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薛侃等录。共3卷。此书系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的语录和论学书信汇编。王守仁的弟子徐爱自明正德七年(1512)开始，陆续录下王守仁论学的话语，编为一书，取名《传习录》。“传习”出自《论语》中“传不习手”一语。正德十三年，另一弟子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下的部分一起刊刻出版，仍名《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增入王守仁论学书信若干篇。嘉清三十三年，王守仁的弟子钱德洪就陈九川等所录《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及王畿所录编成《传习续录》，刊刻出版。嘉清三十五年，又增加黄直所录于《传习续录》中重刻。至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在浙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成为今传《传习录》的定本。其中上卷曾经王守仁审阅，中卷为王守仁亲笔，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记载比较具体。全书记录了王守仁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一部比较纯粹的哲学著作。流行版本主要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本，及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叶绍钧校注本等。

传习录

明代心学的代表作。明王守仁的语录和论学书信的汇集。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少时热心于骑射和兵法，二十八岁中进士。曾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后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这期间，他的思想发生重要转变，背弃了早年信奉的朱熹学说。曾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和平定宁王叛乱。
《传习录》的“传习”出自《论语》的“传不习乎”。全书包括了王守仁的主要哲学思想。其弟子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开始，陆续录下王守仁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另一弟子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部分一起出版，仍名《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增入王守仁论学书信若干篇，以原名出版。嘉靖三十三年(1554)，王守仁的弟子钱德洪等编成《传习续录》并在宁国（今安徽境）出版。嘉靖三十五年(1556)，又增加黄直所录的于《传习续录》中。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八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守仁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即今本的《传习录》。
“知行合一”是《传习录》的一个重要思想。“知行合一”的理论前提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心本论，所以《传习录》从心物关系、心理关系入手，沿着从内到外、从心到物的思辩途径，对“心”的能动作用作了一系列片面的夸大，认为“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传习录》下)“心”不仅通过“意”的发动使感觉器官能够视听言动，而且通过“知”的“灵明”去指导视听言动的方向。“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同上），这里就把心夸大成既是耳目口体的主宰，也是一切认识的基础。接着，从心可以支配感觉器官，并使人具有意念和知觉能力这一点开始，把心的能动作用一步一步地扩展于心与物的关系。第一步，“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同上），就是说不能离物而言意；第二步，“意之所以，必有其物，物即事也”(传习录》中)，“物”就成为不是离“意”而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而是“意”所从事加工的对象，也就是为我而存在的附属品；第三步，“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物非意之用乎”（同上），“物”不仅是“意”所加工的对象，而且是“意”所作用的结果，是为了让“意”有所加工而创造出来的派生物。
在阐述了心物关系的同时，《传习录》认为，把“心”的“灵明”发动起来，就会产生“感应之几”(《传习录》下)，实现心与物的“妙合而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夜来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无所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凝一时。天地即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闻，众窍俱僻，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同上）良知一动一静，而天地为之变色，这样“天地万物俱在我的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同上）。总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上)，物是“良知发用流行”的结果。
在“心”与“理”关系问题上，《传习录》还提出了“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传习录》中)。否认在主观之外有客观“物理”的存在，并认为“心即理”，把朱熹的“具众理而应万事”(《大学章句》)改为“众理具而万事出”(《传习录》上)。一字之差，体现了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分野。
《传习录》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结合起来，提出“致良知”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这就颠倒了认识秩序，并进一步断言“良知之外，别无知。”(《传习录》中)《传习录》不仅认为“良知”是认识的来源，而且良知也是认识的标准。“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传习录》下)，“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同上）。
《传习录》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是研究封建伦理道德的认识和实践如何统一的问题。“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对于不合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不善之念”，应加以“彻根彻底”的“克倒”，因为这“不善之念”就是不善之行。所以，《传习录》强调先破“心中贼”，才能防“山中贼”。
《传习录》是王阳明学派的经典，在王守仁之后，推崇其学说者都对《传习录》有所阐发。
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四部丛刊本，日本东京昭和五十年松云书院影印1897年佐腾一斋《传习录栏外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叶绍钧的校注本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王阳明全集》点校本，较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