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庐山会议前对“左”的错误的纠正

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1958年底至1959年7月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1958年，在总路线提出之后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示、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它造成了思想理论上的许多混乱，也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很大危害。人民公社化之后，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刮起了一股平均主义的“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严重地脱离了广大群众。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发现了上述问题。毛泽东既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较快地觉察到运动发展中出现尖锐问题的领导人。他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左”倾错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的八九个月时间中，中央先后召开了五次政治局会议或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庐山会议)，和两次中央全会（即八届六中全会和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还向党的各级干部发出了五封“党内通信”。在195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主要致力于肃清思想上和工作中已经产生的混乱。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阐述了一些重大政策理论问题，明确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不能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并在这次会议上降低了原来规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刹住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为了进一步纠正“共产风”，解决在人民公社内部仍然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错误倾向，中共中央于1959年2至4月间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和批语中批评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指出否认生产队之间和个人之间收入差别的平均主义倾向，和任意把生产队财产调归公社的过分集中倾向，都包含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的思想，实质上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果实，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会议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两个文件中，规定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有部分所有制和管理权。并且规定旧帐一般要算，清理归还无偿调用的生产队劳力、资财和社员私人财物。毛泽东强调指出：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能教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中央督促各地召开省、县的多级干部会议，使中央的精神政策同基层干部群众见面。毛泽东就召开这些干部会议写了4封“党内通信”，要求通过干部和群众的广泛的讨论寻求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管理体制的正确方案；指出党的干部必须关心群众的利益，党的政策必须适合群众的要求。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他又写了第5封“党内通信”，与由省直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商量关于农业的六个问题，着重提出讲真话问题。进入1959年第二季度，国民经济中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出来。五六月间，党中央根据陈云的建议陆续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降低了当年钢产量的高指标，恢复了农村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鼓励社员利用屋旁、路旁零散土地种庄稼和树木，并明确肯定了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1959年7月初，中央召开庐山会议。在会前准备和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地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的意见，并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计划，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他提出19个问题供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一定程度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重要的长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当时“左”倾指导思想并未根本端正，“左”倾错误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形势没有根本好转。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和随后的“反右倾”斗争， 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