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

001 中国贸易

贸易是一种交换，其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农牧业社会大分工的结果。中国古代早有“日中为市”、“祝融作市”的传说，但据文献记载和地下发掘资料的证实，中国贸易似萌芽于夏而产生于商。夏朝时，“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𢡟(贸)迁有无， 万国作义” (《汉书·食货志》), 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其后商部落与其他部落间的商品交换最为引人注目。王亥经商即为明证。商朝时，金属货币出现，城市也有了一定规模，畜力运载工具有所发展，各地商人云集城市中经营商业。概言之，在夏朝贸易萌芽的基础上，商代农牧业与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分工，遂导致商品交换与生产活动的矛盾日益发展，终于发生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商业。汉语称经营贸易的人为“商人”，将贸易活动称为“商业”，一般认为，这与商族人善于经商不无关系。周朝建立后，武王秉承文王的重商思想，认为发展贸易是治国安邦的条件，强调食货，让百姓“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大兴商业，实行恤商政策。由于交换关系是被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所以西周商品交换关系的特点是“工商食官”制，贸易活动由官府垄断，设“质人”管理市场，成交要立书契券约。西周中叶开始了土地买卖。平王东迁后，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大变革，遂使春秋时期打破了“工商食官”的格局，开始出现了自由商人。这些独立的大商人周游列国，从事贸易活动，甚至倚仗其财货势力参与各国政治活动，与诸侯分庭抗礼。战国时商业城市兴起，诸侯国城邑多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垄断居奇的现象也有所发生。当时，“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经商致富已成为一般人向往的目标。秦统一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修筑驰道，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在发展官营商业的同时兼顾私营商业，一时间贸易发展，扩大了国内的商品交换。但为时不长，便因“赋敛无度，百姓困穷”，而导致贸易的波动与萎缩。西汉政权建立后，汉高祖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为贸易发展奠定下物质基础。汉政权“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为鼓励贸易发展，当时国家对冶铁、铸钱、煮盐三大利允许私营，遂使富商大贾获取巨利。私营商业的这种发展，扩大了贫富差别，引起社会的经济波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西汉政权将冶铁、铸钱、煮盐三大利收归官营，并采取均输、平准等措施，抑制私营商业，而使官营商业得到发展。西汉城市市场称“市井”，有固定地点，周围有墙，四面开门，有一定营业时间，商品按类别集中贩卖，称“列肆”或“市列”。市场设“市令”或市长管理、监督交易。在市井营业的商人须向官署登记，交纳市租。东汉前朝，贸易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也得到发展，各民族、各地区间的交换活动均较以前有所加强。但这种局面并未持续下去。东汉后期，富商大贾与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结成四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瓦解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出现了三国的分裂局面。自三国至隋统一中国前，除西晋短期统一外，中国呈现长达400年的分裂状态。贸易处于大波动之中。战乱使两汉原本富饶的经济倾遭荒乱。长安、洛阳及临淄、定陶、邯郸等地的贸易均遭受严重摧残。北民南迁使南方贸易相对繁荣，但 “耕夫日少，杼柚日空” ( 《南史·郭祖深传》)，这种表面的繁荣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是虚假的。三国至南北朝，战乱频仍，军阀割据，商旅往来常遭阻挠和重税勒索。除市租税外，还有关津税及类似后代契税、营业税的估税等。但地主豪强却依势免税，设立“军市”，垄断贸易，充分反映了市场的衰落。这时期币制混乱，北方及边远地区竟至用谷帛进行贸易。西晋统一时期商业虽见恢复，旅店生意兴隆，但毕竟是短暂的。至南北朝期间，贸易或采取互市及聘使方式进行，商品主要为土特产及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581年，杨坚建隋。为发展贸易，他统一货币，更铸五铢钱。583年，取消了盐、酒专卖，“与百姓共之”。585年，统一全国长度标准。大运河的开凿，特别是长江与大运河汇合后，使成都、扬州、镇江等在长安、洛阳之后，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入唐以来，既有承袭古代的贩运性商业，又有固定性经常开设的门市，贸易空前繁荣。其商品构成也开始由奢侈品的贩运转向吃、穿、用、烧、药五类日用品。唐代店铺称“肆”，若干同业店铺总称“行”。肆行的兴盛是社会分工和贸易专业化的产物。都城长安朱雀大街有东西二市，商贾有220行，买卖极为兴隆。