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中华革命先”①的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是辛亥革命前夕爆发的中国人民反抗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主权的爱国运动。
 19世纪末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其对外侵略的主要特征。而伴随着与清政府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势力范围的划分，列强在中国争夺投资的焦点日益集中于铁路和矿山。据不完全统计，1906至1908年三年间，先后完工的有京汉铁路、道清铁路、正太铁路、沪宁铁路、潮汕铁路；继续兴筑的有京奉铁路、粤汉铁路、滇越铁路、京绥铁路、陇海铁路；开始兴筑的有漳厦铁路、新宁铁路、广九铁路、沪杭甬铁路、南浔铁路、津浦铁路等。其中，除京绥等少数几条铁路外，几乎都是外国投资或控制的。路权丧失所造成的祸患，时人有过清醒的认识：“中国大陆铁路之敷设，久为欧美人视线所交集。其扩张路权，为惟一之主义者，非仅望收铁道上资本金所生之利益而已，盖瓜分切实之根据，不得不着手于铁道线之延长，……夫外国人之恒言分割支那大陆而盘踞之，莫如夺其重要之铁路，则不必显居分割之名，而阴享分割之实。比年以来，各国势力范围之划定，实借攘夺铁路矿产为张本。”②又说：“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论，则关于财政；从调运上论，则关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举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兵权、财权全在外人之手，国尚能自立乎？”③可见，路权的丧失并非仅是经济利益问题，而是直接涉及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性大问题。
 正是在此危殆处境下，国人倡议自筹股份，修筑铁路，以保主权而救危亡。迫于舆论，清政府商部于1903年9月奏准招商设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各项公司。11月，奏定《铁路简明章程》,允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兴修干路或支线，得商部批准后即可筹办。当年，侨居印尼的华侨商人张煜南向清政府具呈，请求“招香港、南洋各华商及洋籍人等，集股一百万两”④,承建潮州至汕头全长90华里的铁路，得到商部批准。随后，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接踵而生。到1910年，共约有16家⑤。这些组织成立后，即着手进行集股、勘路、兴修等事项，并逐渐成为一股抵制列强掠夺路权的力量。在此前后，湖南、湖北、广东三省收回粤汉铁路主权，江、浙两省争取商办沪杭甬铁路的斗争，也都相继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胜利。
 列强自然不能容忍中国人民的正义行动，千方百计地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唆使它取缔商办铁路。他们批评清政府“将建筑并设立铁路之权归于各省自办，真政府之一大错误”⑥。 1909年10月，鉴于湖南、湖北两省拒借外债，坚持自办粤汉铁路的运动日渐高涨，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在致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这两省对举借外债正展开着强烈的反抗。……我想中央政府(指清政府——引者注)不应该向这种地方的反抗屈服。……显然，这条铁路应该，也只能由中央政府修筑，如果中央政府向这种叫嚣让步，即将是一个莫大的政治错误。”⑦
 清政府当年准许各省自办铁路本系不得已之策，随着经济上的危机，日益依靠举借外债维持。但所有能够作为抵押债款的税收业早已告罄，只好专以出卖路、矿主权乞贷。1910年，东三省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瑞澂合词上奏，提出“财政日窘，外祸日迫，惟有实行借债可为第一救亡政策”。而这个“第一救亡政策”的内容就是“借债造路”,“凡百生利，莫如铁路之速”⑧。一些督抚亦随声附和。在此情况下，清政府认为“欲救其弊，舍借债办法， 目前实无良图”⑨,遂决心将铁路收归国有。
 1911年1月，清政府任命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令其与英、美、法、德四国公使就借款事项加紧磋商。至4月底，借款合同细节“皆已妥协议定”。5月9日，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的上谕：“以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分歧。不分干支，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进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尘耗。……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⑩随后便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令他“迅速前往会同湖广、两广、四川各总督，湖南巡抚恪遵前旨，妥筹办理”(11)。 5月20日，清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在北京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总额600万英镑，年息五厘，以两湖厘金盐税收入作担保，四国银行团享有两湖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修筑权，以及该路在延展时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清政府悍然劫取已准备商办的铁路，“夺之所亲而予其敌”,“务国有之虚名，生引狼入室之实祸”(12)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当时一般舆论，都认为外国人掌握着我们的铁路矿山，就和掌握着我们的生命一样”(13)。一些清廷官员也认为政府所为“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而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14)。此外，清政府劫收商办铁路公司，也和各省人民及地方绅商、立宪派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路权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四省持有股票民众和绅商的经济利益，故保路风潮瞬间就席卷了长江中游。
