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词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释义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章回小说。吴沃尧著。1903年10月起在《新小说》连载。1906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共108回。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20年经历为主干,广泛地揭露了自1884年至1905年21年间清末社会的黑暗现实。作品写了两百余件“怪现状”,勾画了以官场为主兼及商场、洋场以及三教九流的鬼蜮世界,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状况、社会风尚、道德面貌和世态人情,暴露了官吏的贪赃枉法、将帅的畏敌如虎、外交的丧权辱国、洋场才子的故弄风雅、斗方名士的欺世盗名等丑态。作品也刻画了蔡侣笙等几个正面人物,在他们身上寄寓了作者的改良主义理想。作者有心匡世,却反对革命。作品取材芜杂,结构松散,但有些场面把讽刺对象揭露得淋漓尽致。鲁迅说它“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丧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中国小说史略》)。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 痛史 负曝闲谈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长篇小说。清末吴沃尧作。一百零八回。1903年开始在《新小说》发表,至1905年止,连载至第四十五回。1906年至1910年先后由上海广智书局印为单行本八册。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以自名“九死一生”的人为线索,用第一人称历记其二十年中耳闻目见的无数“怪现状”,描绘出一幅行将崩溃的清帝国的社会图卷。以描写官场为中心,兼及商场和“洋场”。文笔较为生动。作者又有《近十年之怪现状》,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二十回(未完),为此书续篇。1909年刊载于《中外日报》,1910年由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二书均标为社会小说,署我佛山人撰。有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1978年又重印出版。 ☚ 文明小史 恨海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吴趼人(原署我佛山人)著。一百零八回。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起连载于《新小说》月刊,至四十五回。后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作品以自称“九死一生”者为线索,描写他从中法战争前后起的二十年间,在中国社会所见所闻的种种怪现象,着重揭露官场黑幕及洋场、商场、封建家族的丑恶。文笔较为生动,但夸张过度,颇多失实。另有续篇《近十年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卷“楔子”交代:久住繁华上海却曾迭遭险恶因而自称“死里逃生”的、人,偶从街上得到一本令人 “看得又惊又怕”乃至 “意往神驰” 的好书—— 书以署名 “九死一生” 者的自述口吻,叙写 “我” 十五岁去看望在杭州经商而病重的父亲时,父已病逝,却被父亲生前好友尤云岫骗去一大笔钱。“我”因恪遵传统伦理,请在南京当后补官的伯父来指导安排丧事,托伯父将家中仅剩的五千两银子带走存入钱庄。翌年,“我”奉母命赶到南京要钱时,伯母口称伯父外出而不肯接待; 正当 “我”穷途心焦时,幸遇在江宁做官的同窗学兄吴继之热情留住于公馆。不久,族中人谎发母亲病危的电报催“我” 回乡,“我”设法摆脱了势利族人的纠缠,暗中变卖了房地产,带着母亲、婶娘、堂姐同赴南京,共住于好心的吴继之家。“我”受继之之托,往来于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立字号办商业,“我” 的家产银钱亦入股于内。“我” 为助继之公务,曾化妆入考场、批考卷。尔后继之因得罪上司撤任调省,“我”亦随同迁居上海,继续经商。“我” 回乡娶亲时目睹机关算尽的尤云岫穷困潦倒的窘相。“我”又遵继之之遣为开办商业而北赴天津、北京等地,南下宜昌、汉口和川广各处。得知当穷官的叔父死于山东,“我”出于骨肉情谊前去吃惊受苦地领回两个小堂弟。正在“我”喘息未安时,突然惊悉 “我”为之长期奔忙建设的吴继之的商业被人“倒下”而彻底破产! 随又获知伯父病故宜昌,“我” 去奔丧时跟继伯母家中卑俗小人闹了无味的冲突。“我”心志消沉地欲 “回家乡”,特地将自己所历所记之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的笔记交托友人“代我传扬出去。” …… 书中即描叙“我”大致从1884年中法战争到1904年前后“所亲闻亲见”的“鬼蜮世界”的种种“怪现状”,诸如作贼的知县,盗银的臬台,命妻子为制台“按摩”通奸以提升自己的候补道,以及穗港之间戒备森严,广州城内风声鹤唳,——原来是清廷惊悉革命党从香港运来军火,要炸北京的万寿宫,故尔一连几天都在抓人; ……达一百八十九件之多。可谓千姿百态,光怪陆离,各各都引人入胜,各各都发人深思。 卓越的民主诗人惠特曼说过: 伟大作家的贡献在于—— “如果时代变得停滞而沉重,他知道如何使它振奋起来”。身当清朝末期腐朽污浊之境,作家吴沃尧通过《怪现状》的创作,以凛然正气,洞幽烛微,既鞭笞魍魉,更警醒世人。虽然他因历史条件限制尚未正确绘出使社会 “振奋起来” 的蓝图,但其不甘心祖国沉沦、不忘情民族灾难,而要呕心沥血地凭艺术创作来指奸斥佞,来热烈呼救,来开发民智,来唱赞改革,这耀然于纸面的耿耿赤子之心实在令人钦佩。所以,这部《怪现状》 与 《官场现形记》等一起被人们论为清末 “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在晚清数以千计的小说中,它不愧为戛戛乎屈指可数的翘秀之作,恰如瞿秋白所说:它是“继《红楼梦》、《水浒传》而成为近代中国文学的典籍”之一,“是那个时代所承认的新的文学”。 首先,吴沃尧创作的视野更为开阔宏博。他生活阅历丰富,驾驭题材的能力很强。他那犀利之笔不仅入骨三分地勾勒出清末官场的诸多怪状,而且神形逼肖地描绘了当时商场、洋场以至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家族冷暖和闺帏情爱等等各方面的世俗风貌,艺术地包容着颇为繁富、饶有意蕴的社会历史内涵。 吴沃尧清醒地意识到官僚们的状况最足以集中而突出地体现当时政权的本质特征,是解剖社会、针砭时弊的关键所在,所以他自觉地把官场作为自己审美观照的重心。作品在揭开了情节的序幕之后,通过绘影传神的精彩描绘,呈现给读者的第一个生动场景是: 轮船行驶在 “天阴月黑” 的长江上,正当人们昏昏欲睡时,突然 “人声鼎沸” ——船内一个穿戴堂皇、“生得圆圆的一团白面” 的官派人物,被人指控为 “贼”! 