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芜湖米市

近代，芜湖曾是中国四大米市(芜湖、长沙、九江、无锡)之首。
安徽长江两岸，尤其是江南大片地区以及巢湖周围一带，土地肥沃，田连阡陌，水网密布，灌溉便利，素为稻米的重要产区。所产秈稻、糯稻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优，历来每年都有相当的稻米运销省外或国外。
芜湖地处长江南岸的长江与青弋江交汇处，襟江带河，长江对岸还有裕溪河联结巢湖，水路航运极为便利。加上自明清以来，芜湖即成为重要的商业城镇，商贾四集，贸易繁荣，这一切都为芜湖米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长江下游一带的稻米贸易，原来主要集中在镇江七浩口进行。镇江早在1858年即辟为商埠，并设海关。广东米商也来此设米号采购米粮。安徽所产稻米大多运往七浩口集散。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将芜湖辟为通商口岸，翌年四月一日，芜湖正式对外开埠。由于芜湖比七浩口具有更为优越的经济和地理条件，所以当年李鸿章奏淮清廷，将七浩口米市移至芜湖。与此同时，李鸿章又派芜湖道兼海关监督广东人张荫桓亲赴镇江，利用同乡关系劝诱广东粮商来芜进行米市贸易。这样，广东潮州粮商率先迁来芜湖从事米粮贸易。在他们的影响下，烟台、宁波等地粮商也相继来芜设立米号，芜湖米市于19世纪80年代初正式开张。从此，安徽各地的稻米经水路源源不断地输往芜湖，全国各地粮商也纷纷云集芜湖。芜湖米市日趋繁荣，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四大米市之首。
芜湖米市稻米主要来源于南陵、宁国、庐州、三河集等地，安庆、无为、孔城、柘皋、襄安等地每年也有稻米运集，江苏、江西的稻米经由芜湖再输往各地商埠的也不少。20世纪初，芜湖每年输出的稻米，一般在400万石左右，最多时达700—800万石，少则也有200多万石。
日益兴盛的米市，成了清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1895年清政府正式在芜湖设立米厘局，抽收米厘。1900年又抽收芜湖落地米厘，以150斤为一石，每石捐漕平粮三分三厘，第二年加至四分四厘。据记载，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年间，清政府在芜湖米市年征米厘高达260余万两。
芜湖米市的稻米主要运往上海、宁波、烟台、广东、汕头等地，其中以汕头、上海、广东为最多，也有少量运往日本、香港。据资料统计，20世纪20年代芜湖输出的稻米量约占全国各商埠稻米贸易额的1/2至2/3，可见芜湖米市在全国稻米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芜湖米市的内部组织有：1.帆运米商。他们是芜湖米市的米粮供给者，其中除专营贩运的米商外，还有产地市镇米行、砻坊和船户兼营；2.经纪商。有米号、江广米行、小市行三种。米号以代各地客商在芜湖采运米粮为业，外地客商来芜采办米粮都通过他们居间介绍。米号有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四帮，其中广、潮帮势力最强。但米号不能直接向帆运米商购米，必须由江广米行作为中介。小市行也为经纪性质，但营业范围较小，仅在芜湖四郊农民（或通过乡村米贩）与本埠消费者的米粮交易中充当中介人。3.加工商。包括砻坊和碾米厂，专营米谷加工业务。4.金融业。包括钱庄、银行，办理粮食抵押或押汇等金银流通业务。5.航运业。代客装运米粮，在米粮装运过程中，还有过斛、绞包、掮包工人参与其间。
芜湖米市的形成和发展，带动了芜湖经济的全面发展。此前，芜湖虽有米粮输出，但一般是销往邻近地区换取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还是小生产者之间的一种交换。米市形成后，米粮大批量长距离运销，引起商品市场性质的某些变化，与之相交换的主要成了南北各大商埠的机制工业品，从而促进了芜湖的工商业和埠际贸易的发展。芜湖的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及埠际贸易都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芜湖米市从20年代起即有减少，年出口量在200万石左右。30年代日趋衰落。芜湖米市衰落的外部原因，一是洋米的大量进口，严重侵占了国内市场；二是1931年裁撤厘金，改征统税和营业税，各县米船大多驶往他埠贸易，使芜湖米市粮源顿形分散；三是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使皖米在粤市场大多为湘赣米所取代。其内部原因，一是米质不佳，除少数属上等品种外，大多是中、下等秈米，无力与洋米竞争；二是赋税繁重，各地米商将芜湖视为畏途；三是芜湖米市仓储能力严重不足，全部容量仅60万石，且设备简陋，米粮常有潮湿霉烂之虞。这样，米商常常苦于无处囤粮以待善价。上述这些原因使得芜湖米市逐渐衰落。尤其是1937年芜湖被日军占领，数十家粮仓被洗劫一空，粮商资本损失大半，米市从此一蹶不振，年出口量仅在100万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