僳傈族传统伦理思想

傈僳僳族历史上各种伦理思想及其道德观念的总称。傈僳族，自称“傈僳”，史称“栗些”、“力些”、“栗粟”等。其先民源于古代的氐羌人。现有574,856人(1990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丽江、迪庆、大理、德宏、楚雄及四川省凉山等地亦有分布。解放前，除部分地区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外，其他仍留有原始公有制残余。傈僳族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国伦理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它在该传统文化及生活习俗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叙事长诗《逃婚调》，表现了过去傈僳人在婚姻制度上的道德观念。诗中说，一对被父母包办婚姻所拆散的恋人，逃到远方后才结成夫妻，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而后又回到故乡。诗虽然控诉了初期家长制时的买卖婚姻，赞美了青年人对恋爱和婚姻自由的追求，但是和反封建的自由恋爱思想又有所不同，认为自己服从包办婚姻，是“因为父亲养了我，母亲带（待）过我”。因此，逃到远方后又想念父母，回家后也受到了父母的欢迎。故主人公在诗中唱道：“我们逃出了好名声，我们逃出了好结果”。表明了反封建道德意识的不彻底性。《重逢调》叙述一对恋人，由于男子拿不出聘礼（牛）而不能结合，只好离乡背井去做苦工以求聘礼，期间曾被外族奴隶主抓去做奴隶，当他以苦工换来聘礼回乡时，自己的心上人已被父母逼嫁他人。但恋人的丈夫也是穷人，他为结婚的聘礼也负债累累。恋人即在缺乏爱情的穷困生活中煎熬。长诗就是描写他们分别十年后重逢时所唱的歌。歌中首先控诉了买卖婚姻的罪恶：对男子来说是“鲜血换来做聘礼的牛，骨髓换来你出嫁的钱”；对女子来说是“把我换了五头黄牛呵，我像黄牛一样地过活了”。而父母看到女儿的痛苦也心疼、后悔。诗从道义出发尖锐地指出奴隶制度下的贫富对立：“水牛吃的是荞麦叶，我吃的是荞麦皮；水牛鼻子上比我多一条铁链，我比水牛腰上多一块麻布片。每日在山腰梯田里，一起挨着主人的皮鞭。”“天下穷人生的是熊胆，天下富人长的是狼心；熊胆又大又苦值金银，狼心又尖又狠万人恨。”长诗最后愤怒地呼喊出：“奴隶主都应该捆来砍头，逼聘礼的人都应该用弩箭射杀。”由于这首长诗充满了对统治阶级剥削、压迫本性的道德揭露，且在其反叛精神上具有颇大的鼓动性与号召力，表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觉醒，所以遭到该族统治阶级禁唱。就整体而言，傈僳族人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形成了许多传统美德。一是非己不取、先占为己。如在远行时，大都要带些食物在途中野炊。行前就预计好往返须走的路程和天数，以便把口粮分成几个小袋装进背篓，翻山越岭徒步一天，月落时就地露宿。次日赶路前，便把口粮留下一袋，挂于树枝，或放于崖壁，或置于窝棚，以便返回时食用。倘若他人路过此地，发现其口粮袋，即使饥饿不堪，也决不擅自去动。与这种非己莫取的道德观念相适应，若想在山林间垦荒种地，只须在某块地边挖一行沟或砍倒一排草木，就可表示此地有主，别人便不会再去耕作或侵占。每逢雨季洪水暴发，许多树木被冲下山，谁先发现一根木头，并想将它用来当柴烧或盖房子，只须在此木头上放块石头压起来，别人见后决不会去动。在深山密林中，若有人寻到一窝野蜂，只须在蜂窝周围打上草结或插根棍子，表明归他所有，别人都不会去碰它。二是路不拾遗。每当在路上看见别人的失物，无论其价值多少，都会将失物置于手中，到处找寻或呼喊失者。若实在无人认领，只好将失物放置原处，或将其挂于显眼之树上，以便失主认领。三是原始平均主义。如该族男子狩猎时，皆喜结伴而行。当他们出远门时，妻子要为其敬酒送行，预祝一路平安，满载而归。狩猎中猎物被击毙后，大家要一同辨认，凡射中第一箭者可获得猎物的头与皮，余皆平均分肉。甚至路人经过碰上了，也可分得同样多的一份。在生产上还留有共耕制，产品按户均分；生活上强调互助协作，煮酒共饮，杀猪共食；男女婚嫁共出聘礼，共分彩礼，共同承担债务；一旦发生械斗，全村青壮年男子皆须参加。四是提倡勇敢、团结、尊老扶幼，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或父母双亡的孤儿，皆须由族人照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