来。他综合利用有关野生亲缘的分布、历史名称、语言衍变、考古发掘等资料，论证栽培植物的起源。由于他所处的时代较早，20世纪以来大量的考古发掘和野生种的发现和研究，在当时都属未知，因而他的论证不够全面，有些资料还有错用。但他的著作至今仍是学者们研究栽培植物起源的宝贵资料。
瓦维洛夫是俄国著名遗传学和农艺学家。他认为农业起源和遗传多样性有关。在他的“论栽培植物的起源”论文中提出，只要在某一地理区域内找到最大的遗传变异性，那里就是起源地。尤其是当变异性是受显性基因控制，同时该地区又含有该作物的野生种系时，将特别正确可靠。1935年他还提出了有深远影响的植物栽培的8个起源中心学说。1940年他又将其扩大为19个起源地区。在他的基础上，1945年达灵顿(C.D.Darlington)等将其修改为12个中心；1955年库佐夫(А.Д.Курзов)主张10个起源地区；1968年茹可夫斯基(П.М.Жуковский)提出大基因中心说，分世界为12个中心；1970年佐哈利(D.Zohary)主张10个中心。最后，1971年哈伦(J. R. Harlan)推翻此前所有的观点，提出A¹A²、B¹B²及C¹C²三个中心及非中心的观点。
瓦维洛夫归纳的八大起源中心中，以中国中心的栽培植物最为丰富。共136种，占全世界666种主要粮食、经济作物及果、蔬等的20.4%。哈伦把全世界419种重要栽培植物重新加以分配，其中中国占64种，属于B¹中心，其余的归入B²。东南亚无中心。齐文(A.C.Zeven)和茹可夫斯基的12个中心包括167科2297项的栽培植物，其中中国占284项，占12.4%，居世界第二位。中国近年来的学者研究，认为起源于中国的植物共170种以上。又有人根据古籍记载，参考国内外资料，统计有史以来的主要栽培作物共236种。其中粮食作物20种，蔬菜45种，果树53种，纤维作物11种，经济作物25种，药用植物42种，竹藤类21种，主要观赏植物19种。
非模型的模型说 哈伦根据自己的调查和研究，以他掌握的事实和瓦维洛夫等的各中心说核对，指出像近东、中国北方和中美洲可以视为是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但像非洲、东南亚和太平洋、南美洲也是栽培作物的起源地，可是它们非常分散，不成其为中心，只能称之为“非中心”（或无中心）。所以他提出了全世界的栽培作物起源包括三个中心和三个非中心。
哈伦对农业起源作出的新结论较前人进了一大步。但他自己也指出，理解农业起源的最大困难是获得所需的情报，任何臆测的总和代替不了真凭实据。尽管自从达尔文指出农业起源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以来，在20世纪已取得不少进展，但人们仍旧远没有能肯定农业起源的确切地区和引起人类这种深刻变化的动机。
农业起源与收割 农业产生之前，原始人已经知道有规律地收割野生植物（即有计划地采集一种以至多种野生植物），他们被称为“收割民族”。这些人的活动中心和聚落就是该野生植物的收割地区。他们已不是典型的狩猎与采集人群。收割者的聚落比采猎者要大，类似于早期的农业社会。可以看作是采集和种植农业之间的中间阶段。收割和种植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没有整地播种，后者必须进行整地播种。但收割者也掌握管理植物的技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收割，怎样对采集物进行加工(包括脱粒、去壳、磨粉、烤制)以及有毒物的去毒。已经有了灌溉的雏形，会筑水坝防止土地在旱季干裂，并能促使对他们有用的植物生长，以吸引鸟类鱼类等。所缺的只是土地备耕和栽培活动。在近东一些地方野生小麦和大麦以数平方公里计，在这些自然区内的人只要几个星期的采收，就可以满足家人一年的需用。因此农业种植不可能在这里产生，只能在野生区之外产生。
农业起源与工具 研磨工具和杵臼是原始农业的重要工具，也是采集经济的工具。点种棒和锄、耜、铲等石制或木制工具是农业发生的前提。但收割民族缺少这类工具。中国北方是半干旱的黄土地区，疏松的黄土使用木耒或耜就可以栽培禾黍、大小麦等。南方早期的水稻栽培一般是火耕水耨，放火放水都离不开一定的工具。工具的演化是促使农业传播的重要条件，只有当石斧为铁斧所取代，农业才从地中海沿海传到欧洲内地，从印度河扩展到恒河流域，从黄河扩展到长江流域。在美洲，印地安人的农业起源也很早，但印地安人仍保持长时间的采集生活，其原因之一是缺少有效的工具。
农业起源与气候变迁 距今一万年前亚洲、欧洲、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动物和植物的驯化。12000～6000年前，由于世界生态环境的变化使这一时期成为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世界平均气温上升约4.5℃，冰大陆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约106. 7米。由此而引起一系列的变化：森林扩展，海岸线、河道、湖泊发生位移。但由于热带温带森林的扩大，使食物资源多样化；冰间期的海平面上升，造成浅海港湾回游的鱼类、贝类等水产资源的丰富，吸引人们去捕捞，从而定居下来，造成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引起“母村”的分裂，分迁出去的人得不到优裕的生境，而被迫走上发展农业的道路。