洛阳有120行，肆达3000余。此外，尚有若干自制自售的“作坊店铺”，不一而足。工商业的繁盛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除长安、洛阳外，扬州、益州、广州、荆州、润州、幽州、定州、越州、凉州等都相继以贸易闻名。唐实行“坊市分设”制，市的四周有围墙与坊隔开，市外不得从事交易。司市掌市，按日开闭市门。“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有扰乱市场交易者，予以杖罚。有唐一代，草市增多，邸店、柜坊、飞钱出现，货币流通进一步发达。但是，富商、官僚、地主与高利贷者四位一体，大量积聚财富，唐中期后，又多被各方镇节度使所控制。遂使唐后期至五代十国的贸易出现衰落和波动。五代时，随着北民南迁，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商业较北方活跃。但其沉重的赋税限制了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原与南方的统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进步，为贸易往来提供了客观条件，遂出现两汉以来的第二个贸易发展高潮。宋初实行恤商政策，“市坊分设”制度所形成的格局至此时已被突破。两宋城市商人缴纳住税以后，可随意在居民区设店经商。汴京是北宋的商业中心，各地特产纷纷运来此地交易，进口的大食珍珠、香料及日本扇子等也屡见不鲜。南宋临安(今杭州)“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花市、菜市、米市、药市等呈现一派繁华景象。宋代夜市得到朝廷支持，开封城内十字大街灯火通宵达旦，交易络绎不绝。人称“鬼市”。饮服店铺，随处可见；各类小吃，应有尽有。镇市、草市、墟集等均有更大发展。淳化至道年间，四川益州16家富商在地方官府准允下，开始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徽宗崇宁年间改交子为“钱引”。南宋高宗时，在杭州设“会子务”，印发会子，以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为商人寄存货物的方便，这时出现了塌房和堆垛场，珠算、帐簿得到广泛应用，我国最早的商标也出现于此时。经商的行业组织宋代称“团”或“行”，仅开封市一地即有商行160多，行户6400余家。诸行百户，着装各异，所事行业，一望便知。团行的头头多为富商大贾，商行为其所把持，他们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贫下者或致破产”。针对种种状况，神宗时虽有王安石变法，但屡遭豪强势力反对、抵制，推行颇为艰难。同时期，宋与辽、西夏及金也有商品交换关系。1271年忽必烈建元，1279年元灭南宋。终元之世，贸易处在波动之中。元统治者对贸易虽不无重视，但均由其垄断控制，盐、酒、茶、醋乃至农具、竹木等均采取专卖政策。蒙古贵族、色目权势与商贾豪富穷奢极欲，通过贸易换取奢侈品供其享用，造成商业的畸形繁荣与都市的畸形发展。元代奴隶买卖盛行，驱口、驱丁成为主人私产，可被当作商品在市场随意买卖。与此相对，却禁止汉人、南人自由经商，外出必须取得官府文引，使正当的民间贸易受到限制与摧残。值得提及的是，随着棉花种植的普及与棉织技术的提高，棉花与棉织品进入市场。缂丝、刺绣制品和“织金”等都是极受欢迎的商品。朱元璋建明后，采取鼓励农业、手工业及商业发展的措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明中叶以后，江南部分地区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贸易上形成汉、宋之后的第三次高潮。明都南京，人口百万，街巷店铺林立，“衣食柴薪百物皆仰给于贸易”。明成祖朱棣迁都燕京(今北京)后，这里人口也大大增加，百货倍于往时。猪市、羊市、牛市、马市、米市、果木市、瓦缸市及煤市等，均各有定所。南北两京之外，贸易兴盛之地尚有三区、五府、十小镇与四大镇市。三区指江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其中，江南地区最为繁盛。苏、松、杭、嘉、湖五府就在江南地区。而十小镇又在五府之内：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松江的枫泾镇、朱泾镇、朱家角镇，杭州的唐栖镇，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及湖州的双林镇、菱湖镇。它们皆以纺织业和棉纺织业著称。四大镇是：河南朱仙镇、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和广东佛山镇。朱仙镇与汉口镇地处交通要道，是各类商品的集散地；景德镇以瓷器著称；佛山镇则为外贸商品的销售市场。其繁盛皆不亚于大中城市。明初轻徭薄赋，自由商人增多。明中叶以后，地方性商人组成商帮，建有会馆。徽商、苏商经营品种专门化程度很高，堪为商人的中坚。但到明代后期，赋敛加重，中小商人倍受豪强势力欺压，多有破产倒闭，使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遭到阻滞。阶级矛盾大大加剧。而倭寇的骚扰与西方海盗的劫掠，则更使明的贸易陷入破产与衰败的境地。自1644年至1840年的196年间，清代贸易经历了由停滞、恢复到繁盛再到衰退的复杂过程。顺治、康熙至雍正的百年里，贸易处于停滞和恢复阶段。战乱给清初社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商业往来停顿，政府财政困难；加上清初实行限制机户自由织布与拥有织机的数量，不准私人开矿及海禁、迁界等政策，“片板不许下水，细货不许越疆”，大大影响了贸易活动的开展。康熙中期以后，种种禁令相继解除，才逐步出现“人置渔舟，家有商舶，民用充阜，财货流通”的局面。乾隆时期的50多年，经济繁荣，贸易兴盛，商业资本有了新的发展。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佛山、汉口及镇江等都是以贸易发展著称的市镇。