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纸币思想

中国古代的纸币流通至于元代，已发展为基本上排除铜钱使用的纯粹纸币制度。元代纸币制度的性质，初为可兑换的银本位制度，其后因纸币发行不断膨胀，“银本”被挪用，遂使纸币兑现制度受破坏，成为不兑换纸币制度。因而，元代思想家对纸币问题的各种争论及专门论述，元代思想家的纸币思想在元代整个经济思想中有其尤为重要的地位。元代在中原建朝以前，即已沿袭金、宋经验，发行纸币。太宗窝阔台八年(公元1236年)，耶律楚材以金人交钞恶性膨胀为鉴戒，对纸币发行采取慎重方针，认为“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元史·耶律楚材传》)，提出限额发行的原则。宪宗蒙哥元年(公元1251年)，史揖提出“银钞相权法，度低昂而为重轻，变涩滞而为通变”(《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54《大元故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史公神道碑》)，即实行以银为本的可兑换的纸币制度。元朝建立后，中统二年(公元1261)即着手建立统一的纸币制度，开始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即“中统钞”。王恽论述元初的中统钞发行制度说：“其法大约随路设立钞库，如发钞若干，随降银货，即同现银流转，据倒到课银，不以多寡，即装垛各库作本，使子母相权，准平物估，钞有多少，银本常不亏欠；至互易银钞，以昏换新，除工墨出入正法外，并无增减。”(《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0《中堂事记上》)中统钞初行时颇重十足的银准备，王恽认为这种纸币制度有如下优点：“艰得一也，经费省二也，银本常不动三也，伪造者少四也，视钞重于金银五也，日实不虚六也，百货价平七也。”(《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0《中堂事记上》)其后不久，中统钞制度趋于败坏。王恽分析纸币贬值的原因：
❶钞本被挪用，“自废相权大法”。
❷无限制增发纸币，流通中充及“无本之钞”。
❸旧钞易新钞受官吏刁难不能及时换易，“遂分作等级”；等等。(《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90《便民三十五事》)他主张“用银收钞”，“或更造银钞，以一百当元宝二百”，从而使贬值的纸币得以恢复其币值。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后，元朝的中统钞已成为不兑换纸币，其发行被日益增加地用于填补财政亏空，币值因此动摇。其时，人们围绕“钞法虚弊”问题，议论如何稳定或改革中统钞。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卢世荣受命“整治钞法”，他提出印造绫券、铸造铜钱与钞并行、以及恢复民间金银自由买卖等主张与措施，企图对当时的纸币制度作全面改革。但他未明确指出与钱并行的新发纸币是不兑换的还是兑换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末，元政府再议“更钞铸钱”问题。刘宣主张“拯救之法，不过住印贯钞，只印少（小）钞，发去诸库倒换昏烂，以便民间爪贴找零；验元起钞本金银，发去以安民心；严禁权豪官吏，冒名入库倒买；国用当度其所入，量其所出，如周岁差税、课程，可得百万锭者，其岁支只可五七十万，多余旧钞，直便烧毁。”“刘宣看清要使纸币不再贬值，必须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其要自不妄用始。”因此，刘宣反对发行新钞，认为“纵创新钞，以权旧钞，只是改换名目，无金银作本称提，军国支用不复抑损，三数年后亦如中统旧钞矣。”(《元史新编》卷87《食货志·钞法》魏源)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元政府发行“至元通行宝钞”，整顿中统钞的流通，采纳叶李的钞币条划，对纸币制度实行一次重要改革。叶李的钞币条划(《至元宝钞通行条划》)，基本上包括了元代纸币制度的各项基本原则及重要规定；它确定了以银为本及纸币的法偿性质，规定政府税收、俸饷、民间市易、借贷等均以宝钞为则，规定宝钞的票面单位及种类、至元钞与中统钞的固定比价、宝钞发行和换易的方法、以及有关设置发行准备金、新钞的金银平价及对金银收进售出价格的差额、防止伪造舞弊等事宜。对叶李的钞币条划及至元钞法的改革，元世祖忽必烈尝召平章政事桑哥告诫说：“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汝无以楮视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识之。”(《元史·桑哥传》)足见忽必烈很重视金银钞本对纸币流通的保证作用。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发行至元钞以与中统钞并行流通以后，很快又出现纸币膨胀、挪用钞本的情形。到元成宗年间(1295～1307年)纸币膨胀更明显化。郑介夫提出改革纸币制度，主张恢复铜钱流通，实行大额交易用钞，小额零星支付使用铜钱的钱、钞并行制度。但郑介夫恢复铜钱使用的主张，并非简单效仿宋代以铜钱为本的交、会制度，而是“造铜钱以翼钞法”，即仍然保持现行的不兑换纸币制度，而以铜钱作为辅助通货。(参见朱健《古今治平略》卷1)
元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40年)，复行纸币制度的改革：停止发行流通中统钞，新发“中统元宝交钞”（至正钞），并以一比二的法定比价与至元钞并行流通；铸造铜钱，并许历代旧钱流通，至正钞与铜钱的比价是：一贯钞合铜钱一千文。其时，吕思诚反对改革纸币制度，主要是反对使用铜钱。他等同纸币与铜钱，认为“钱钞用法，以虚换实，其致一也”；他顾虑一旦恢复铜钱流通，人们将会藏铜钱而拒用纸币，导致纸币制度的崩溃，“若下民知之，藏其实而弃其虚，恐非国之利也。”(《元史·食货志五钞法》)至正钞发行不久，即出现了更为剧烈的纸币贬值、物价腾涌情形。王祎发表《泉货议》，分析当时的货币流通状况：“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行，则民必舍虚而取实。故自变法以来，民间或争用中统，或纯用至元，好恶不常； 以及近时，又皆绝不用二钞，而惟钱之是用。”他认为“今日钞法，宜姑置弗问，而钱法当在所速讲。”(《王忠文公集》卷1)面对崩溃着的纸币制度，他并不认为有必要设法挽救，而只是主张整顿钱法，推广铜钱流通。至正钞崩溃以后，元末名士叶子奇总结元代的纸币制度，指出历代钞法的失败，均因封建政权滥发纸币以弥补财政亏空所致。叶子奇认为纸币是铜钱的代表，即“钞以权钱”，但须先贮本钱作为纸币随时兑现的准备金，使“引至钱出、引出钱入”，获得人们的信任，纸币才能代替金属货币流通。他认为理想的货币制度应是：“宜于府县各立钱库，贮钱若干，置钞准钱引之制，……使富室主之”只有可兑现的纸币才是可行的制度。在纸币发行方面，叶子奇主张实行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分散的私人纸币发行制度。对强制通用的不兑换政府纸币的本质叶子奇虽不理解，但他已意识到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流通，必须有一个客观的适当数量，如果超过这一限量，即会泛滥成灾；纸币不能兑现，即如堵塞池水外泄渠道，终难免水满浸淫之患。他说：“譬之池水所入之沟，与所出之沟相等，则一池之水动荡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沟常通，所出之沟既塞，则水死而不动，惟有涨满浸淫而有滥觞之患矣。”(以上所引均见《革木子·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