 率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省。5月9日的上谕发布后，湖南“通省人士，奔走呼号，开会研究，……舆情激昂，万众一致”(15)。号召共同力争取消“国有”政策。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一致主张坚持“完全商办”,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声称“如不得请，将来或外人或督办到湘强事修筑，立即全力抵抗，无论酿成如何巨案，在所不顾”。长沙、株洲一带的万余名筑路工人进城示威，表示“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16)。把持湘路公司的绅商也要求巡抚杨文鼎“请命朝廷，明降上谕，收回成命，仍遵历次谕旨，准与商办”(17)。湖北省谘议局也于5月9日召集数千人集会，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有国存，存路救国”(18),激励爱国民众奋起。汉口《大江报》主笔詹大悲，发表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时评，指出“中国时势，事事皆现死机”,和平改革“为理所必无”,号召人民抛弃一切幻想，准备与清政府决战。何海鸣也撰写了《亡中国者和平也》的文章，揭露清政府卖国媚外的罪行，号召人民采取革命行动。湖广总督“瑞澂阅报大怒，即逮捕海鸣、大悲入狱，并封闭《大江报》。于是舆情更为愤激，革命空气，异常浓厚，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宜昌数千名筑路工人手持铁锤、棍棒与弹压的清军搏斗，打死清兵二十余人。
 广东“自定归国有后，舆论颇多反对”。6月6日，粤汉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一致要求维持原案，力争商办。会议还通过了“政府如有甘愿违背先朝谕旨，破坏商办之局，派人来粤强占，我股东力筹对待”,设立机关部“办理一切事务，以保全商办目的”,“万众一心力争商办”等决议。同时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依，希予支持”(20)。时值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不久，总督张鸣岐非常紧张，派兵到场弹压。民众乃改变斗争方式，拒用官发纸币，持票挤兑白银，一日达数十万，以致市场危险，不可终日(21)。当清政府下令实行镇压时，公司股东及许多保路团体领导人被迫逃亡香港，并于9月3日成立了广东保路会，规定“以破债约，保路权，维持完全商办，联合川、湘、鄂三省，一致进行为宗旨”(22)。粤路股东中以南洋、美洲华侨最多，他们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非常坚决。海防华商会馆致函粤路公司表示：“粤路国有，誓死不从。”声明“铁路国有，必须政府自有筑路能力，今大借外债，绝非国有；藉曰国有，直为各国所有”, “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并提出“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23)。
 四川的保路斗争尤为炽烈。粤汉、川汉路路股虽来自民间，但四省并不一致。其中粤省是以商款为主，而川、湘皆是以租股、捐股为主。特别是四川，“款靠租捐，专虐农民，且小户零亩，非数十年不能凑成一股”;“路款系由川民按亩加捐，敲筋击髓而来，竭小民之脂膏汗血”(24),四川省地主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郭沫若曾回忆说：“我记得好像是百元一大股，十元一小股，由各州县的知事按照地租的多少摊派到各地方的乡绅。在这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资本主义化，四川的大小地主都成了铁路公司的股东了。”(25)据统计，在川路公司截止1911年所征集的1 645万两路股之中，“租股”计有950万两，占总额的57%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川路路权的得失，同全川各个阶级，包括很大数量的农民在内的经济利益有着密切的牵连。故此，清政府卖路借债的消息传到四川后，立即“函电纷驰，争议嚣然”。但立宪派绅商的最初态度只是希望清廷“俯顺民情”,“保存现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幻想清政府收回铁路国有之成命。而清政府对他们的请求置若罔闻，盛宣怀还威胁说：“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川省定要筹还路款，朝廷“必复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26)。立宪派和平保路的幻想遂成为泡影。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集会成都，“到会者二千余人，演说合同对于国家与铁路存亡之关系，哭声动地，有伏案私泣”。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27)。会议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选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会议发表的宣言中称：“我新内阁(指皇族内阁——引者注)之野蛮专横，实贯古今中外而莫斯为甚。”“政府借款合同，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六百万镑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实将三省三千六百里路政全权，完全授与外人。”会议还确立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并派员分路出动游说宣传。