而且居然当场被抓获了 “贼赃”!——这船仓内的怪异之状,跟船仓外的风险之景,交相映衬,不禁令人疑窦重重,感慨不已。恰如书中主角所言:“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到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 从而给读者平静的心田上掀起了惊涛恶浪,并为全书铺垫了特有的艺术底色。于是,随着情节的纵深开展,各有身份、各具面貌、各秉个性的官僚老爷们纷至沓来: 江苏总督将全省县名开成手折,注明钱数,稍好点的要二三万,最贫瘠的也要七八千,公开卖官,到处兜揽,还美其名曰“点戏”。堂堂九省钦差,打着“清理财赋”的幌子,到地方上寻衅滋事; 但只要送他钱财则万事全休。安徽银元局总办苟才花了六十万两银子,既免了查办又保全了功名; 而苟才的银子也是他用卑劣手段以每月二十万两之巨的数目从地方事业贪污来的。作品以写貌追魂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样的社会底蕴: 外国资本的侵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刺激了封建统治者对金钱的无餍追求; 特别是当皇朝命在垂危,众官员朝不保夕的情势下,其贪欲的恶性膨胀已疯狂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书中这类贪贿枉法、蠹国害民的赃官墨吏,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与此相表里的是,封建官僚已自己撕下了传统伦理道德的面纱,暴露出衣冠禽兽的伪君子真面目。吏部主事符弥轩,两榜出身,道貌岸然,高谈仁义道德,满口孝悌忠信,还天天给五岁小儿讲朱熹道学; 正是这个道学先生,自己夫妻酒醉饭饱,却逼迫那含辛茹苦把自己抚养成人的祖父向人乞食,与狗争食; 他甚至还亲手打得祖父头破血流。冒充弟弟顶替官职的莫可基,不仅将弟媳妇霸占为妻,还进而把这个妻子“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吴沃尧的传神妙笔鲜明地再现了货币与物欲的魔爪是如何地剥蚀着旧的封建桎梏又如何地唐突着新的人伦。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败政治的又一突出表现,清廷官僚媚外欺内、卖国扰民,他们种种荒唐可耻的丑事更令人咋舌:中法战争时,南洋水师驭远舰管带远远看见海面上一缕浓烟,疑为法舰,连忙不战自逃,深怕逃不及,竟开放水门将舰自沉,带领一伙人乘舢板乱窜,事后谎言上报居然无人追问。中日战争时,两军虽遇而未开战,叶军门就投书日军摇尾乞怜,求让生路,在日寇的睥睨下仓皇败逃,丧尽国格。一个农民不小心让牛踩了外国人的花,竟要枷号一个月,游行示众,重责三百板! ……随着吴沃尧的笔锋所指,人们还清晰看见了清廷官员愚蠢颟顸而刚愎自用的通病,在作家的巧笔铺排下,这方面的一幕幕丑剧既令人喷饭,又令人扼腕。 《怪现状》还有机地穿插着若干画面,展示出官场浊气污染下商场中令人触目惊心的种种秽行:市侩钟雷溪以开土栈为招牌,骗钱二十多万,改名换字,以“捐”得官,轻悄地捞了个道员,煌然地加了二品顶戴。浪汉古雨山用县府“公事银子”开办钱庄,并进而在各码头经营商店,加以他 “专会 (用自己的妻妾)设美人局”“笼络人”,其生意居然极其兴隆。《怪现状》的可贵贡献还在于:作品通过艺术扫描,敏锐而深刻地透示出商场势力跋扈时对社会政治的严峻影响——例如北京一个钱铺掌柜恽洞仙,既公开堂皇地当商行老板,又暗中鬼祟地为朝廷大臣周中堂当买办。周中堂卖官鬻爵都由他操办; 官员们的升迁保荐买他之手即可办成。这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商人,凭其所掌的潜势力,已在实际上左右着周中堂。还有,北京兴隆金子店掌柜徐二滑子,也是这号以 “商”通“官”、假商驭官的特殊人物。吴沃尧通过这些独具神彩的新型艺术形象,及时地折射出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商场支配官场、“资本”摇控政治的可怕 “光圈”。 《怪现状》还有如影视艺术的 “蒙太奇”手法,为读者推拉摇化出作为“官”与“商”及外国人等麇集杂处的十里洋场的特异景观:到处是赌局和妓院;除了上述种种劣迹之外,还有诗人才子、斗方名士、画坛大师以及流氓、老鸨、掮客、讼师、江湖庸医和人口贩子等等社会寄生虫们所串演的一幕幕令人哭笑不得的活报剧。例如胸无点墨的买办唐玉生,在逛妓院、吃花酒、打茶围的无聊生活中,还要故弄风雅,自诩才情,荒唐地搞什么“竹汤饼会”,借以欺世盗名,混饭骗钱; 他们还自立些古怪繁琐却又不伦不类的别号,什么 “生前端合住红楼旧主人”等,却同时耍出了把李商隐的号错栽于杜牧、又把杜牧的号乱驾于杜甫、更把杜甫与少陵说成是父子两人……等等的滑稽戏。作者在辛辣地讽刺了他们不学无术而忸怩作态的假名士像之后,联接而针对上述的 “怪现状”,特为借人物之口悲愤地叹息道:“遍地都是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怎么了哪?!”以精警的语言激起读者在审美活动中的心理共鸣。 相比于《官场现形记》多次夸赞“外国人最守信用”、“外国人最讲情理”等的错误描述,《怪现状》却以不少笔墨准确地刻画出洋人入侵中国时的帝国主义凶残本性。例如第五十回描写某外国人私自向一个地痞贱价买了一块公地盖成房子,粗暴地阻遏着地旁二三十家人的进出之路; 众人虽联名上告,但在那黑暗社会中,中国居民只能以失败告终。吴沃尧以这些 “怪现状” 为自己深沉思辨的具象载体,并藉以昭示人们: 在帝国主义强权淫威下,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而窃持着统治大权,正是导致中国产生怪现状而日趋沉沦的根本原因。 尤其可贵的是,吴沃尧在无情勾画封建末期官吏人等种种丑恶行径时,并未简单地归咎于他们的个人品质,因而不象李伯元那样认为只要 “编几本教科书教导”官吏们,“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就好了; 吴沃尧准确地揭示出“恶自上作”、“怪”缘朝廷的社会本质。书中唯一清正廉明的好官蔡侣笙就是被皇帝荒谬的 “圣旨” 而 “革职严追” 的; 作品多处表明: 上自 “老佛爷 (慈禧太后)”、王爷、中堂、尚书等等,一个个就都贪婪而又霸道,昏聩而又卑劣。因罪被参的布政使向宫内贿赂了108颗朝珠就升做巡抚; 某洋人仅花四十元就强索一座牯牛岭,而总理衙门的大臣竟写信告知江西抚台:“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将就送了他吧!”由于许多弊政劣迹 “已经通了天,(连) 皇帝都没有说话的了”,所以 “辇毂之下,真可谓目无法纪的了”; “京城里面,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王公、贝子、贝勒,都是明目张胆的”;各色人等更是公然拿着“官照”去作“嫖妓的护符”,……。作品在描绘了清末社会种种怪现状之后,着意深沉剀切总结道:“莫怪人情多鬼蜮,须知木腐始生虫!”(第102回之末)这就画龙点睛地点示出病态社会的症结,艺术地启示人们要荡涤那害人之蟊,只有铲除那腐朽之木——为统治阶级剥削本性所铸就的罪恶的社会制度,并医治那几千年封建统治所形成的从上到下非人性的国民劣根性。