北京的“四大庙市”更为前所未有：逢三土地庙，四、五白塔寺，七、八护国寺，九、十隆福寺。这种庙会其实就是定期的集市贸易。贸易的发展，使各地商人设立的会馆、公所增多。清前期北京有工商会馆40个，金陵有商人会馆26个。但好景不长，清代贸易就又转入衰退时期。这既有豪商势力相互勾结压榨中小工商业者，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因素，又有列强入侵，特别是英、美、俄等殖民主义者鸦片走私的影响； 遂使大量白银外流，国计民生遭受严重摧残，从根本上堵塞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中国贸易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一方面，旧式的封建贸易继续保留并有所发展，有的逐步演变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刺激，使有的人成为替外国洋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20世纪初以前，国内贸易的绝大部分仍在集市和中等市场进行。那里被地主、行会、牙行等盘踞，他们与通商口岸的买办商人相勾结，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商业网。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商业也在艰难发展。20世纪初，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商业股份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均于那时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诞生。1912年，全国商务联合会成立。1927年以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逐渐形成。他们或用政府名义设立垄断机关，或以私人名义开办垄断企业，并与地方官僚资本沆瀣一气，利用特权，投机经营，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中国棉业公司、华南米业公司、国货联营公司、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庆记纱号、华华绸缎公司等，均成立于30至40年代，它们无不攫取暴利，中饱私囊。沿海地区的商业畸形繁荣，带有浓厚的买办性与封建性，广大农村和偏僻城镇则仍是封建式经营方式，中国民族贸易遂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天京后，颁布了 《天朝田亩制度》，一度废除天京商业。凡“天下农民谷米，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以分配代替了商品流通。但为时不久，实践便证明这是行不通的，遂改为由国家专卖与私人商业相结合的贸易政策。1855年，天京城外开辟买卖街，为特定商业区域，不许商人进城贸易。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各地设“盐师帅”管理专卖业务。江苏、浙江一带，有公营商业。如吴江曾开设钱庄6处，土行4—5处，洋货店10余处。南浔有官丝行4家等。后期在双林镇还出现过公私合营商业。与此同时，保护、扶植私人商业，凡经商者，均在当地领取凭证，可受到保护。为保证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太平天国加强市场的行政与业务管理，严防奸细及奸商的投机活动，打击高利贷、典当商及封建性商业，取缔鸦片贸易。在税收方面，取消厘卡，采取轻税政策。如米的营业税仅征米价的2%，每石百钱。以此繁荣市场，鼓励贸易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设置贸易部，统一管理国内外贸易。建国初期，在原解放区公营商业基础上，没收官僚资本商业，接收、征用外国在华商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同时，还建立了群众集资入股的合作商业，使国家取得了对国内市场的领导权。在1954—1956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遂形成了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1957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零售额占37.2%，集体商业占41.3%，合营经济占16%，个体经济仅占2.7%。1958年以后，关闭集市贸易，造成流通渠道单一化，妨碍了商品流通的顺利进行。以后虽有所调整，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市场结构再次发生变化，个体经济几乎荡然无存。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从1979年起对流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使多种经济类型、多条流通渠道的流通体制再次形成，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得以确立。自1978年以来，中国贸易获得长足发展。市场商品丰富，供求矛盾趋于缓和，商业网点建设大幅度增加，布局合理，服务质量普遍提高。至80年代末，除粮食、食油尚保持凭证、票供应外，其余商品供应的票、证、券均已取消。进入90年代，市场供应充足，物价日趋合理，在深化改革的洪流中，中国贸易必将展现其新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