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高潮的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辩。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亟待重新认识、正确解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这场论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表现为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在社会上则集中体现于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托派严灵峰、任曙等为代表的“动力”派与以朱镜吾、王学文、潘东周为代表的“新思潮派”的论争。论战的内容相当广泛，而论战的中心和焦点则在于： 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一种意见认为，自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以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 (陈独秀1929年8月5日 《致党中央的信》)，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中国的民族工业不能视为两种不同的经济成分，而应当作“统一的中国经济看待”，中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因此，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但“商人资本却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心”，“中国农民问题是资本问题的一面”，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 (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 以上两种意见虽然彼此有所不同，但在强调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点上又有一致之处。与以上两种意见相对立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新思潮”派，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帝国主义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它“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 (刘梦云 《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帝国主义总是竭力维护“乡村中间的封建性的剥削”，封建剥削关系在中国广大农村占据支配地位，所以，“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 (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发展及其前途》)。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一个一致的结论，但显然以“新思潮”派的看法最最符合中国的实际。此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意见为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革命战略、策略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