当然,历史老人尚未恩赐吴沃尧认识祛腐化新的正确途径,我们也不应苛求古人。 第二、相比于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虽“汇为长篇”实乃“千篇一律”之拼凑的毛病(鲁迅语),吴沃尧《怪现状》 却以独具匠心的构思和巧施机杼的结构,昭示出长足进步和可贵特色。全书以 “九死一生”的 “我”从省疾遭丧起到得电奔丧止的出处经历为中心线索,使书中那 “一百八十九件怪现状就象一百八十九颗‘熠熠发光’ 的黑珍珠”都由 “我”的“这根红线穿成一条美丽的珠链,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金宏伟语),不仅使全书更为紧凑、集中,而且由 “我”纵横漫衍地生发出去,使作品呈辐射状结构向前铺展。用 “我”这第一人称有两大好处: 一、由于是“我”的亲闻亲历,所以娓娓道来就更浓于生活情趣而富于艺术真实性和审美感发力; 二、作家巧妙地借 “我”之口得以相机相谐地穿插着对人物事件的褒贬和抒情,如对媚敌欺民的民族败类,作品就曾愤慨地说道: “吾愿率天下人共食其肉矣!”这跟大作家左拉称赞“都德先生之所以可爱”就在于他 “把自己整个地”带着 “嘲讽” 与 “柔情”融化到作品的 “故事或人物中去”是不谋而合的。可贵的是作品并未简单地把“我”作为全书故事的联缀线,而是将 “我”也作为赋有特定时代气息秉有独特性格内涵的艺术形象来着力刻画的。在以 “我”为纵线的整体结构中,一方面鱼水和谐地横织着“我”与吴继之、蔡侣笙等的交往情谊;一方面两相映照地联缀着“我”与伯父、叔父等的炎凉世相;同时在上述两系列之间则合缝斗榫地铺排着官场、商场、洋场等各具品貌和底蕴的人物形象如苟才等的故事,并据此而将整个病态社会的众生相以亦庄亦谐时忧时喜或明或暗的风调情致,天机自然地组合成纵横开阖、疾徐有致的世纪末交响曲。它已从红线穿珠式结构向彩丝织锦式结构迈出了可喜步履。 吴沃尧寄意深长地向人们推出的是一部愤激伤慨的时代社会大悲剧。作品一开头在引领读者鸟瞰社会全景时特意指出: 遍地是 “蛇虫鼠蚁”、“豺狼虎豹”和“魑魅魍魉”!这不啻给人们一个特大的惊讶和悬念,激发起人们强烈的观赏欲; 而且跟书中所叙诸多腐败、贪狠、荒唐的怪现状互为参证和映照,并跟全书结局时“我”与吴继之和蔡侣笙等人或破产或蒙冤或伤心的阴沉气氛遥相呼应。这幕沉郁压抑的时代大悲剧,正是警醒世人的沉重而激越的暮鼓晨钟,使人在目迷五色之后不禁要喟然长叹而深长思索,产生出颇为强劲的艺术振颤力。 值得玩味的是: 吴沃尧在铺排这幕社会大悲剧时,又很好地运用了寓悲于喜、正反映衬、刚柔兼济和庄谐杂陈的美学机制,使读者在观丑赏怪的同时,亦饶审美情韵的领略。书中 “我”与母亲、堂姐一起共享亲切融和的天伦之乐,“我”家与吴继之家洋溢诚挚温馨的友谊之情。因贫穷由乡农进香港当苦力的恽阿来,诚朴勤劳; 由美国携巨金回港开大业的青年寡妇,风尘慧眼。这一对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男女,居然在众人“都啧啧称羡”的欢庆声中喜结良缘。特别是在“和法兰西打仗的时候”,清廷众多将领都“没有人敢去”,而长门炮台都司蓝宝堂面对凶险形势却主动请战,并在震耳炮声中以打毁敌舰望台、致敌军官重伤而高奏凯歌,令人扬眉吐气。书中这类和谐、轻松或优美、壮丽的场景,焕发出人性美、人情美的韵致。吴沃尧还善于编导滑稽荒诞的讽刺喜剧和诙谐闹剧,把谴责对象置于极其尴尬可笑的境地。例如天津水师演武厅前众武官披挂整齐,率领全体营兵庄严肃穆地恭候着; 厅内巨烛莹煌、香烟袅绕; 李中堂 (李鸿章) 亲派委员来敬代拈香; ……好一派令人景仰的气氛,都说是敬祭天神“大王”。及至“我”小心谨慎地进厅一看,那红木桌上朱漆盘内敬供的“大王”却是 “一条小小花蛇”! 被 “我”气恼不过,暗暗地“看准了蛇尾所在”“伸手过去”“提将起来”耍弄了一场。书中每有这类谑浪嬉戏的情节,在离奇的乖戾、强烈的反差、尖锐的对比中激起读者捧腹喷饭的阵阵笑声,显示了“嘻笑之怒,甚于裂眦”(柳宗元语)的美感效应,开拓了讽刺的艺术美,丰富了欣赏者的审美意趣。 第三、致力于典型形象的刻画。在晚清诸多小说的人物群像中,能称为典型形象的委实不多。由于吴沃尧惨淡经营功力颇深,书中吴继之、蔡侣笙、九死一生及堂姐和苟才等形象,颇具典型意义。吴继之在蝇营狗苟的官僚群中是个鹤立鸡群的人物。他精明能干,练达圆通,温文尔雅而又豪爽倜傥。他跟周围的卑官俗吏们同流而不合污,诚如他所说:“谁见了钱不要?……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好了。他也对上司巴结行贿过。吴沃尧打破以往小说写人物好就全好、坏就尽坏的老套套,艺术地展示人物多姿多彩的风貌。在刻画吴继之明哲保身世故圆滑的个性时,也透示出他能从容地应付险恶环境、能裕如地转换钱财等的性格特征,写他在官运亨通时就提前将宦囊所入和所收田租集成资本广泛经营商业 (而非在农村扩大田产、更非在政界买爵升官),从而相当成功地塑出通过商业资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新型官僚地主形象。以这种新型人物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学作品中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是吴沃尧对中国小说艺术的一大贡献。后来吴继之倒业破产,这表明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除自身原有的封建劣根性和对封建势力的依赖性之外,还有受外力打击时的怯弱性,因而总是步履艰难。——这种特定形象的生动展现,是难能可贵的。吴继之虽然商业暂时倒闭,但以他对世情风潮的熟谙老练和谋事处人的机智果敢,他肯定会创造条件东山再起的。因此他的悲剧不同于蔡侣笙的悲剧,蔡侣笙是书中 “贤士廉官”的典型,是作家追求吏治改良的艺术化身。他不仅饱有学识,富有情义,而且注重节操,持坚守白,“非义不取,无功不受”,落魄时不卑污苟且,做官时“爱民如子”,被百姓称作“青天大老爷”。无论是救养义女时的热诚亲厚,还是赈济灾民时的赤诚慷慨,作品都写得十分感人。吴沃尧力图通过这一形象的刻画,给黑暗王国投射一线光明。但是,蔡侣笙终究蒙冤受屈,得了个 “奉旨革职严追”的下场。这戛然而结的收煞,血肉生动地表明在原有社会制度钳制下,任何吏治改良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成功的艺术形象往往大于作家的主观思想,蔡侣笙悲剧的美学意义正在于此。书中标名“九死一生”的“我”,也是个性格比较丰满的艺术形象。这个富家公子经历了由初入世途的幼稚纯朴,到助官从商历练熏陶后的渐趋成熟和稳健。他蔑视科举、鄙薄功名,揶揄假名士,嘲弄滥文人;在以经商自傲中却也求财望富,未脱时俗烟火气;他不嫖妓、不吸毒,但也时或到妓院中谈笑风生,与烟鬼周旋往还,同时也喜孜孜欣赏女人们的艳情诗,显得既清雅风流又略带市俗的浮浪气。作品写他甘冒艰危去山东接取堂弟时一付古道热肠,而在为伯父奔丧则凌厉峭刻地回击着继伯母家的俗客时,又不乏官商贵胄的纨绔脾气,使这个人物呈现出棱角分明的立体感,其艺术风彩不仅高出于 《儿女英雄传》 中的安公子,而且迥异于 《儒林外史》 中杜少卿和《红楼梦》中贾宝玉等富家少爷,独具审美价值,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平添了气色。