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农业经济思想Pre-Qin agricultural economic thought

秦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以前有关农业经济的认识和论述。包括对农业生产的地位和作用、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调整农业经济关系以及发展农业生产力等论述。先秦思想家提出的农业经济思想， 对后来的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和农业政策有深远的影响。
重农思想和重本抑末论的形成 农业是古代的主要生产部门，对国计民生影响甚大，由此，逐步形成重农思想。商代卜辞中有不少占卜能否“受年”（丰收）的记录。《诗经》 中也有不少祈求和歌颂农业丰收的诗篇。《尚书·洪范》“八政”以“食”为首。西周初年，周公告诫成王， 为政要“先知稼穑之艰难”。周宣王时虢文公提出“民之大事在农”， 认为祭祀上帝， 繁衍人口， 财用的增殖和供给， 社会的协调和安定， 都离不开农业。春秋以前， 人们在重视农业的同时， 并不轻视工商业。《周礼》中把“百工饬化八材”、“商贾阜通货贿”与“三农生九谷”等一同列入“任万民”的“九职”中。春秋初年，卫文公复国后， 实行“务材、训农、通商、惠工”的政策。晋文公即位后， 也把“轻关易道， 通商宽农”列入他的施政纲领中。郑子产当政时，恪守其先君与商人的盟誓， 尊重并保护商人的权益。商业的发展加速了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过渡。
战国时期， 为了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政权， 要求农业有更大的发展。由于井田制的破坏， 农民隶属土地的程度相对松弛，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部分农民弃农经商。在从事工商业的人数逐渐增多有可能超过当时农业生产率所许可的条件下，开始从传统的重农思想中孕育出重本抑末的理论。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差不多都是重农论者，但对农工商关系看法不完全一样。战国初年李悝认为农业关系到国家贫富，“农伤则国贫”，而“雕文刻镂”、“锦绣纂组”等奢侈品的生产妨害农业和家庭纺织业。他在魏国作“尽地力之教”时提出“禁技巧”。最先明确提出“事本禁末”口号的是战国中叶的商鞅。“本”指农业，“末”则指“商贾、技巧之人”。商鞅认为只有农业才能提供粮食和兵源，富国强兵，在兼并战争中取胜。他把农战定为最高国策，从政治上、经济上加以鼓励与扶植。他并不否认商业和农业一样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但他认为农业人口必须超过非农业人口，而且前者比重越大越好。由于“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易使人们弃农经商，造成“农者寡而游食者众”。商鞅在奖励耕战的同时，还提出用重罚、重税，以至禁止民间粮食贸易的办法防止工商业的膨胀。与商鞅同时的孟轲，对农业也非常重视，认为“圣人治天下”，应“使有菽粟如水火”。但他对商业的态度比较宽容，主张“关市讥而不征”。他充分肯定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分工和交换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指出如“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 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稍后的荀况把农业看作社会财富的本源。他说：“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并主张“务本禁末”。但他不否定工商业的社会功能。他认为手工业可以为农业提供巧便的工具。又主张“流通财物粟米”，使“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甚至认为“雕琢刻镂，黼黻文章”的生产亦有需要。不过工商业人口不能过多，“工商众则国贫”。荀况把“平关市之征”和“省工贾之数”并提，其“务本禁末”的真意在于“省工贾，众农夫”。
《管子》一书对重本抑末有深入论述，指出：“谷者，民之司命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认为粮食生产是“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管子》对工商业也很重视，指出市场对农业的促进作用，说：“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也。”但他也看到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力的矛盾，如说：“野与市争民”，“末产不禁则野不辟”。故从富国强兵出发，主张增加事农者，减少游食者，并反对奢侈品的生产与流通。战国晚年的韩非，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强调“富国以农，距敌恃卒”，明确提出“农本工商末”的口号，主张“使其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外末作”，甚至要把“工商之民”当作社会蛀虫来取缔。这些言论反映业已强大的地主阶级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通过兼并战争建立统一政权的强烈愿望，和为此扫除一切障碍的迫切要求。《吕氏春秋》中的《上农》篇，则主要是从政治上论述重农的必要，认为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务农，朴实听话，便于统治。
