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丹阳铜

安徽自古以盛产铜矿而著称，其皖南沿江诸县市古属扬州丹阳郡，名闻遐迩的丹阳铜主要产自皖南。
在中国历史上，有长达二千多年的青铜时代，铜与锡、铅的合金（青铜）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造型精美的各式礼器、犀利的兵器、工具以及一些生活器具，无不需要大量的铜、锡、铅作原料，尤其是铜的需求量更大。但自古至今，中原地区铜矿资源贫乏，先秦史籍中屡屡提及江南铜锡的蕴藏量丰富，扬、荆两州贡品“惟金三品”，“江南之金（铜）锡”、“吴越之金锡”，史不绝载。不少学者通过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提出商周屡次南征的目的在于抢夺江南的铜资源。汉代以后，铜的用途主要集中在铸钱、铸镜和制造工艺品等方面，对铜的需求量有增无减，丹阳铜以其质优量多而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铜官仅丹阳一处，汉镜铭文中常有“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尚方作鉴真大好，寿如金石国之宝”，或“汉有嘉铜出丹阳……”、“新（王莽国号）有嘉铜出丹阳”的句子，表明丹阳不仅出铜，而且品质极佳，直至南朝萧纲在诗中还赞叹道：“戈镂荆山玉，剑饰丹阳铜”。在长达数世纪时间里，丹阳铜受到众口一词的赞誉。
丹阳铜主要产自丹阳郡所辖17县中的今南陵、铜陵、青阳、繁昌、贵池、当涂以及江苏句容一带。史料及考古调查、发掘表明，这些地方不仅汉代，而且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就已开始铜矿的采冶和铜器的铸造。可以说这一地区自商周以降，经两汉、六朝、直至唐宋，铜矿的采冶都十分兴盛，是古代中国唯一的一个延续时间长、采冶技术高、产量丰富的有色金属基地，比世界著名的湖北铜绿山铜矿采冶业有过之而无不及。汉代丹阳铜只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几座丰碑中的一座。
皖南铜陵、南陵、繁昌、贵池、青阳、泾县、当涂等市县发现古铜矿冶遗址，总分布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发现商周至唐宋时期矿冶遗址60多处，不少遗址是集采矿、选矿、培烧、冶炼于一体，其中光秦铜矿冶炼遗址发现10多处，汉代冶炼遗址更多，还发现了铜矿采掘的古矿井、木构矿井支架、矿石焙烧炉、炼铜炉等采冶设施；在各地遗址附近发现约百万吨的古代炼铜废渣。仅南陵一县发现的矿冶遗址就多达38处，铜陵见于记载的也有数十处之多，表明这些地区铜矿采冶业在相当长时期内非常兴盛。
皖南地区还出土了大批西周至两汉时期的青铜器，经研究，无论造型、纹饰、风格还是合金成份都与中原青铜器相异，显然是当地土产。在冶炼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五批冰铜锭，经检测，铜锭的含铜量为28—60%，含铁量为18—30%，并夹杂多种微量元素，属于铜铁合金——冰铜锭。冰铜被公认是使用硫化铜矿炼铜的重要标志。由此推断，在西周早期皖南已掌握了硫化铜矿——冰铜——铜生产工艺。从生产力发展历程讲，人类一般首先使用自然铜，然后采冶氧化铜矿，最后采冶硫化铜矿。因为采治硫化矿是比采冶氧化矿更为复杂、更为先进的一种工艺。皖南地区先民们把中国采治硫化铜的历史提前到先秦时期，是我国已知最早使用这种先进工艺的地区。
丹阳铜的开发对古代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为吴越的崛起、楚国的强盛和汉以后的该地区进一步开发，乃至汉王朝的繁荣作出过巨大贡献。也为南朝至唐朝时期梅根冶铜冶基地的兴盛及宋时四大钱监之一的永丰监的更大规模采冶铸币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