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治通鉴

[日]内藤虎次郎著，苏振中译，《宋史研究集》第6辑(台湾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1年12月出版)，第157——208页，约15000字。
苏氏所译《宋代史学的发展》中有不少关于《通鉴》的文字。通鉴原来的目的是帝王之学，但结果不单是作为帝王的备忘录，亦表现了史家个人的史观与识见，不仅体裁上复兴编年史体，尚寓有春秋大义，揉和史家的观点，意义重大。因是一部大作，各种材料都有，即在正史中亦有些材料欠真。《通鉴》的优点，除前人的评论外，仍有可述之处。在材料选择上，颇具识见。为了要作古今通史而采编年体，记事的始末能首尾相应，互相连贯，在编纂的重点上是以事实较书法笔法为重，很技巧地运用了野史、小说的题材。亦有缺点，如成帝时，火德尚未流行，乃小说之假作，《通鉴》取为材料，是一大缺点。注释书中最早的当推史炤的 《通鉴释文》。之后，胡三省的《注》、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通鉴问答》。朱子时代之重视《通鉴》，乃在其编修上能发挥其真价值。《通鉴》对当时史学界有极大影响。由于是历史学上复古主义的改革，其体裁乃通识古今沿革之后所受影响的结果。其副产物有目录、考异、稽古录等。此外参与编修者尚有别的著作。《通鉴》对史论风气之盛有很大影响。《通鉴本末》出，产生了新体，补正了史书体裁上的一个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