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论

间接抒情的理论根据。抒情方式有直接、间接两种。间接抒情又有依附于事、依附于理、依附于景之别。依附于事的抒情、即通过叙事抒情，依附于理的抒情，即通过议论抒情，依附于景的抒情，即通过描写景物抒情。依附论认为情感的形成都是有原因的，有依附的，喜、怒、哀、乐、爱、憎，不是凭空产生的，或因事而动情，或因理而成情，或触景而生情，因而有效的感情传达，也要有所依附，即把感情产生形成的原因表达出来，使感情依附于事，依附于理，依附于景，使抽象的感情客观化，具体化，形象化，融化、渗透在事、理、景中，以含蓄着事、理、景的面目出现，成为可以被人再体验、再理解、再认识的事物。

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附于发达国家而得不到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主要由 “拉美学派” 的经济学家提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多索(F.Cardoso)、桑托斯(M.Santos)、阿明(S.Amin)、弗兰克(A.Franc)、伊曼纽尔(A.Emannnuel)等。他们认为，建立在旧国际关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处于这个体系中心的是少数发达国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在外围，它们在贸易、技术、资本诸方面依赖于发达国家，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因而这些国家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拉美学派学者普遍认为，现今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并不是因为他们正处在一切国家都要经历的早期阶段，这些国家的不发达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态，发展中国家的过去和现在，不同于中心发达国家的过去。现代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早期开发阶段，但他们强烈反对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依附论认为，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交换使外围国家生产的大量剩余转移到了中心国家，中心发达国家以这种剩余向外投资，从而取得更多的剩余。这样，中心越来越富，外围和中心的差距越来越大。可见外围国家的不发达是由中心国家造成的。如果世界资本主义的这种格局得不到改变，外围国家只能是不发达的，它们不可能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所以拉美学者对于这种经济关系的分析，通常称为 “不发达理论”。解决发展中国家不发达问题的关键，不是仿效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设法与中心资本主义决裂。外围的发展，有赖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革命是这类国家真正走上发展道路的前提。由于依附论表述了比较激进的观点，所以人们往往称之为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激进学派”。

依附论

是关于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性质的一种理论。它认为不发达国家是处于边缘的国家，它是以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作为中心，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它认为所谓依附，就是指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其所从属的另一类国家经济的扩张和发展的制约。在经济方面产生依附关系时，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也会有所表现，也就是说依附论是一个总体概念。它认为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所以困难，就在于它们作为边缘国家对作为中心的发达国家的依附。可见，依附论探讨的重点在于不发达国家的外部原因。依附论认为全面分析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后，可以发现“不发达”与“未发展”之间的区别：“未发展”是指发展以前的状况，而“不发达”则是指脱离了“未发展”阶段以后，却又形成依附于中心国家的边缘状况。因此，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些不发达国家经济虽有一定的发展，但那是属于一种不发达的发展，就是说它没有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一边缘”结构。

