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义

庙堂无策可平戎， 坐使甘泉照夕烽。

初怪上都闻战马， 岂知穷海看飞龙！

孤臣霜发三千丈， 每岁烟花一万重。

稍喜长沙向延阁， 疲兵敢犯犬羊锋。

这首诗是陈与义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在邵阳(今属湖南)所作。据胡穉《简斋先生年谱》，陈与义于建炎四年春至邵阳，居紫阳山。这时南宋国事危急。建炎三年十一月，金兵大举渡江，攻破建康(今江苏南京)，十二月，入临安(今浙江杭州)，高宗逃至明州(今浙江宁波)，乘舟入海。建炎四年正月，金兵破明州，以舟师追高宗，不及，高宗泛海逃至温州(今属浙江)。陈与义听到这个消息，心中非常愤慨忧念，所以作此诗以发舒之。

这首诗前四句一气贯注。头两句慨叹庙堂(即是朝廷)无有平戎之策，致使金兵深入。“甘泉照夕烽”是借用汉代故事。《史记·匈奴传》说，汉文帝时，“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甘泉在今陕西淳化，汉帝有行宫在此。这句诗说，边塞的烽火照亮了甘泉宫，以汉事比况金兵逼近京都，用典贴切，而且形象化，如果直说则乏味了。第三四两句表示痛心。“上都”指京都，班固《西都赋》：“实用西迁，作我上都。”“飞龙”二字出于《周易》乾卦爻辞：“九五，飞龙在天。”中国一向用“龙”象征皇帝，此处借用《周易》“飞龙”的成辞以比高宗，暗喻其逃难远走。这两句诗是说，正在惊怪敌人的“战马”逼近京都，怎能想到皇帝竟然被迫逃入穷海之中呢？“初怪”与“岂知”互相呼应，不但句法灵活，而且表达出深切的哀痛。按当时高宗仓皇渡江，建都尚未定，不过，建康、临安均在选择之中，所谓“上都”，盖即指此，“初怪”正见敌来之速。也还另有一种解释，认为此诗前四句是从北宋末说起，“上都”指汴京，慨叹金兵攻取汴京三年之后，现在皇帝又被逼浮海逃难。这虽然也可以讲得通，但是总觉得追溯得远了一些。

第五六两句用虚浑之法，既伤叹国事，又融入自己。照一般作七律的方法，第五六两句很重要，应当或提起，或宕开，或转折，才能使通篇有远势。陈与义这里运化了李白、杜甫的诗句： 李白《秋浦歌》第十五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杜甫《伤春》第一首：“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孤臣”是陈与义自称，因为忧国情深，头发都白了，将原句的“白发”改为“霜发”，使其形象鲜明。杜甫《伤春五首》是他于代宗广德二年(764)在阆州所作，原注：“巴阆僻远，伤春罢始知春前已收宫阙。”原来在前一年，即是广德元年十月，吐蕃攻陷长安，代宗逃奔陕州，不久，郭子仪击退吐蕃，收复长安。杜甫作此诗时，因道远尚未听到收复的消息，所以他的诗中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西京疲百战，北阙任群凶。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表达了深切的忧国之怀。“关塞”二句是说，阆州离长安很远，虽然心怀忧念，而听不到消息。这种情况与陈与义身居湖南而忧念远在江浙的朝廷危难恰好相似，所以他借用杜甫这句诗以托喻，可谓非常贴切，既能义蕴丰融，而又兴象华妙，由此可见陈与义诗艺之精。末二句转出一意，称赞向子諲的勇敢抗敌，说明宋人是不肯屈服于强敌的。这两句的句法也是从杜诗“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诸将》)学来的。向子諲于建炎中知潭州(州治在今湖南长沙)。建炎三年，金兵攻潭州，向子諲率军民坚守，金兵围城八日，城陷，子諲督兵巷战，夺南楚门突围而出，后又收溃兵继续抗金。向子諲原是直秘阁学士，故陈与义借用汉官的“延阁”以称之。“犬羊锋”即是指金兵。

陈与义这首诗，雄浑沉挚，声调高亮，与其《除夜》诗风格不同。陈与义作诗是取法黄(庭坚)、陈(师道)而上追杜甫，《除夜》诗还近似黄、陈，而这首诗却嗣响杜甫。钱钟书认为，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唐代律诗中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黄庭坚和陈师道学杜甫，忽略了这一点，“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派的讨人喜欢。”(《宋诗选注》146页)这段话说得很对。后来学杜甫而得其气格雄浑、音节高亮者也并不多，杰出者只有陆游、元好问，至于明代前后“七子”之学杜，浮声枵响，不足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