书中 “我”的堂姐,青春守寡,却没有一般孀妇的凄婉和拘谨,不再象《红楼梦》中李纨那样恪遵礼教而心如死灰形同槁木;她却勇于讥议时政,敢于品评世人,而且见解超人,泛溢着热情和聪慧,显得理智、干练而和蔼可亲,在她身上既秉持着中国女性温柔贤惠的传统美德,又折射着社会嬗变的时代闪光。这一形象使读者从污浊环境中呼吸到刚健清新的气息,多了一份美感享受。 吴沃尧特意以 “狗才”的谐音手法着力刻画了一个与全书相始终的反面典型——南京候补道苟才的形象。这个苟才贪狠狡诈卑俗淫庸,几乎集清末劣官之恶性于一身,但却不是扁平的脸谱式人物,而是个艺术上作作有光的角色。他在潦倒时不寒酸不琐屑,而是铺排场摆架子; 他交际广泛,精于应酬,却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能利用时百计巴结,于己不利时就阴谋陷害; 他有时出语高雅,器宇轩昂,但随即就会胁肩谄媚,卑躬屈膝。他两次被钦差查办都凭巧施伎俩和巨金贿赂而化险为夷。为了钻谋官职,他暗布罗网,拉着妻子双双对儿媳行着拜皇帝和元日祭祖才行的跪叩大礼,逼迫新寡的十五岁儿媳去当总督的小姨太太。但当他腰缠已满时,却 “也不想升官”而要颐养天年; 不象 《红楼梦》中贾雨村“身后有余忘缩手”。他虽知机而退,却因其小儿子苟龙光同他第六个姨太太奸通作弊,勾结江湖劣医在用药上耍花招,趁他患 “怔忡之症” 时断送了他的狗命。作品浮雕般地展现了他一生逶迤起落的行为轨迹,在相当程度上是晚清上层社会为鬼为蜮浮沉变迁的生动缩影,具有很大的艺术概括力。 第四、以往小说常在人物刚出场时就标示了性格特征,如 《三国演义》 中曹操之奸、张飞之猛,《儒林外史》中范进之酸、马纯上之迂……。《怪现状》中若干主要人物却是直到书末才最终呈现其性格全貌的。这是由于吴沃尧善学《红楼梦》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云龙雾雨时隐时现的卓越技艺而自逞其巧的结果。书中 “我” 的伯父子仁的形象正是成功的一例。作品开始时他对 “我”既有温煦赞赏又有恳切责问,俨然一位慈善端方的长者; 尔后对 “我” 回避而拒交利银,令人渐生疑虑; 再后得知他已代 “我”将钱转存于其他可靠之人,使人半疑半信;随后见他已把存钱取出代“我”托人“捐”了“官照”,叫人钦佩感激;不久却得知那官照是假的,……又逐渐而风闻这位“伯父”奸占大舅子的女儿,干出了乱伦悖礼的丑事; 直到书末 “伯父”对贫病而死于远方的叔父说出绝情薄义的话,才最终露出了他侵吞寡嫂孤侄生命钱、淫邪贪狠而又伪善阴谲的真面目。作家以似断实连步步皴染法多侧面多层次地涂抹油彩,使人物须眉毕现地活跃于纸面。 第五、“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高尔基语)。吴沃尧善将文言典故白话口语有机融汇而浑然天成,使《怪现状》语言大都干净利索,显豁而又蕴藉,既有文彩又饶本色,具有雅俗共赏的美学品位。其叙述语言在愤慨中时露幽默,在冷诮中不乏风趣,颇有点作家的独特个性。尤为可贵的是书中若干人物语言,出口自然而又浓于情致,各肖其口耐人品味。如第84回陆观察要把自己“已经和她鬼混了不少”的大丫头碧莲冒充女儿送给言中堂作 “小姐” 的替身去嫁给镇台大人,这时碧莲对陆观察说道:“你好会占便宜!开坛的酒,自己喝的不要喝,才拿来送人; 还不知道是拿我卖了不是呢?!”——出语低俗、谑浪而又有几分含蓄,酷肖一个被迫与主子胡搞、放荡而又暗含辛酸的下等人口吻。第89回在苟才跪求哄骗,甚至暗施春药、偷示淫画以引诱上当的情况下,其新寡的儿媳气得伤心过度晕厥过去,却终于被拖下了水。这时她说道: “我此刻不伤心了!甚么三贞九烈,都是哄人的说话; 甚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来,也要听戏的人懂得,那唱戏的才有精神,有意思; 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他还尽着在台上拚命的唱,不是个呆子么!”——开言暴烈,泼辣而又不失典雅,的是一个书香出身虽蒙污垢而良心未泯的少妇的决绝之词。前者以丫头之俗正衬陆观察之贱,后者以儿媳之烈反照苟才之鄙。各具风彩,各得其妙,使读者在观照恶浊世相时亦能品尝到艺术的情韵和意趣。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沃尧 今天,《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不太惹人注目,但清末、民国之初,它却是一部轰动一时、妇孺皆知的流行小说,与《官场现形记》双峰并峙,堪称由旧小说过渡为新小说的桥梁。作者吴趼人,生于豺狼当道的晚清,故以愤世嫉俗之心,痛快淋漓之笔,作嬉笑怒骂之文,力图以小说干预政治,抨击时弊,揭示社会之毒瘤,为社会改革作舆论准备。 吴沃尧(1867—1910),字趼人,又字茧人,原字小允,别署茧闇,或趼廛,又署迪斋,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故又以“我佛山人”自号。 据其友人李怀霜《吴趼人传》载,作者少为名士,倜傥不羁,有正义感。其父为浙江候补巡检,病故于任所,以后事托乃弟。其弟竟将亡兄宦囊席卷一空。吴趼人只得早早地负起养家的责任来,二十余岁即到上海谋生,曾在江南制造局当抄写员,常为报纸撰小品文。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印行《新小说》,鼓吹“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主张小说为资产阶级改良服务。1903年,吴趼人试作长篇小说,先后在《新小说》上发表了《电术奇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瞎骗奇闻》等。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问世后,声誉鹊起,遂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名噪一时的多产作家。1906年,他与周桂笙合作,创办《月月小说》,先后发表了《痛史》等小说二十余种。晚年所撰的《最近社会龌龊史》(又名《近十年之怪现状》),世人多视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续篇。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吴趼人小说中最知名之作,开头十数回曾连载于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后因《新小说》停刊而辍笔。1907年至1909年间,作者又续成一○八回,由广智书局厘为四卷,印成单本八册。1935年10月又重加标点印行,此书于章回正文之末,多附有评语。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此书,删去评语。 李怀霜的《吴趼人传》认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低回身世之作”,“根据昭然”,肯定它是一部自传。清末《缺名笔记》也说:“书中影托人名,凡著者亲属知友,则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也与李怀霜持同一观点。 其实,此书仅带有若干自传的因素,书中所述种种见于官场、洋场、商场的怪现状,虽多是作者所见所闻,但个中人决非全是作者的亲友。