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定价public pricing

对公用事业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定价就是公共定价。公共定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包含几个预备阶段： (1)合理预测未来的需求、未来的技术和生产要素成本。(2) 最合理地选择技术和生产要素，以使产出总成本的折现值最小，而产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与需求相适应，还要与边际产出相适应。公共定价应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利益，又要考虑到经济的、财政的或社会的制约条件。如果不出现产品的定量配给情况，同时又不存在过多的边际生产潜力，整个定价过程就是有效的。否则就必须进行细致的校正，以消除供应不足或减少过多的生产余额。哈罗德·霍特林 (I.Iarold Hotelling) 最先于1938年从现代展望的角度讨论了公共定价问题。当代理论经济学主张公共定价应与经济效率的发展相适应。阿罗 (K.J.Ariow) 和德布鲁 (G.Debreu) 1959年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种探讨的意义在于：(1) 它不但注意商品的物质特性，也考虑到商品供应的时间和地点，从而为公共定价的变动提供了依据。(2)它的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现代的和严格的证明，认为均衡价格是存在的 （与帕累托最优状态相结合的），而其依据是假设经济交易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使其行为在一定价格条件下实现最优化，公共定价与长期边际成本相适应就是在它自己的领域中 “正确”行动的表现。但这些原理的传播和实行遇到了很多困难。(1) 根据这个理论，日期和季节不同，价格就应不同。但这种变易程度如果过大就会使计量过程过于复杂而且花费过大，而收费的细微差别还会使用户产生误解。(2) 传统观念对此也形成了障碍。除了追求预算平衡外，一般还倾向于用商品或服务的特定物质单位 (立方米，人公里，吨公里或千瓦时) 来规定价格，而不去考虑供应的时间和地点。对公平的要求使所有支付标准化成为必要。更不要说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决策还有时对公共定价进行操纵。经济体系的 “不安全” 还可能对公用事业的投入与产出产生后向和前向的影响。这些因素都需要综合进行考虑，以求得最佳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