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的各种主张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代，当时的思想家对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持不同的态度。春秋初年管仲治齐，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根据西周国野分治的旧制，实行四民分业定居，让农与士、工、商分别居住在“野”和“国”中固定区域，集中管理，职业世袭，不得转移。但另一方面，为了消弭农民的逃亡，他又提出按土地肥瘠等级征收实物地租，即“相地而衰征”，以取代原有的助耕公田（即藉田）的劳役地租制。这一思想在《管子·乘马》中有进一步论述。而《尚书·禹贡》提出的“任土作贡”，《周礼》提出的“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都是“相地而衰征”原则的推广和发展。春秋时代推进赋税制度改革的还有郑子产等。也有对这些变革持否定或保留态度的，如周宣王提出“不藉千亩”（取消藉田制的仪式），虢文公就加以反对。春秋末年的孔丘反对“作田赋”，主张保留周公时代“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的劳役地租制。不过，孔丘和管仲一样，主张“敛从其薄”，“使民以时”，这些主张包含了保护农民独立经济的意义，表明他们的思想属于封建主义思想中的不同派别。
春秋末年以后，加速了土地制度的变革。如晋国的赵氏、范氏和中行氏，纷纷打破原有井田制的经界，在税额不变情况下扩大亩制。《孙子兵法·吴问》记述其事，肯定大亩轻税政策可以得民得国。战国时商鞅在秦变法，一方面实行按军功赏赐田宅的制度，同时又“为田开阡陌封疆”，即改“百步为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亩”，扩大农民受田份额，重新建立地界，使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固定下来，赋税亦随亩制扩大而相应减轻。商鞅用免徭役、“利田宅”等办法奖励耕战，又规定每户有两个以上男劳力而不分家的要加倍出赋。以上措施促进了个体农民经济和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比之封建领主制，农民在封建地主制下有较大独立性。但生产条件不稳定，容易分化。孟轲看到了这问题，较多地注意保持小农经济的稳定性，他认为农民“有恒产者有恒心”，否则“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他设想八口之家应有百亩田、五亩宅，种田树桑，饲养禽畜，衣食才有着落。他继承和发展了孔丘保护小农的“薄赋”和“使民以时”的思想，主张单一的谷物什一税制。为避免农民分化，又企图回到西周助耕公田的井田制，设想“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种理想方案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它和《周礼》有关井田沟洫的描述一起，构成井田制的两种模式。每当后世地主土地私有制导致严重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时，总有人试图从这里寻找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或依据。
上述各派主张虽然不同，但都是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并在不同程度上主张保护或扶植作为封建制度基础之一的小农经济。主张消除一切剥削而独树一帜的是与孟轲同时的农家许行。他打着“神农”的旗号，鼓吹君民并耕论。他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他认为人人应自食其力， 对人民征收赋敛，不劳而食，就是“厉民以自养”。这是农民意识的反映。
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思想 春秋战国是社会生产力长足发展的时代， 留下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丰富论述。除了谈科学技术的外， 还有些是谈农业生产力的构成、组织、配置以及经营管理的。主要有： ❶把影响农业生产的因素归结为天、地、人， 或者具体化为天时、地利、人和。《尚书》中已有“敬授人时”、“土爰稼穑”、“服田力穑， 乃亦有秋”等零散的记载。《吕氏春秋·审时》则进一步指出：“夫稼， 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 养之者天也。”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生物（稼）和它周围的自然环境(天、地)以及作为农业主导者的人相互联系的整体， 接触到了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过程的农业之本质。《管子·小问》：“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荀况也说：“农夫朴力而寡能， 则上不失天时， 下不失地利， 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他们都着眼于农业生产诸因素的联系。
