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马史history of horseraising

马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役畜之一，无论农区或牧区都广泛饲养和利用。在农区，由于马在交通运输、农业生产，尤其是军事上的重要作用，被奉为“六畜”之首，历代统治者把养马作为重要政务，形成“马政”。在牧区，骑马技术的发明与推广，是发展大规模游牧经济的关键。我国历代养马技术，也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系统。
起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马的国家之一。根据古史传说，中国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黄帝尧舜时代，已在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役使马牛驾车挽重。在山东历城城子崖、甘肃永靖马家湾和江苏南京北阴阳营等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出土了马骨和马牙。其中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马下颌骨和下臼齿，经鉴定与现代马无异。可以认定当时的马已被饲养。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马骨和马车， 卜辞中也有“王畜马才（在）兹𡧁（厩）”的记载，马在商代成为家畜确定无疑了。
马政概况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者为了对外战争和对内镇压，以及交通、仪仗、田猎、娱乐等需要，逐步建立了养马和征发马匹的制度。夏商材料较少，难考其详，但卜辞中已出现管理养马的“马小臣”。西周以来，文化大开，马政日趋完备。据《周礼》记载，在六官之中，有夏官掌以兵马；太宰以下，有质马、圉师、校人等，分别掌管马匹的鉴定、调教和饲养管理。根据马的用途，还把马分为种马、戎马（军马）、齐马（仪仗马）、道马（交通马）、田马（狩猎马）、驽马（杂役马）六种。天子有左右厩，共十二闲，六马完备。诸侯六闲，马为四种，卿大夫四闲，马为两种。春秋战国时，由于北方骑马民族的崛起和列国纷争，各诸侯国竞起养马。
至秦汉，设太仆，专掌舆马之政，地位显赫。列为九卿之一。太仆之下，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尉，又有车府辂軨、骑马、骏马四令丞等。汉景帝时发展苑马以广用，设边郡六牧师苑令，牧苑数发展到36所，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余万匹。民间养马业也有很大发展，武帝初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至魏晋，魏承汉制，马监比较有规模，但蜀、吴二国较弱。至南北朝，原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养马颇盛。如北魏在河西地区养马达200万匹，又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10余万匹，以卫京师。至隋唐，据《隋书·百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当时已建立一套很完善的马政制度，在中央除设太仆寺主管六坊牧监外，还设有驾部、尚乘局、闲厩使分管马匹的乘骑、传驿、官私马簿籍、驭习等。在地方亦设监苑，并把军镇、监牧与屯田密切结合，使隋唐养马有较大发展。如唐贞观至麟德(627～665)年间，国营养马增至70余万匹，创中国历代国营养马之最。同时，鼓励民间养马，至唐玄宗时，仅陇右一道，就有官私马43万多匹。至宋代，宋太祖置左右飞龙二院，以二使领之，后改为天厩坊骐骥院，以天驷监隶之。而诸州监牧并废，并分遣中使，诣诸州岁市马以充闲厩。太宗时，诏市吏民马以备征讨。及平太原，得汾晋燕蓟马4.2万匹，国马益多，乃分置诸州牧养。真宗时，置估马司凡马市辨其良驽，平其所值，以分诸监，是时牧监已增至14处。景德(1004～1007)时置群牧使。英宗时，天下官马，增至15万余匹，是为宋代之盛。神宗熙宁(1068～1077)间，王安石变法，行保甲养马之制，推行户马制度，散国马于民，对发展民马有很大帮助。至南宋，国马瘠脊。而北方辽金，均为游牧民族，其养马业较为发展。据《辽史·食货志》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辽太宗时，仅御帐亲军合骑达50万匹，官卫骑军10余万。