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一斋诗话

清潘德舆撰。十卷。附《李杜诗话》三卷。此书评述历代诗人艺术成就，阐发诗歌发展源流正变，分析前人诗论，内容广泛。强调文学作品教化作用，贬低“性情”， “所谓性情者，最多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耳”， “其尤悖理则荒淫狎媟之语皆入诗”。在艺术上重视诗的“神理意境”，主张“有关系寄托”，“直抒己见”，“纯任天机”， “言有尽而意无穷”，颇精辟可取。有清道光刻本和《清诗话续编》本。

养一斋诗话

诗话著作。清潘德舆撰。潘德舆(1785—1839)，字彦辅，一字四农，山阳（今江苏淮安）人。道光八年(1828)举人，官安徽候补知县。有《养一斋集》。《养一斋诗话》共十卷，以儒家“风”、“雅”诗教作为论旨之本，特别强调诗人的品性修养，将论诗与论人统一于封建教化的标准。特别推重曹植、陶潜和杜甫：“子建不知爱君恋阙，报国奋身，诗必不能出七子之上；渊明不知洁身植行，安命乐天，诗必不能出六代之上；子美之于五伦，皆极肫挚动鬼神，不独一饭不忘君已也。《三百篇》以还，得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诗为小技。”潘氏虽然对诗人之人格与诗作之品格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有所认识，但在评论阮籍和陈子昂时，最终还是以“籍之党司马昭而作《劝晋王笺》”和“子昂之谄武曌而上书请立武氏九庙”，而概斥之为“小人之诗”。此外如曹操、陆机、潘岳、谢灵运、沈约、范云、宋之问、沈佺期等人，也都被视为“乱臣逆党”而累及其诗，甚至连王安石，也因其推行政治改革而被抹杀在文学史上的的地位。这是以政治道德标准代替审美标准造成的严重失误。但是《诗经》在《养一斋诗话》中又有作为审美原则的意义，潘氏指出：“《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意境者何？ 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不学《三百篇》，则虽赫然成家，要之纤琐摹拟、饾饤浅尽而已。”这是贯穿全书的又一基本立场。因此，从全书看，《风》、《雅》传统作为论诗准则的伦理教化性质和审美性质还是基本平衡的。《养一斋诗话》对前代各家诗论，虽均有所批评（朱熹除外），但这种批评并不全盘否定。例如，他对清代各家诗话，贬斥多于褒扬，尤其批评袁枚的《随园诗话》和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但潘氏论诗的两大支点，又恰正是袁枚标举的“性情”和翁方纲标举的“学问”：“是故古人之诗，本之于性天，养之以经籍”；“尚性情者无实腹，崇学问者乏灵心，论甘忌辛，诗教弥以不振，必当和为一味，乃非离之两伤”，等等。其论实为糅合各家之说，而后再自出机杼的一种带有集大成性质的理论。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本。

养一斋诗话

诗话。十卷，附《李杜诗话》三卷。清潘德舆撰。潘德舆(1785—1839)，字彦辅，一字四农。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博学工文词，阮元为漕运总督，招之，力辞不往。清道光八年(1828)举人，十五年，补安徽知县。有《养一斋诗文集》二十六卷，《札记》九卷，《诗余》三卷。

徐宝善为《诗话》作序，称潘氏论诗“以《三百篇》为根本，以孔门之言诗为准则”。由此出发，《诗话》注重“诗品”出于“人品”，盛赞顾亭林诗“坚实”、“高阔”，乃出自深厚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推崇诗史上的曹植、陶潜、杜甫的诗。由此出发，主张“诗品”与“诗教”相一致，发挥诗歌挽时运、补时弊的社会作用。《诗话》另一特点，即注重对历代诗话和当代诗话的评析。品骘的标准，首重思想性，因而推赏宋人黄彻的《䂬溪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明人方以智的《通雅诗话》，贬斥清人如施闰章《蠖斋诗话》、王士禛《渔洋诗话》、赵执信《谈龙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沈德潜《说诗晬语》、袁枚《随园诗话》。同时对前人与今人论诗歌艺术的精到见解，也能给予肯定。

《养一斋诗话》大力维护儒家诗教之尊，与他身处嘉道之世，希冀济世匡时的志向相联系。作者敢于向名家、向时流挑战的批判精神，亦难能可贵。其师钟昌称许《诗话》大旨全在“美天下之风俗”，以及后来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极力褒扬潘氏论诗，可见《诗话》在清代的价值。

有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本，收入郭绍虞编，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养一斋诗话

