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及其弊端

当时广西建起的人民公社的特点是政社合一，“一大二公”。所谓政社合一，就是把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同经济组织融为一体，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所谓“大”和“公”，就是公社规模要大，经营范围要广，公有化的程度要高。广西1957年底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13 961个(其中高级社13 940个，初级社21个)，平均每社为319户。1958年9月合并建成918个人民公社，其中2 000个以下的215个，2 000—6 000户的466个，6 000—10 000户的184个，1万户以上的52个。全自治区平均每个公社5 413户，比农业社大16倍；每个公社平均23 387人，10 606个劳动力。从经营范围看，原来的农业社一般只经营农业（种植业），而人民公社则实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农工商综合经营。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经济组织，远远超出了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干部的管理能力。它把原来经济水平不同，贫富差别很大的社队合并在一起，实行统一核算，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是穷队共了富队的产，损害了富队群众的利益。同时，因为规模过大，干部素质和管理水平跟不上，很难把生产经营搞好。另外，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公有化程度比高级农业社高。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后，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家庭副业收归人民公社所有。当时，为了提高人民公社的公有化程度，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于1958年9月27日发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主要内容是：
❶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全部财产一律移交给人民公社，由人民公社支配；
❷社员的自留地、房基地、林木以及私养的牛马猪一律收归公社；
❸社员多余的房屋公社可以借用；
❹人民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社员的劳动报酬采取等级工资与奖励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办法。这些政策对生产力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在原农业社的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劳动力归人民公社支配的条件下，人民公社普遍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各种“大办”中，把劳动力组成班排连营团，实行大兵团作战，并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甚至无偿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把“大跃进”中已盛行的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将社员的自留地、零星林木和牛马猪等收归公社的政策，彻底否定了合作社时期实行的允许社员经营一定的家庭副业的政策，使社员在集体分配之外再无其它补充收入。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相结合的办法，扩大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全自治区还掀起大办公共食堂，搞吃饭不要钱之风，进而发展到对社员包穿、包住、包上学、包治病、包婚丧、包看戏看电影等所谓“七包”、“八包”，把社员从生到死的一切都包了下来，并关闭所有农村集镇的集市贸易。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做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总之，人民公社初期推行的政策，是“左”倾思想急剧膨胀的产物，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当时这种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存在很多弊端，主要是：
(1)过早地消灭个体所有制和取消自留地及家庭副业，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实际上是刮“共产风”。随着家庭副业被取消，集贸市场也相继关闭，农副产品的生产和交换日益萎缩，严重影响到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减少了社员的家庭收入，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2) 为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和区别。在公社范围内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以行政手段强行把贫富队拉平；无偿地调拨物资、劳力，无偿地把社员的财产收归公社所有；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搞平均主义，严重地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使农业生产遭到重大损失。
(3)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乡人民政权与人民公社结合在一起，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组织。这种结构把各种权力过份地集中在县、社两级，基层单位没有自主权，更谈不上个人责任制。这种政社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的公社体制，助长了各级党政领导靠行政命令和“长官意志”办事的作风，形成了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生产上的“瞎指挥”、“一刀切”。当时在生产上普遍提倡“播种时间越早越好”、“深耕改土越深越好”、“扦秧规格越密越好”。在一个公社内甚至要求在同一时间播种和扦秧，完全违背了因地制宜的原则。这种体制还为各级领导干部利用行政权力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侵犯农民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提供了方便。
(4) 人民公社是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军事组织和生产组织，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超出了经济组织的范围，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混合体，把只适合于部队建设的组织管理体制硬搬到人民公社中来，把只适应极少数农活需要的大协作，普遍推广于田间所有农活，在没有雄厚经济力量的条件下盲目大办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工资制。这些“左”的做法，造成了“生产大呼隆，吃饭一窝蜂，干活磨洋工”的混乱局面，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使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广西各地无偿抽调人民公社500万的强壮劳动力，支援大办钢铁(占人民公社总劳动力897万的55%，有的地方占到70%左右)，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几乎被抽空，造成农业生产无人管，粮食大量地烂在田里。农业合作社和社员私人饲养的生猪、耕牛，被牵到公社的猪牛场，由于管理不善，造成大批生猪和耕牛瘦弱病亡。公社化仅半年时间，生猪即由800万多头降至400万头。在大办钢铁中，不少地方无偿地砍伐农民的林木做燃料，有的整个山头被砍光，强迫农民砸锅头，拆门窗、献“废铁”，甚至要农民拆房子，挖老墙泥来献肥料，对农民实行无情的剥夺。全自治区估算，公社化的头3年，共无偿调用农民财产总数约5.5亿元。“共产风”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极大地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