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郑伯奇作。初载于1935年8月15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文章评述了创造社创作主张及产生的原因。它指出，创造社的主导倾向是“富于反抗的精神和破坏的情绪”的浪漫主义，又包含了表现派、未来派的成份。其共同的创作态度是表现“内心的要求”，反对粗制滥造，鄙视模仿。在文学和哲学思想上，分别偏向歌德、海涅、济慈、惠特曼、尼采、斯宾诸莎等“浪漫派的诗人和主观的哲学家”。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是和他们身处异乡染上怀乡病，与感受到国内外的双重失望和痛苦有关；同时又和他们适逢理智主义哲学破产、自然主义文学失败的西方社会思潮相联系。创造社的浪漫主义，符合“五四”后青年知识分子坚持反抗斗争的要求，所以一时风靡全国。文章还评述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间创造社同人的小说。指出，郭沫若以“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著称，他的小说可分两类，一是借“古人或异域的事情来发抒自己的情感”的寄托小说，一是随笔式的身边小说。被称为“颓废派”的郁达夫，不过是将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重压下的呻吟中仍寄寓着反抗，寄情于古人的小说和描写个人生活、社会问题的作品兼而有之。张资平的初期作品富于写实主义倾向和人道主义色彩，大都取材于留学生生活，但对人生社会只重“观察”，而“理解”不够，以至后来走上歧路，写了不少恋爱游戏、变态性欲之作。周全平作风近似张资平，倪贻德有点像郁达夫。与郁达夫思想作风相近的还有文学研究会的王以仁。白采、叶灵凤喜欢写性的变态心理，但前者“深刻”、后者“有趣”。创造社初期小说尊重自我、表现自我的倾向，到《洪水》半月刊时，社会性成份明显增多。文章对创造社总体倾向的分析和各个作家、作品的把握，给尔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以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