如第3回所述一候补道,将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好色的制台内室,为其“按摩治病”,以求升官一事,亦见于《官场现形记》。此书末回的评语说:“此回之治丧,为著者生平第一懊恼事……以见此虽小语,顾不尽空中楼阁也。”其中“顾不尽空中楼阁也”一语,深可玩味,它告诉我们:即使取材于作者亲历之事件,亦尚有艺术虚构的成份。总览全书及评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作者徘徊于“生活原型”与“艺术虚构”间的痕迹,此类粘附生活,未能使生活进行美学升华,正是介乎“旧小说”与“新小说”之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特有的风格。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述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谴责小说时不无微词,但也肯定其“命意在于匡世”。 所谓“匡世”,主要表现在干预政治、抨击时弊。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吴趼人则进一步演绎他的理论:“吾国素无言论自由之说,文字每易贾祸,故忧时愤世之心,不得不托之小说。且托之小说,亦不敢明写其事也,必委曲譬喻,以为寓言,此古人著书之苦况也。”(《说小说》)这苦况也是吴趼人著书的苦况。 正因为如此,所以吴趼人作小说,以期唤醒民众,不得不借“九死一生”之口,描绘清末社会的轮廓:二十年中,“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这些充斥于晚清社会的毒物,其害人的手段虽有攫人、啖人、蚀人之分,但择人而噬的本质则是一样的。其中,最难识别而又危害最甚的,当数魑魅魍魉。吴趼人用此来影射清末官场中的群魔。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描写的领域远比《官场现形记》宽广,它由官场进而触及洋场、商场,而商场、洋场中的“蛇虫鼠蚁”、“豺狼虎豹”也多与官场的“魑魅魍魑”相勾结。小说客观上揭示了晚清社会一切以洋人、官场为中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实质。 小说的特出贡献在于刻划了晚清社会的特殊阶层——官商,这是祸国殃民之蠹。 官商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产物。洋务运动是清政府挽救垂死的封建统治的手段,然而,由腐朽透顶的清朝官员办实业,势必任人唯亲。吴趼人曾在制造局任职,深悉其中黑幕。小说第30回写制造局总办李勉林为了报答仆人背负老太太逃难之恩,将此仆一手提拔为司事师爷,再由下任总办任命他管理船厂。这位老爷上任后,第一件要事是:“传齐了一切工匠、小工、护勇等人,当面分付说:‘今天蒙总办的恩典,做了委员。你们从此要叫我周老爷了,不能再叫我周师爷的了。”周委员既然如此,局中管理工厂的委员,也大都是什么都不懂的货色,有的甚至一个字不识。李勉林是清政府心目中办洋务的干员,制造局“守成”的典范。典范的总办尚且任用自己的仆人为“司事”、“委员”,则其他可知。由这类官员去管理局,管理工厂,企业怎会不被他们管得一团糟! 官商之害,二在于化公为私,贪污糜费。手握重权的官员既将企业视作调剂亲友甚至仆人的肥缺,则身受其惠者及夤缘钻营者,必以公款孝敬上司,百计干禄;同僚之间常串通一气,营私舞弊,甚或内外勾结,盗卖公物。第52回写官办轮船公司汉口分公司的“总理”为了巴结前来视察的督办,以二百五十吊钱物色了一位绝色姑娘,充当督办的“临时如夫人”。为此,总理还为督办布置一所西式陈设的花园洋房,充其藏娇之金屋。当差的为总理送来一百吊钱票,师爷问:“出在甚么帐上?”总理则说:“一百吊钱,杂用帐上随便那一笔带过去就是了。”随后,又出了一会神道;“再去拿一百吊来。这一百吊暂时宕一宕,我再想法子报销。”文中的“宕一宕”和“再想法子报销”数语,确实很传神,只要轮船公司不倒闭,总理就可以把为巴结督办所花去的一切费用如数向公司“报销”,自己不用花一个铜子,而巴结督办得来的好处,则归一人独享:这何乐而不为呢? 总理如此,属员势必上行下效。制造局员无不用皇上家的工料、时间,做了私货来享受或换钱。第29回说:“去年外国新到了一种卷纸烟的机器,小巧得很,卖两块钱一个。”局里的人照样仿制出来,“总有二三千个呢,拿着到处去送人”。三千个私货,照市价算,就是六千块银元。这些私货的工料,自然也是向局里“报销”的。故作者说,诸如切菜刀、劈柴刀、杓子……“总而言之,是铜铁东西,是局里人用的,没有一件不是私货”。一个人做些刀、杓子,当然有限得很;但是合局的人都做起来,积少成多,则是一笔巨款;成年累月,化公为私,数目更是惊人。局中的画图学生赵小云,做了一个精致的小火轮,是长江轮的小样,“机器也极灵动”,可以开倒车、慢车、停车、放汽笛。此船倘有店家制造,“三百两还做不起来呢!”但赵小云只把它卖了五十元钱,连工价的六分之一还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也是和“贼赃差不多”的私货。 私货之外,还有“偷”。尽管制造局之类官商企业的大门口设了个稽查处,不准拿一点东西出去,但是,局里人只要将一些未烧透的“二煤”盖在所盗的东西上面,伪装一下,便可以“整箩的抬出去”,通行无阻。 至于官商与客商的贸易,更是无贿不成交。第62、63回讲制造局买日本可介子煤、豆油、高粱酒之类货物,虽说从日本运煤到制造局,不过三两七八钱一吨的成本,局里出价四两五钱,照理,一吨煤至少可赚七钱银子,三千吨可赚二千多两。如果不遍行贿赂,看货的人可以吹毛求疵,甚至凭你把最好的“花旗(美国)白煤”代替东洋可介子煤,他也会说你是次货,长夫(工头)则不肯替你卸货,帐房也会拖欠货款,给你个一搁半年,必定要闹得你亏本为止。假使客商在议价处、核算处、库房长夫、帐房等处处都“招呼”到了,那么,可介子煤能用更次一等“蒲古”煤去充,甚至搀点石头下去,也没人挑剔。在议价处,则仅值一两的东西可以要价五六两。国家的库银就是这样流入官员、局员和客商的私囊。 官商企业里养着那么多的蛀虫,存在着那么多的窟窿、漏洞,纵使老板再大,家底再厚,也终究要山穷水尽的。 官商之害还在于官僚专制,扼杀人才,造成“楚材晋用”的局面。应该说,洋务运动确实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材,然而,经办官商企业的官员只知迷信洋人,扼杀本国人才。第30回说制造局属下的锅炉厂专门请了洋人当工程师,打了图样,准备造船。厂内中国工程师梁桂生看了图样,说:“照他的龙骨,恐怕走不动;照他的舵,怕转不过头来。”总办知道后,大发雷霆:“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领! 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么?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工程师的本领可以超过外国人。照洋人图纸造的船,足足走了六七个小时,才从上海外滩开到闵行附近,轮船不能掉头,“只得打倒车回来,益发走的慢了”。洋人们修理了个把月,毛病依旧,最后还是求了中国工程师梁桂生,“换上一门舵,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这才走得动”。