 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四川的保路运动逐渐形成高潮。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民众纷纷投身于运动之中，仅成都一地，四天之内入会者即已超过十万人。半月之中，成都保路会开会十余次，到会群众“激昂悲壮，热血喷涌”。各地的分会也犹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如女子保路同志会、学界保路同志会、商界保路同志会、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等等。至“夏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28)。川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加入了保路风潮的洪流，他们的斗争情绪激烈，“忠愤所播”,“则下等社会贫苦人，发言之精当，忠悃之纯挚，有为士大夫所不到”(29)。
 立宪派对于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感到不安，他们派出大批讲演员分赴各地，宣传“罪在盛宣怀一人，与我皇上无干，与四川及他省官吏无干，与洋人无干”(30)。并规定“不可以此罢市、罢课”,“不得以此牵涉外人”,“不要有野蛮抗官府、打教堂的无理的暴动”(31),仍试图把斗争局限于文明争路的范围内，招致了爱国民众的反感。“每当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听众欢迎，若果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众极不满。”人们识破了立宪派的嘴脸后，更加坚定了保路的信念。
 为扑灭群众的反抗运动，8月，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对保路运动“严行弹压”。盛宣怀、端方等还收买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经理强行接收川汉路宜万段，使川汉路权利丧失，路、款并送。消息传来，民众愈发怒不可遏。8月24日，保路同志会迫于民众的强大压力，决议罢市、罢课。成都大街小巷一律闭户，百业停顿。各县留省人员也都“雇快马捷足走告本埠”,数日之内，“南坫邛、雅，西迄绵州，北临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境，一律闭户，风潮所及，势及全川”(32)。与此同时，各地捣毁经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外国教堂等事件也此伏彼起。川督赵尔丰虽以凶悍著称，无奈省城兵力单薄，且顾忌新军、警察多为本土之人，难免有“眷怀桑梓之念”,“欲其捍卫尽力，实难凭信”,故此尚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向清廷求援。端方、盛宣怀等痛恨赵尔丰“庸懦无能”,不能“严行弹压”,对其连续参劾。8月30日，赵尔丰受到“倘或办理不善，以致别滋事端，定惟总督是问”(33)的申饬。同一天，他还收到内阁来电，表示查款、收路的政策，决不改变，并决不交资政院与谘议局去讨论。四川民众得知这些消息后更为激愤，立宪派的态度也渐为强硬。9月1日，川路股东会议决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分厘。以上决定除由谘议局呈资政院外，还通电全国。此举使清政府“二千数百万之岁入，顿归无着。四川一切行政固惟束手，而京都洋偿，解协筹款，全无所出，……湘、黔、新、甘、边疆，向皆仰给于川者，亦皆坐困”(34)。清政府连续采用高压政策，一面急命端方率鄂军人川“认真查办”;一面严令川督赵尔丰“切实镇压”,“迅速解散”。
 9月6日，川路公司再次召开股东大会，商讨应对办法。有人在会场上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榷书》,提出要“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共挽时局之危，厝皇基于万世之安”。虽也有刺痛清政府的语言，但又带有明显的讨好清政府的倾向。但赵尔丰却藉此指斥《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隐含独立”、“逆谋日炽”(35),决心实行镇压。9月7日，他以邀请议事为名，将保路同志会、谘议局和铁路公司首领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诱至督署逮捕，同时查封了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