清·潘德舆撰。十卷。德舆 (1785—1839)，字彦辅、四农，号养一。山阳 （今江苏淮安）人。宣宗道光八年举人。此书论诗，涉及面颇广，上起《诗经》，下迄清代，阐发源流正变，品评艺术成就，评述前人诗论观点。自谓“吾于宋诗话，严羽之外，只服张戒《岁寒堂诗话》为中的。”故一则主张“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认为“诗之妙全以先天神运，不在后天迹象。”另则很重视“诗言志”，强调教化作用，认为“‘言志’、‘无邪’之旨立，而诗之美恶不得遁也。”对于袁枚的诗作诗论，大为不满，批评说：“究其所谓性情者，最高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耳。其尤悖理，则荒淫狎之语，皆以入诗”。最后总结出诗歌有“神理意境”，乃为“至高之作”。认为汉，唐人诗歌之所以“可以感人而传诵至今”，就在于其中具备“神理意境”之超诣高妙。提倡“质实”的创作，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有《清诗话续编》本。

养一斋诗话

诗论。清潘德舆(1785—1839)撰。十卷。德舆字彦辅，号四农，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举人，安徽候补知县。此编为作者晚年定稿，由徐宝善于道光十六年(1836)刊行。总三百二十五则。作者标举“诗只一字诀，曰‘厚’。”并释“厚”曰“深曲有味”，即重在诗意开掘，求抒发思想感情之深厚。针对性灵诗内容轻薄空疏而立论。主张“诗境贵质实”，“汉魏以性情时事为诗，故质实而有余味”。强调诗人应具有第一等之胸襟、志向、学识，主张先有人品而后有诗品，陶渊明其人即“先有绝俗之特操”与“忧愤”之气，其诗“后乃有天然之真境”。反对严羽《沧浪诗话》以禅言诗，以为“以妙语言诗犹之可也，以禅言诗则不可。诗乃人生日用中事，禅何为者！”此编论诗歌创作规律，颇有可取之处，然亦时有偏颇之见，对曹操、阮籍、陈子昂、王安石等名家评价亦欠公允。有道光十六(1836)年刊本，《清诗话续编》本。

养一斋诗话

诗话。十卷，附《李杜诗话》三卷。清潘德舆撰。潘德舆(1785—1839)，字彦辅，一字四农。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博学工文词，阮元为漕运总督，招之，力辞不往。清道光八年(1828)举人，十五年，补安徽知县。有《养一斋诗文集》二十六卷，《札记》九卷，《诗余》三卷。
徐宝善为《诗话》作序，称潘氏论诗“以《三百篇》为根本，以孔门之言诗为准则”。由此出发，《诗话》注重“诗品”出于“人品”，盛赞顾亭林诗“坚实”、“高阔”，乃出自深厚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推崇诗史上的曹植、陶潜、杜甫的诗。由此出发，主张“诗品”与“诗教”相一致，发挥诗歌挽时运、补时弊的社会作用。《诗话》另一特点，即注重对历代诗话和当代诗话的评析。品骘的标准，首重思想性，因而推赏宋人黄彻的《䂬溪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明人方以智的《通雅诗话》，贬斥清人如施闰章《蠖斋诗话》、王士禛《渔洋诗话》、赵执信《谈龙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沈德潜《说诗晬语》、袁枚《随园诗话》。同时对前人与今人论诗歌艺术的精到见解，也能给予肯定。
《养一斋诗话》大力维护儒家诗教之尊，与他身处嘉道之世，希冀济世匡时的志向相联系。作者敢于向名家、向时流挑战的批判精神，亦难能可贵。其师钟昌称许《诗话》大旨全在“美天下之风俗”，以及后来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极力褒扬潘氏论诗，可见《诗话》在清代的价值。
有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本，收入郭绍虞编，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养一斋诗话

十卷。清潘德舆(1785—1839)撰。潘德舆，字彦辅，号四农。山阳 （今江苏淮安）人。道光八年 (1828)举人。后选为安徽候补知县，未赴。著有 《养一斋集》、《养一斋诗话》等。《养一斋诗话》是其论诗著作，成书历时二十余年。最初只是作者读诗析艺的札记，后来不断渗入变革诗风的意向，写作态度日趋严肃，成为一部论诗专著。潘德舆论诗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标树诗教旗帜，提出诗教不能出圣教外，论诗首重诗人节操，欲以传统的儒家诗论扭转浮华诗风，使诗歌为封建政教服务。《养一斋诗话》在偏于保守的诗论中又含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因素，作者提出了“柔惠且直”的“性情说”，推崇杜甫和白居易，主张诗歌干预政事、反映现实，这是其生活时代要求变革诗风的反映。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评述了自古以来诗人百余家，追溯源流，探究风格、品第高下、赏析佳构，乃至倡涉考订、指摘疵病。尊《诗经》为最高典范，推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为诗圣。《养一斋诗话》痛斥门户声气之习，对于宗唐、宗宋之分、格调与神韵、性情与学问之争，皆持折衷态度，取长补短、综其双美。《养一斋诗话》有道光十六年 (1836)原刊中箱本，共三百余则。今存其稿本 《说诗牙慧》十三卷。《养一斋诗话》后附作者《李杜诗话》三卷，其稿本《作诗本经纲领》今亦存。另外有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