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抗战初期文艺界进行的一场大讨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文艺创作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强调批判地吸收文化遗产的精华，建设“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新文化。延安《中国文化》、《文艺战线》等刊物发表了艾思奇的《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巴人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何其芳的《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和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等文章，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讨论中，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没有严重的分歧。1940年国统区文艺界也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重庆的《新华日报》、《文艺月报》社先后组织座谈和讨论。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以向林冰为代表，他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中指出：民间文学是创造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全面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另一种以葛一虹为代表，他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的“民间形式”吗》一文中否定了民间文艺形式，主张不必创造文艺的民族形式，只要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就行。胡风支持这一观点。他在《论民族形式》的小册子中认为中国只能产生封建文艺，认为“五四”后的新文艺是从外民族“移入”的，否认新文艺有利用旧形式的可能。在“文艺民族形式”座谈会上，胡绳、罗荪和以群等都发表了不同于向林冰和葛一虹的观点。郭沫若在《“民族形式”商兑》一文中，对两种不正确的意见提出批评，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新形式，经过充分中国化，是可以成为民族形式的，主张作家生活要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