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Q正传》的讨论

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着“精神胜利法”的阿Q的典型形象，深刻地挖掘了中国农民身上愚昧落后的因素。因此，1921年底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后，颇引起评论界注意，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章，对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人物形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意见颇不一致。雁冰赞之日“实是一部杰作”(《通信》)，“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给读者难以磨灭的印象”(《读<呐喊>》)；成仿吾贬之曰“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 “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呐喊>评论》)。这种毁誉俱存的现象到了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时仍然如此。茅盾认为《阿Q正传》虽然描写的“是十六年前的陈事了，然而现在钻到我们眼里，还是怎样的新鲜”(《鲁迅论》)，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钱杏邨则否认《阿Q正传》的现实意义，宣布“不但阿Q时代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了”(《死了的阿Q时代》)。对于阿Q的“革命”问题，评论界也有不同的理解。郑振铎提出为什么“象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来”的疑问，并且认为这样写使阿Q“至少在人格上似乎两个”(《“呐喊”》)。鲁迅当时就回答他：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 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正传的成因》)。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阿Q正传》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已无可置疑，但对它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始终不断，正如鲁迅所说，作品发表之初，“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