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桐城文派

清代文坛曾形成一个势力最大的散文艺术流派，因这一流派的创始人、倡导者和代表作家都是安徽桐城县人，故名为桐城文派。它兴于康熙、雍正年间(1662—1735)，盛于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衰败于近代。
清代康、雍、乾时期，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已的统治，在思想文化上大搞专制主义，推崇程朱理学，要求把文学纳入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轨道。同时，在文学领域，由于八股文对文学的败坏、对人才的摧残，恢复我国古代散文传统，改造革新时文的要求，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趋势。正是为了适应清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文化政策以及古代散文自身发展的要求，桐城文派应运而生。桐城文派的奠基者是桐城人方苞。方苞(168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他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的主张，为桐城文派奠定了理论基石。他认为，“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义，指文章内容，即所谓“物”，法指表达形式，即所谓“序”。“义法”说强调文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求文章内容具体充实，言之有物；表达简洁、严谨，条理清楚，言之有序。“义法”说坚持文道并重，以义言法，法随义变。
方苞弟子桐城人刘大魁对桐城派的创立、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刘大魁(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虽才华横溢，却屡踬科场。终其一生，穷困潦倒，境遇悲惨。他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发展，着重探求古代散文的艺术问题，提出“神气”说。所谓“神气”，主要是指作家的个性、气质、胸怀之类的精神状态或思想情感。“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气相依，构成文章的灵魂。神气于文章，表诸音节、字句，它与音节、字句互为表里，二者不可分割。他强调文章应当由音节而字句，积字句以成文，这样由表及里，由粗到精，从而使之神显、气充，富有音乐美。
刘大魁的弟子姚鼐从古文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给桐城文派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姚鼐(1732—1815)，字姬传，轩名惜抱，人称惜抱先生，祖籍浙江余姚，元季始迁桐城。他出生于一个“簪缨世族”之家，从小受到很好的文化教养。他在方苞、刘大魁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关系的理论主张。就作家来讲，义理指哲学，考证指史学，文章指文学，要求作家必须具备文史哲三个方面的学识。单就文章而言，义理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或主题；考证指文章的材料；文章指语言、表达技巧以及谋篇布局等，要求文章必须观点、材料、技巧三者有机的统一。就治学方法而论，不同学派有着不同的治学方法，理学家讲求义理，汉学家讲求考据，文学家讲求词章，要求作家兼采三家方法之长，用于文章写作。这种理论主张，显然比方苞、刘大魁更进一步，从而为其文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文论的具体主张方面，他提出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八字诀，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前者说文章的内在实质，后者说文章的外在形式，从而形成桐城文论的理论体系。姚鼐还将文学作品的风格概括为“阴阳刚柔而已”，把雄浑、劲健、豪放、壮丽、高古、奇伟之类归之为“阳刚之美”，将修洁、渊懿、淡雅、高远、飘逸之类归之为“阴柔之美。”他还概括了文论的精髓：“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一。”这都是对桐城文派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突出贡献，标志着桐城文派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