总之,官员们崇洋、迷洋到了惊人的地步,“只要看见一个没辫子的,那怕他是个外国花子,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制造局之类官商企业,用一二百两银子一个月的大薪水,养着些外国人,“遇了疑难的事,还要和中国工程师商量”。在“广方言馆”里译书的洋人,“二三百银子一月,还要用一个中国人同他对译。一天也不知译得上几百个字”,好不容易译成一部《四裔编年表》,开卷第一年就中西都错。至于有本事的学生,更不被官员们看重。能制小火轮的赵小云,在识才的客商眼里,真是出百把银子一个月,也没有请处,在制造局里却搁着不用,做了十余年,始终只能当一月只有四吊钱(不到四两)津贴的学生。洋务运动中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回来了也无用武之地。“我(国)花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这才是楚材晋用呢! 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学生不少,听说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造成人才外流,都是官员昏庸无能之过。作者对中国“我花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的现状痛心疾首,故一书之中,三致意焉。 洋务运动孕育出官商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物,反过来,官商的毒菌加速了官场的腐败。第5回写两江总督的幕友居然出任总督卖官的经纪人,用一个折子,“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有注一万的,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美其名曰“点戏”。只要照着数目送进钱去,不到十天,就能得到任命。这一事实告诉我们: 清末的官场已如商场。闽浙萧总督送一盆花给周中堂,以白玉为盆,白珊瑚作树,玛瑙片穿花,翡翠制叶,花心用金丝镶了金刚钻做的,一对花就值九万银子。送礼不到半年,萧总督由全国“最苦”的省份闽浙调任“最富”的两广:这便是交易场上的“银货两讫”。评书者说: 贿赂之风,京师素盛,但在光绪初叶(1875)以前,贿赂之费“仅二百金耳,其尤者终不逾千金”。同治、光绪年间,正是洋务运动兴起、官商形成之时,足见官商习气的蔓延促使官爵进一步商品化,官场更加糜烂了。 这部小说的素材大都来自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从书中了解和分析官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属性及其丑态,了解即将覆灭的社会总是从上到下死命的捞钱,普遍地腐败,就像垂危病人在行将咽气之前就会散发出特有的腐臭一样。 吴趼人的观点与梁启超相近,是个有保皇色彩的维新派,他不止一次在书中为清廷辩护。中法之战,再次暴露了清廷的腐朽,国人议论纷纷。吴趼人则借书中正面人物吴继之之口说:“这军务的事情,何等重大! 一旦败坏了,我们旁听的只能生个恐惧心,生个忧愤心,那里还有工夫去嬉笑怒骂呢?”他认为: 中法丧权辱国之战,清廷只担个“不是”——用人不当。尽管他已清楚地看到清廷已日薄西山,但他还是寄希望于幽禁瀛台的政治傀儡——光绪皇帝。在第66回中,作者假借酒令说: “光绪皇帝有旨,杀尽天下暴官污吏。”这种政治态度的局限,导致他只能停留在对官场、洋场、商场的丑恶作种种暴露,不可能对这些“怪现状”作深层解剖,从而找出它们的根源。小说揭露了银元局制造通货膨胀、滥发货币、对百姓敲骨吸髓的官蠹。至于这个官的根子,封建王朝,则不在小说的诛伐范围之内。 但是,吴趼人毕竟择要记录了清末社会丑恶的现实,它像一份详尽的社会档案,客观上已经否定了吴趼人的“保皇”意图。试想,连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中堂(相当于丞相)、六部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以至府、县官员、杂佐、幕宾、差役等等,无不挤入搜刮金钱的行列,这样的王朝还有希望么! 吴趼人实录了客观现象,使作品的意义超越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成为这个王朝覆亡的判决书。 由于这部小说是现象的实录,书中还有意无意地流露了一些当时尚属新冒头的思想。作者认为商场比官场好些,已入官场的吴继之为了转而经商,宁可革职。这种视经商比做官“高贵”的思想,正是晚清由地主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意识,在封建社会的文学作品中,它还是第一次出现。我们还可在书中发现“教育救国”、“进化论”之类的新思潮。小说中写王伯述宣传“教育救国”,他请了病假,辞了官,从山西跑到上海贩书,为的是传播讲究实学的书籍,如日本人著的《富国策》之类。其目的是要改变读书人的现状,促使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使中国不致重蹈波兰被俄罗斯灭亡的覆辙。他说:“上了六十岁,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壮年身上:“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第22回)这一思想与吴趼人在1907年主持广志小学、致力于教育的行动是吻合的,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教育救国”思想是建立在“进化论” 基础上的。第58、59回写清末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广州城中官员惶惶不可终日,无端轻信谣言,以为革命党即将起义,竟妄杀二十多个百姓。作者引用《孟子》的话说:“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闪烁着民主思想的火花。第75回写苦工恽老亨、恽来父子拾得咸水妹(妓女)的珠宝箱子,完璧归赵;第49回写妓女沈月卿变卖金珠首饰,凑了二千元,为教其诗词的柳采卿代偿债务。作者目的是将恽家父子、沈月卿等与充斥官场、洋场、商场的伪君子、真小人作映照,用以说明“礼失而求诸野” 的古语。这些情节客观上告诉人们,在道德沦丧的清末社会,只有下层民众尚保持其固有的美德,足以为中国的脊梁。 吴趼人认为:小说之作用在于改变国人的道德观念,主张“借小说之趣味情感,为德育之一助”(《月月小说序》)。当国家、民族之危亡系于一发之际,面对缺乏文化、不善读含意深蕴的小说、不懂得“春秋笔法”的芸芸众生,吴趼人为了唤醒民众,不得不牺牲一点艺术,改“委婉讽示”为“锋芒毕露”。可以说,“笔无藏锋”的艺术风格之形成,自有其时代因素,更何况吴趼人“生负盛气,有激辄愤”,他的热情,比同时代的李伯元更加丰富,所以,他以嬉笑怒骂为文,比李伯元更加不留余地。字里行间,情感自然流露,这是吴趼人特有的文风,因病成妍,别具一格。 这部小说共记载了近二百个小故事,倘用第三人称来写,难免散漫之弊,《儒林外史》尚为论者诟病,何况他人。