农业起源与陶器和定居 通常认为有陶器必有农业，因为定居下来从事种植的农民需要陶器贮藏谷物、饮料、煮食物以至祭祀和死后的随葬等。陶器易破碎，不便携带，所以狩猎人不使用陶器。但陶器和农业也并非绝对一致，新石器时期的旧大陆曾有过无陶的农业时代，如耶利哥(Jeriho)遗址就是无陶的新石器农业。同理也有有农业并没有定居，或有定居却并未有农业的情况。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印地安人从1500年前就对农业十分谙熟，但是至今还没有完全进入农耕，食物中的蛋白质仍靠狩猎、捕鱼和采集供应。住屋对狩猎者来说用处不大，他们只使用短时间即放弃。反之，现代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当地人早已是定居者，但种植业则尚未开始，新石器早期与冰期后退，海水上升使海汊海湾沿岸的鱼、蛤、贝类大量增加，促使人们定居下来从事捕捞为生，也完全没有农业。
农业的定居是指人们必须花较大的劳动建造永久性的房屋，圈养家畜的栅栏，像干栏式长屋是人住楼上（如浙江河姆渡遗址），楼下养家畜，还有贮藏谷物的仓房，祭祀的用房等等。定居和土地的长期利用（包括休闲）、栽培方法的持续性、剩余粮食的贮藏等是相互依存的，不是简单的可以避风雨的栖居所。
农业起源与人口 科恩(M.N. Kohen)在他的《史前史的食物危机》一书中认为人口压力是导致农耕出现的最大因素。在冰间期世界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农耕的原因，即由人口压力所引起。他提出与人口压力有关的假设有：❶农耕出现之前人们已经积累起丰富的植物知识。
❷农耕并不比采猎的食物来源稳定，但农耕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采集为高。
❸采猎的人口不稳定，有经常增加的趋势。其增长速度到冰间期已到了超过环境负载力的程度。假设❶是较普遍公认的。人口压力说的缺点是不能解释澳大利亚洲的农耕起源，因为澳洲一直不存在人口过多问题，也不能解释早于冰间期时人口何以未到临界期的问题。但过于强调人口压力有可能忽视其他因素。在采猎人口中，其人群的大小，取决于他们获取食物的活动半径。据估算，半径为9. 6公里的范围，面积约259平方公里。在此范围内，人口很少超过100人。需要供养的人口愈多，采集愈困难。解决的途径有二：一是节制人口。原始的节制人口方法有杀婴、避孕、流产等。其二是扩大开发区，开始了农耕的实践。许多采猎民族能够长期保持与环境的平衡就是节制人口的作用。
农业起源与采猎 农业出现后的相当长时期里，因为种植的作物种类有限，采集和渔猎占了很大比重。更重要的是种植的作物不论是块茎类或禾谷类，都是以淀粉含量为主的食物，动物蛋白质和脂肪必须依赖渔猎的来源。蛋白质关系到人的生长发育和细胞更新。这时，采集与种植之间、狩猎和家养之间以及采集种植与狩猎家养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并构成一定的食物结构模式，且每种食物结构模式都在动态变化中取得平衡。由此，最终完成了由种植取代采集，家养取代狩猎的生活方式。
农业起源与神话传说 中国有神农氏尝百草，教民耕稼的传说；古希腊的女神特美脱(Demeter)是农业、生育、婚配之神，在埃及，发明农业的是地球和太阳的女儿爱西斯(Isis)，世界各地各种民族都有农业来源的传说和神话。这些传说神话虽然没有实际的科学意义，但是经过调查、收集、整理与比较，对于理解种植的起源和传播却有一定的价值。如傣族的古歌谣中有反映采集狩猎时期的“叫人歌”和“关门歌”，说明那时的采猎人还住山洞。“穿牛鼻歌”反映早期驯化水牛的情况。进入农业种植阶段的歌谣，其中充满了稻有“谷魂”牛有“牛魂”的信仰，丰收是谷魂牛魂的赐予等。德国学者阿道夫·詹逊(A.Jonson)对作物起源的神话传说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结果将它们分为两大类，意译为“本体说”(haimuvele)和“外来说”(prometheus)。“本体说”的神话说最初的作物是从一个死神或死人的身体上长出来的，人们拿去播种，就成了栽培作物。“外来说”则说作物的种子是以某个地方（一般是天上）弄来的。本体说的神话都集中于块茎作物和果实，外来说则偏于禾谷类作物。但也有二者混合起来的内容。这表明作物起源的多源性和作物驯化过程中的相互交流传播。
农业起源的问题涉及了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农学、驯化地理、气候变迁以至宗教神话的各学科、各方面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考察，既可以获得互相补充的资料，又常常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