而金人在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不过，金人入主中原后，由于他们遍处劫掠收括民马。对中原民间养马业破坏很大。至蒙古崛起，建立元朝，仿唐、宋马政，设太仆寺及尚乘寺。于东至辽东，北至外蒙古以北，西至甘肃，南至云南及越南境内，设十四道牧地，养马不可计数。不过，由于元统治者惧怕人民的反抗，对民间养马亦采取很严厉的“括马”和禁养政策。至明代，改变元代做法，不仅在边郡广设牧苑，还鼓励民间养马，实施丁马之法。洪武(1368～1398)年间，规定江南民间每5户养马1匹，江北育马适宜之地，则家养1匹。并规定每15匹母马养1匹公马，立群头1人，50匹立群长1人。在川陕各地，还仿宋制，设“茶马司”，以江浙之茶，换取西北之马。永乐(1403～1424)年间，除采取历代马政之长，设太仆寺及苑马寺掌管马政一切事务外，又增设管马之官于州、府、县内，专司民马政令的推行。至明后期，据《明会典》载当时全国常备军马不下80多万匹。至清代，马政制度趋于复杂，御用之马，统于上驷院，戎备之马，统于兵部车驾司，另置太仆寺附设种马厂，以掌牧养蕃息之事。不过大多仍都沿袭旧习，国马不甚发达。而且对内地养马，仿元之制，实行严格的禁养、禁贩和括马政策，大大阻抑民间养马业的发展，使养马业日趋衰落，只在察哈尔等地设若干马厂，由太仆寺、上驷院分管。
养马技术的发展 中国早就重视马匹的饲养管理和繁育，甲骨文中“刍”的象形，即表示以手取草。《诗经·周南》载：“翘翘错薪……言秣其马，……之子于归，言秣其驹。”秣，就是用粮食饲喂马匹。春秋战国时，给马划定了专门牧地，并实行季节性的出牧。《左传》载：“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即春分出牧于野，秋分归厩舍饲。《周礼》中校人掌王马之政，牧师管牧地分配，而趣马、巫马、廋人、圉师、圉人等均与马的繁育、饲养、教习、保健有关。
《吴子兵法》中还较详细地记载饲养管理军马的经验，如对马在饮食上，强调要“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在居处上，要“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在管理上，要“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在调教上，要“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在使役上，要“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勿劳马”。对于繁殖，从《礼记·月令》等记载看，当时对马牛等大牲畜，平时牝牡分群放牧，季春合群交配，配种后再分群。此外，当时已注意牝牡的比例配合，并发明马的去势术。至秦汉，还从西域引入体格较大善奔的大宛马、乌孙马，改良马匹，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最早马匹改良。同时，为发展养马从西域引入苜蓿。并广泛采取“刈刍”和“积茭”的办法储备过冬草场，以保证马匹的安全越冬。至两晋南北朝，《齐民要术》已提出“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16字作为马、牛役用家畜的使役和饲养总原则。对马的饮食要求“食有三刍”，“饮有三时”。即饥时喂粗饲料，饱时喂细料，引其多食；朝饮少量，昼饮酌量，暮饮足量。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万》也指出，当马经过长途乘骑或重劳役后，不能马上给予料和水，否则会生病，而应先给予充分休息，然后才能饮饲。在繁育上，对马驴杂交，《齐民要术》作了较详细说明，并且指出，杂交时要父强母壮，才能生产出优良的骡或驴骡来。至隋唐，对马匹的饲养管理更加精细和完善。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在马的出牧和收牧，烧野和清厩，都按一定时令，饮水清洁，草料精美，夏设马棚，冬有精舍。对幼驹及瘦弱、老病酌情补充精料和精细护理。在各国营马苑中，甚至还给每匹马规定了各种饲料的供应标准，这是中国最早、最原始的“饲养标准”。此外，唐时还建立了马籍、马印制度。《新唐书·百官志》载：“马之驽良皆有籍，良马称左，驽马称右，每岁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合为一，以仲秋上于寺。”《唐会要》载：“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印印尾侧，至二发起脊，量强弱，渐以飞字印印右膊，细马、次马俱以龙形印印项左。”