❷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强调“不违农时”和“因地制宜”。荀况说：“天有其时， 地有其财， 人有其治， 夫是之谓能参。”人们不能代天司其职，但可以“制天命而用之”。由于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所以荀况对农业生产前景十分乐观， 认为“夫天地之生万物也， 固有余，足以食人矣”，只要努力生产， 五谷、果蔬、畜禽、鱼鳖等“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韩非认为发展农业要“节四时之适， 无早晚之失”，“丈夫尽于耕农， 妇人力于织纴……务于畜养之理， 察于土地之宜”， “人事天工”都起作用。
❸重视农业劳动力的作用。在生产工具十分简陋的条件下， 人是农业生产中主要动力。所以先秦许多思想家都强调“力”对财富生产的作用。如管子说：“地以财为权， 人以力为权。”墨子认为人异于禽兽的， 是人“赖其力者生， 不赖其力者不生”。他们还提出奖励生育、招徕人口等措施。孔丘把“庶”即繁衍人口作为政首， 墨子提倡早婚、节葬、非攻， 保证劳动人民的休息， 以增加农业劳动力。商鞅用各种措施使劳动力集中于农业部门，还制定了“徕民”计划。
❹有些思想家已注意到对土地的投资。如荀况提出：“民富则田肥以易。”韩非在主张务力的同时也认识到 “多资之易为功”。有些思想家还提出人地相称的思想。认为劳力和土地资源必须相称。如《尉缭子·兵谈》说：“量土地肥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 以地称人， 以人称粟。”荀况说：“量地而立国， 计利而畜民， 度人力而授事； 使民必胜事， 事必出利， 利足以生民， 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 必时藏余， 谓之称数。”
关于土地和自然资源利用的若干思想 ❶集约经营思想。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两条途径。战国时，人口增加，农具改进，“辟草莱，任土地”形成强大潮流， 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重点应放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国作“尽地力之教”，包括开垦荒地在内，但主要还是通过“治田勤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荀况指出：“楛耕伤稼”， 而善治土地， 可增加产量， “一岁而再获之。”庄子通过对比指出，“深其耕而熟櫌之， 其禾繁以滋”。这是长期农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传统农业以精耕细作为技术内容的集约经营理论的嚆矢。
❷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的思想。春秋战国时人们强调的“地宜”或“土宜”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按照地势高下和土地肥瘠安排不同作物， 即所谓“相高下， 视肥，序五种”。二是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自然条件， 合理安排农林牧渔各项生产。楚国掩 (公元前？～前543)
提出对不同类型土地采取不同利用方式，“书土田， 度山林， 鸠薮泽， 辨京陵， 表淳卤， 数彊潦，规堰猪，町原防，牧隰皋， 井衍沃”。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土地规划的最早记载。战国时， 人们眼界更为开阔，《禹贡》、《管子·地员》等对全国各地地势、水系、土壤、植被、动物资源等作了详细的分类。《周礼·职方氏》记述了“九州”的山岳、薮泽、河流、物产、人口性别构成以及所宜谷物和家畜， 反映了编者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的思想， 堪称全国性农业区划的滥觞。
❸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先秦属于广义农业范畴的生产项目， 除粮食、桑麻、园圃、畜牧以外， 还有 “虞衡”。它包括采集和渔猎， 特点是对山林川泽的天然资源在保护基础上的利用。当时人们对保持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在《孟子》、《荀子》、《管子》、《礼记·月令》等书中有较集中的论述。主要内容是渔猎和采伐只许在一定时期内进行， 禁止在野生动植物生长繁殖旺盛期间采猎， 限制或禁止对孕兽、幼兽、禽卵、小树、树木砍伐后再生的槎蘖等等的捕猎和采伐，反对“竭泽而渔”， 建立山林川泽的防火、管火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