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

一般是指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研究外围资本主义发展机制的理论，它是在拉美经委会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帕尔马 (Palma,J.,1978,P. 881～924)将依附论归纳为对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是否仍然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反思，是关于资本主义在外围地区 (Periphery) 的发展受到抑制的一种理论，或在资本主义经济明显地走向国际化时不发达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的理论，是对拉美经济发展分析的重新描述。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发生资本主义革命后，其经济发展普遍没有起色，巴兰(Baran,P.,1957) 提出了如下命题：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摆脱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这是依附论的最初雏形。普雷维什 (Prebisch,R.,1962,P. 1～2) 则提出了基于中心外围结构的依附论，他认为和传统理论相反，发展中国家不仅不能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分享经济利益，反而可能蒙受损失。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和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外围； 由于对制成品和初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结果制成品价格不随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却表现为发达国家的利润和工资的提高； 初级产品供给的增长均意味着其价格的下跌，结果中心国家成为技术创新者、国际分工利益独享者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力； 而外围国家则依附于中心，成为其附庸、原料供应者和技术模仿者。普雷维什的结论是： 为了打破中心—外围间的依附关系，发展中国家必须实施进口替代型战略。其后则由桑托斯 (Santos,D.,1992) 予以归纳并形成依附论主流学派，桑托斯将依附总结为三种形式，一是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二是金融—工业依附，三是二战后出现的技术—工业依附，它们取决于世界市场所产生的不平等性和国际分工所产生的限定性。
继普雷维什之后，伊曼纽尔 (Emmanuel,A,1969) 阐述了基于发展主义 (Developmentism) 的依附论，系统地阐述了在中心—外围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转移，现有的国际分工形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他们主张经济的自主发展，依附学派 (School of Dependency) 趋于成熟。伊曼纽尔作为希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 “对李嘉图 (Ricardo,D.)来说，利润的不平等化是比较成本法则发生作用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发达国家享有的较高利润率是其在国际贸易中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结果，但这只是表面的不平等交换，真正的“不平等交换是由于各地区剩余价值率 ‘制度性’ 的差别，通过利润平均化而建立的各均衡价格的差额比率，不平等交换即是剩余价值率的不等。”也就是说，由于发展中国家部门经济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发达国家低，因此在剩余价值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这就发展了巴兰经济剩余 (Economic Residual) 的概念，即剩余有“实际的” 和 “潜在的”两种，世界经济中依附关系的结果使发达国家获得了本国“实际剩余” 的同时，还凭借其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占有了由发展中国家创造的 “潜在的”剩余价值。因此，伊曼纽尔实际上否定了普雷维什将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出口产品类别相联系的观点，他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适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提高资本供给水平和工资水平，避免过量的剩余价值的外流； 同时应以提高出口商品价格和征收出口税来保持价格的国内利益优势以达成经济增长。
阿明 (Amin,S.,1976) 发展了普雷维什对世界经济中心和外围结构的理论框架，以其解释了资本主义在外围发展受到抑制的形成机制，并将依附从经济依附向其他形式的依附如殖民依附、政治依附等拓宽。他指出中心部的经济特征是以国内市场为主，生产和消费、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报酬率、剩余价值率是相互适应的，自立式的资本积累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并不断通过扩大其规模推动经济增长，阿明称其为自我中心式 (Autocentric)。但是外围部的经济特征是向中心部提供初级产品，外围资本主义部门一开始就被从外部引入，而且以依附于国外市场的形式发展，在地理意义上它虽然属于外围部，但在经济方面自然从属于中心部的再生产； 外围资本以追求高利润率为目的，在外围区的投资当然倾向于面向出口的工业，其资本积累具有对中心部的依赖性，其产品结构和外围消费结构有机结合度的不足最终将导致这些外围资本主义部门成为阿明所称的经济飞地 (Encalved Economy)。因此外围资本不会导致外围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外围将受到抑制，不会瓦解外围旧的生产方式，只会导致外围对中心在工业、资本、技术的依附性，甚至在生产结构、社会制度上的依附性。阿明 (Amin,S.,1974)将其依附论总结为： “发达经济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内部交换特征并形成经济的统一体，是因为构成这种总体的原子的外部交换流程同内部交换流程相比，从总体上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对此，不发达经济是由不被合并、相对并列的原子构成的，这是由于这些原子的外部交换流程密度远远大于其内部交换流程，这种不发达经济被成为依附于中心的关节脱位型 (Disarticulated)或外向型 (Extroversion)，而发达经济则是自我中心型。” 阿明通过他的分析而对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持乐观态度。
由于在早期依附论指导下拉美经委会的进口替代型战略并未奏效，弗兰克(Frank,G.,1967) 提出了反对发展主义 (Developmentism)的依附论，他强调不发达并不是不发展，而是中心和外围联结在一起而形成的世界范围的发展，但外围在此历史进程中不会出现罗斯托 (Rostow,W.) 所描述的阶段性经济发展，而只是不发达或贫困化发展，即 “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革命的进步性并不存在； 对依附关系更激进的解决途径是直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完全摆脱资本主义体系。卡多索 (Cardoso,F.,1976) 等进一步指出： 如果发展中国家以其他方式抄袭发达国家过去和现在对发达国家可能是成功的经济政策，则将重复拉美经委会经济发展中所遭受的挫折，因此外围也许不得不以依附为代价，在依附中求得发展，这就是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到70年代后期，依附论逐渐趋于消失，沃勒斯坦 (Wallerstéin,I.) 等在此基础上对中心外围论进行了重新分析，提出了世界体系论。哈里森 (Harrison,P.,1984) 则重新审视了被依附学派所否定的外向型发展道路，并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为范例指出通过外向型战略融入而不是游离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可能是外围国家的希望所在。

依附论

指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平等经济关系的一种理论。它强调贫穷的和欠发达的国家与地区 (即所谓“南方国家”和地区) 对富裕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即所谓“北方国家”) 的依赖性和附属性，认为南北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南方依附北方的关系。“依附论”者针对20世纪40年代末期刚刚实现独立，但经济尚未独立的一些亚、非、拉国家的现实情况，认为这些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低下，人口增长率高，资本缺乏，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以及对外贸易的特殊格局 (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而且主要输向发达国家) 等，决定了它们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将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出口市场及管理技能。他们非常重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认为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经济援助、直接投资、开发性贷款等及其他优惠的无息或低息贷款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认为，穷国进口和出口的收入弹性的差异导致了外汇“缺口”——不会由于价格变动和对资源作相应的重新配置而消除的缺口。如果要全部填充缺口，那一定要利用外在力量——来自富国和国际机构的转移。这是典型的“资本依附论”。6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进程加速，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加之“南南合作”的兴起和强化以及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依附论”逐步为“相互依赖论”所取代。即认为南北关系不再是“依附”关系，而是“伙伴”关系。南北双方应积极对话和开展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