故吴趼人借鉴了西方某些长篇小说的成功经验,以第一人称“我”的所遇、所见、所闻贯穿全书,将近二百个故事连成一片。 总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小说史上有地位、有影响的作品; 就今天来看,也还是值得一阅的好书。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近代白话章回小说。108回。我佛山人(吴趼人)著。前45回初载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至三十一年十二月(1903年10月5日至1906年1月)《新小说》(日本横滨—上海)第8号至24号,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二年(1906年至1910年)广智书局(上海)陆续出版单行足本,平装8册。翻印本多达数十种,其中较重要者有:1916年新小说社(上海)石印本、同年南溪吴瑞棠石印本、1926年世界书局(上海)铅印本、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新式标点本。 本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为主干,从他出门奔父丧写起,到他经商失败为止,历述其二十年间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九死一生说:“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这些牛鬼蛇神不仅䴢集于官场,而且充斥于商场、洋场、家庭以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业绩,就是制造了无数的“怪现状”,留下了累累罪行和话柄,从而加速了封建社会的灭亡。据统计,本书所写人物数以百计,所写“怪现状”多达二百来宗。其中尤以暴露晚清官场最为充分。仅以苟才为例。苟才原是个“穷的吃尽当光”的候补道台,由于他为人“卑污苟贱”和“不怕难为情”,又精于“巴结”的“秘诀”,所以在浮沉不定的宦海之中,能够进退自如,一帆风顺。他的发迹关键,就是把新寡儿媳奉送给两江总督当了姨太太。他的这种别人“巴结不到”,也“做不出”的出奇举动,果然产生了奇特的效果,从此扶摇直上,很快爬到署理藩台的高位,又获得了银元局总办的肥缺。加之其人具有“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最后竟“宦囊丰满”到了“不在乎差使”的地步,索性弃官不做,跑到上海做寓公去了。其子苟龙光为了早承家产,居然毒死了苟才,并奸娶了父妾。作品所写其他人物,大多与苟才父子为半斤八两。不过作品也写了一些正面人物,并将作者自认为一切美好的“旧道德”均赋予他们。如亦官亦商、心地干净的吴继之,洁身自好、见义勇为的九死一生,落魄时一芥不取,为官后爱民如子的蔡侣笙,轻财重义、古道热肠的乡民恽阿来父子,独具慧眼、择善而嫁的咸水妹,德才兼备,识见过人的九死一生的堂姊等。然而这些人物或者屈处社会底层,或者经商则破产,为官则罢职。这种奸恶之徒飞黄腾达,善良之辈寸步难行的“怪现状”,充分说明了晚清社会的极端腐败,确实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 在晚清的谴责小说中,本书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同一年问世,两书的巨大影响也难分轩轾。而且本书的题材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几乎可以当作晚清社会的百科全书来读。在艺术上,则不仅自始至终采用了我国传统小说罕见的第一人称叙述法,而且运用了倒叙、插叙、夹叙、转述等艺术手法,从而发展了《儒林外史》开创的链条式结构:“举定一人为主,如万马千军,均归一人操纵”,“遂成一团结之局”(该书总评语)。这种艺术结构既为晚清的某些谴责小说所采用,也对民国初年的社会小说产生过影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清末吴趼人(1866—1910)撰。一百八回。趼人,原名沃尧,字小允,号茧人,广东南海佛山(今佛山市)人。因又自号“我佛山人”。早年寓居上海,曾主办或编辑《字林沪报》副刊、《风采报》、《新奇报》、《寓言报》和汉口《楚报》等。曾短期游历日本。有《痛史》、《恨海》等小说二三十种。是书揭露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黑暗腐朽,反映社会生活较《官场现形记》广泛,除官场外,还揭露商场、洋场等种种黑暗。对文人才子、斗方名士、医卜星相、三教九流等社会各阶层人物都有描写。全书以“九死一生”的见闻和遭遇为线索,把许多相对独立的故事联缀成一体, 结构较《官场现形记》严整。但艺术表现肤浅直露、讽刺暴露缺乏深度,则与其他谴责小说相同。“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鲁迅语)有宣统二年(1910)上海广智书局本、一九三三年上海石印本、一九五六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及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本。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书名。清吴沃尧作。长篇谴责小说。全书一百零八回。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记叙了其所见所闻的近二百个小故事。反映了中法战争后到20世纪初二十几年间中国社会的种种怪现状。包括官吏的贪污腐化,朝廷的媚敌卖国,以及卖官鬻爵的黑幕,洋场才子的丑态。其中多有涉及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及对科场弊端的揭露。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331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近代长篇小说,为“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吴沃尧撰,原署“我佛山人著”。全书共108回,以“九死一生”的经历为线索,杂录200余个故事,描述社会上种种怪现状,如朝廷的丧权辱国、官吏的贪污腐化、世情的虚伪奸狡、洋场的堕落下流等,鲁迅指出它:“杂集 ‘话柄’,与《官场现形记》同,而作者经历较多,所叙之族类亦较伙,”意即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广一些。 ☚ 官场现形记 老残游记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长篇小说,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者吴趼人。全书108回,是 一部自传性的小说。作品写的是1884年中法之战到1904年前后20年间,清王朝崩溃前夕社会上的种种“怪现状”。