马籍制度的出现，促进了马种改良和良种选育。当时已认识到马匹杂交改良的重要。如《新唐书·兵志》就指出：唐马“即杂胡种，马乃益壮”。因此，当时从大宛、康居、波斯等地引进大量大宛马、康居马、波斯马。唐玄宗时，还从突厥引入蒙古马，通过杂交，培育出适合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生产性能极好的优良马种（见彩图）。至宋元明清，《马书》在《齐民要术》饲养技术基础上，提出“少饮、半刍”，“忌饮、净刍”，“戒饮、禁刍”的“三饮三喂”法。并要求谷料需筛，灰料需洁，毛发需择，骑乘、料后和有汗不得饮，“骑少”和炎暑时休加料。对于马的繁殖，《马书》要求：“每年正月，二月，三月趁时群盖（交配）定驹”，夏天炎热时要“天气晴明清晨，晚天凉候群盖”。种马要选用好壮的“三岁儿驹”。还要建立群盖簿，把配种期、次数、分娩日期清楚地记入各骡马表格内，便于稽查考核和比较，以提高繁殖率，这是一比较完善的马的繁育制度。
在中国长城以北、甘青以西的广大地区，先后有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相继代兴。他们拥有发达的畜牧业，马是他们的主要牲畜之一。他们的畜牧技术与农区分属不同系统。他们以善骑著称，在反映北方游牧民族早期生产生活情况的内蒙古狼山岩画中，就有许多骑者的形象。依靠骑术，才能维系庞大畜群，才能把分散部落联系成统一民族。因此，他们很少对马进行人工喂饲，强调让牲畜自由逐食水草，“遂其天性”，却很重视骑乘的训练。通过控制饮食、加强运动等方法，防止马匹长虚膘的“控马法”，在明代萧大亨的《夷俗记》中有详细的记述。西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还创造了利用幼驹恋母心理的调教法。这些民族在动物远缘杂交育种方面也颇有成绩。如马和驴杂交育成的骡，就是从北方游牧民族传进中原的。
品种 在劳动人民长期辛勤培育下，中国培育出马的优良品种主要有：蒙古马、河曲马、西南马、三河马、伊犁马、焉耆马、岔口驿马等。其中，蒙古马分布于内蒙古及邻近地区，东北、新疆及长城以南的农用马也大部分为蒙古马。蒙古马是中国北部马种的代表，它体质结实、粗糙，四肢粗壮直立，体形中等，运输、役用性能良好，自古北方主要用于骑乘。河曲马产于甘、青、川三省交界的黄河弯部，以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和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等地为主要产区。据研究，河曲马的起源与唐代陇右马群有关，宋代以来所称“秦马”、“川马”主要为河曲马，此外还称乔科马和松潘马。而西南马产于西南的云、贵、川等省，它有很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东汉，西昌即以产良马有名，唐宋以后，四川的建昌马，云南的丽江马，贵州的黔西马均作为贡马，元代且以云南、贵州西部为固定养马区。至明朝时，更在永宁、宜山、东川、乌蒙等地广设茶马司，利用江南茶、盐换购马。西南马属山地小型马，体短小精悍，利于驮用。伊犁马产于新疆伊犁河流域，与历史上汉代引入的乌孙马有关。焉耆马在新疆天山南麓，以和靖、和硕二县为主要产区，也为近200年所形成。
利用 中国古代对马的利用除用于肉用、祭祀外，根据《通典·王礼篇》“黄帝作车”及《史记·五帝本纪》“帝尧彤车乘白马”等记载，表明中国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马已用于驾车。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大量文献中，也记载了马拉战车用于作战的情况。关于骑术的出现，有认为早于车驾的，有认为晚于车驾的。不过，大规模骑术的发展以及用于战争，还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自此，骑术广泛发展，使马广泛应用于各种交通、传驿。至秦汉，马又用于舞马娱乐。《盐铁论》有“百兽马戏”的记载。三国时曹植《献马表》谈到他训练的大宛紫骍马，“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至南北朝，马还有用于农耕的记载，如《魏书·食货志》载：“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至隋唐，又出现骑马打球等体育娱乐活动。不过，马匹历代仍主要用于军事、驿站及达官显贵的代步上。至于马乳饮用，则自古通行于游牧民族，秦汉时传入中原。汉宫中设有专官和匠工制造马乳酒，供皇室饮用，后传至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