 消息传出，全城震动，“人心大愤，鬼哭神号。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勿论老幼男女，各出一人”(36),前去请愿。为示和平请愿，成千上万的人手举香火，头顶光绪牌位，拥向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赵尔丰悍然下令开枪，顿时枪声四起，“督署院坝，陈尸累累”。受伤者则匍匐载途，光绪牌位拉杂乱抛。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横冲直撞，往来践踏，民众死伤愈重。当场被打死者，经查明登记的有32人，伤者不计其数。死难者中有机匠、刻字匠、裁缝、学徒、摊贩、店员、手工业者，多系劳动群众。据时人记载：“奔赴南院求情之街正、商民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犹紧抱先皇牌位在手不放。赵帅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众尸被大雨冲后腹胀如鼓。先皇牌位本系纸写，经雨冲坏，各尸首内犹执神牌本座，其幼尸仅十三岁云。”(37)是为成都血案。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下令实行戒严，四门紧闭，封锁消息，城内各街加兵防守，一片恐怖。同盟会本已介入保路运动，并与在四川拥有较强势力的哥老会联系密切。尚在8月4日，同盟会员龙鸣剑即同党人王天杰、陈孔白等，邀集哥老会首领秦载庚、罗子舟、胡重义、孙泽沛、张达三等人，在资州罗泉井秘密开会，研究敌情和起义方略。会议决定将同志会改称同志军，设总部于华洋和新津，推崇秦载庚、侯宝斋主持东路、南路，张达三、侯治国主持川西北的起义。罗泉井会议是同盟会把保路运动转变为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为遍及全川的同志军起义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赵尔丰的疯狂镇压开始后，为了揭露清政府的暴行，号召人民起义，龙鸣剑缒城而出，在城南农事试验场与朱国琛、曹笃等裁木片数百，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38)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适值江水上涨，“水电报”顺江而下，“不一日几遍传江南”,秦载庚、侯宝斋定时分别发檄起义，9月8日即率部进抵成都东门。10日，“四方应召者万余人”,与清军大战于城郊琉璃厂一带，各路义军纷至沓来，“未几众逾二十余万”。他们奋勇战斗，屡挫清军，同时截断交通，设伏守险，扼守要道，陷赵尔丰“于坐困之地”,只得飞速向北京求援。清政府一面命端方率鄂军火速入川，“一支直达嘉定以捣中间，一支迅赴成都以固根本。”(39)一面督派湘、滇、粤等六省援军赴川，同时又起用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前往会同办理剿抚事宜。
 端方入川，仿佛为清军注射了强心剂，各地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秦载庚所部在城东激战数日后退至简阳。龙鸣剑、王天杰率部苦战十余日，终于攻克仁寿县城，旋即与秦载庚部会师，成立了东路民军总部。公推秦载庚为东路军统领，王天杰副之，龙鸣剑为参谋长，会合同盟会员陈孔白所率井研民军、胡御阶所率威远民军转战于中兴场、中和场、煎茶溪一带。稍后，王天杰、龙鸣剑率部进取嘉定，再攻叙府。龙鸣剑因积劳成疾，离队休养，王天杰乃率部回师荣县。此地早有同盟会员吴玉章主持大计，遂与王天杰商议，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推举同盟会员蒲洵主持县政。荣县独立先于武昌起义半月，是辛亥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的第一个县政权，且成为全川独立的先导，为东路民军提供了可以依托的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各地人民。
 进攻城南的侯宝斋部于9月16日撤离省垣，回师新津途中与清军反正之周鸿勋部会合于双流。9月下旬，合力攻克新津，南路民军陆续汇集于此地，统称南路军，公推侯宝斋、周鸿勋为正副统领。10月1日，赵尔丰命陆军统制官朱庆澜和提督田振邦分左右两路合击新津。南路军苦战十余日后被迫放弃新津，分路向外州县转移。为期半月的新津保卫战有力地抗击和牵制了四川清军的主力，推动了全川革命形势的发展。
 除以上两支同志军主力外，成都平原各州县“均各聚众盈千累万，号称民团，大张旗帜”。清军“东驰西击，防内攻外，刻无暇晷”,疲于奔命，到处挨打。川西边地荥经、天全、芦山等地同志军以雅州为中心活动，推罗十舟为统领。9月19日，罗十舟率部占领荥经，士气大振，来附者亦日众，遂号称川南同志会水陆全军都督，并派兵扼住通往成都要道大湘岭上的大关，清军傅华封、叶荃部万余人四十日内“屡次冲突，均不得度大关一步”,使赵尔丰的精锐部队无法抵达川西平原。是役至关重要，“赵督之所恃，在西建两军，同志军之强，亦视大关之守为强弱。”(40)赵尔丰连连呼救：“由新津以西，直至清溪、荥经，地为匪据，前调边军阻于雅州，关外文报，月余不通，闻土司地方，匪有连结之说。”(41)后傅华封部虽以大量伤亡进至雅安，但已不能挽救赵尔丰的灭亡，随即被同志军围歼于雅安。
 少数民族同胞也积极投身于保路运动。川西彝族人民以西昌为中心，驰骋于洪雅、夹江；川西北藏族同胞在汶川县解除了清军武装，李维明还率汉藏民军南下，与清军交战于灌县、崇宁等地；会理彝、汉、西番族民众也宣布起义，攻打会理城，击毙法国天主教司铎贾元贞，在反清的同时展开了“灭洋”的斗争。是时，四川各路著名民军已不下三四十路，散而复合，前去后来，竟成燎原之势，猛烈地烧向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它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武装斗争的信心，感到“近以蜀路风潮激烈，有人主张急进办法，现殆有弦满欲发之势”(42)。湖北革命党人“急谋起义”,派居正、杨玉如去上海中部同盟会“共商进行方法”,并请黄兴“回鄂省主持军务”。湖南焦达峰等亦约军界人士，“计划加紧发难方法”。而端方率鄂军入川，造成武汉清军兵力空虚，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故孙中山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43)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亦指出：“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四川保路斗争，对辛亥革命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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