全书用第一人称,以 “九死一生”这一人物的商业活动为线索,写他所见、所闻、所遇,连缀众多的短小故事而成。“九死一生”所目睹的 “怪现状”,包括官场贪污受贿、营私舞弊; 官商勾结、尔虞我诈; 洋场嫖赌骗拐,醉生梦死。作品对封建官僚黑幕作了集中尖锐的揭露,抨击了清王朝的腐朽、堕落。小说还写了肮脏、龌龊的商场、洋场,无情嘲讽了那些假才子、假名士不学无术、冒充风雅的丑态。这部小说也写了蔡侣笙、吴继之等正面人物,但是刻画得苍白无力。这部小说在思想上表现出了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倾向。全书虽然由许多短篇故事连缀而成,但众多人物都有“九死一生”贯穿起来,故事前后呼应,结构比较严谨,语言也比较流畅。此书的毛病是堆砌材料,人物类型化,描写过分夸张,颇失真实。 ☚ 官场现形记 老残游记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长篇小说。清末吴沃尧作。一百零八回。以“九死一生”这个人物的商业活动为线索,写他所见所闻的“怪现状”:衙门的营私舞弊、官吏的贪财枉法、商界的尔虞我诈、洋场的嫖赌拐骗,黑幕重重,醉生梦死。遂主张以旧道德来改良社会。文笔生动,讽刺辛辣,尤擅以漫画式的笔法来勾画人物。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张友鹤校注本。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晚清吴趼人 (1866—1910)撰。吴研人名沃尧,原字茧人,后来改字研人。广东南海县人,因为住在佛山镇,所以别号我佛山人。他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因家道衰败,二十多岁时到上海谋生,常为报纸撰写小品文。后又客居山东,远游日本。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他才应约开始写长篇小说。1904年赴汉口,任美国人办的《楚报》主编,1906年主编《月月小说》,后来从事教育工作。1910年病死于上海。他一生所作小说达三十余种,主要作品还有 《痛史》、《九命奇冤》、《电术奇谈》、《瞎骗奇闻》、《劫余灰》、《发财秘诀》、《上海游骖录》、《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吴研人的代表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一百零八回,以自号“九死一生”的年轻幕僚为主线,从他奔父丧开始,直至经商失败终止,把他历年来“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缀为一书”,反映了从1884年中法战争后至二十世纪初期这二十年间社会的黑暗腐败现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封建社会行将彻底崩溃的历史画卷。在清末小说中,它反映的生活面较广,除官场之外,还包括商场、洋场,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等“世态众生相”,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社会风尚、伦理道德、世态人情均有所谴责和鞭挞。作品写了二百多件“怪现状”,其中仍以暴露封建官场黑幕为主。官场中的贫赃枉法、营私舞弊、卖官鬻爵,作者通过他精心刻划的一个 “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官僚苟才的形象,具体地表现出来。为了升官发财,他毫无廉耻,卑鄙下流的种种丑行,较有代表性地指出,这些官僚统治者都是利欲熏心、昏庸怯懦的卑污小人,淫乱腐化、道德败坏的衣冠禽兽。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整个腐朽官僚制度的产物。小说还揭露了半殖民地社会特有的“洋场”的黑幕,辛辣地嘲讽了洋场才子、斗方名士这一类人卑鄙无耻、冒充风雅的市侩丑态。此外,作品对宗族间的骨肉相残,亲朋同事间的尔虞我诈,伦理道德的沦丧等,均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显而易见,作者对他描写的“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鬼魍魉”横行的鬼域世界是憎恶的,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但是,作者的思想属于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他既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又反对当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找到真正解决这些怪现状的出路。他想通过读书明理、讲实学、知新学,甚至恢复古风来挽救国运的衰颓,是软弱无力的,甚至与历史的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全书虽由许多短篇故事联缀而成,但众多人物都由“九死一生”贯穿起来,重要人物前后有交代,故事先后有关联,语言也比较流畅。但由于转述故事较多,搜奇猎异,题材庞杂,往往是材料的堆砌,缺乏必要的剪裁、提炼,描写也过于夸张失实,是本书的缺陷。此书最早版本有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广智书局排印本、1916年上海新小说社石印本、1926年世界书局本。解放后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张友鹤校注本较流行。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er shi nian mu du zhi guai xian zhuangStrange Scenes Witnessed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吴趼人 (Wu Jianren)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末吴沃尧(趼人)著。晚清谴责小说代表作之一。共一百零八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三十一年前四十五回在《新小说》杂志连载,后由上海广智书局印为单行本八册,署“我佛山人撰”。本书通过自称“九死一生”者在二十一年间耳闻目睹之“怪现状”,反映了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前后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黑暗、腐败。对封建官吏、洋场才子和丑恶的社会现象作了广泛的暴露与谴责,但仅仅归结为道德败坏,主张推行教化,靠“德育”改良社会,表现出改良主义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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