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义 |
中国室名大辞典︱前言 前言 公元前519年，春秋鲁国人叔孙婼出使到晋国，他下榻的宾馆，尽管只住一天，也一定要亲手修缮墙屋，离开的时候好像刚到的时候一样(《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他这种平易俭朴、随遇而安和爱护寓所的美德，便因成语“一日必葺”而传为佳话，流芳后世。
过了941年，也就是公元422年，时为南朝宋武帝永初三年，田园诗人陶潜所作《读〈山海经〉》有“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的著名诗句，淳朴真切地表达出他安居淡泊的情感和愿望，同时也深深地启迪着后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历史的脚步向当代走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我想有个家》，当代笑星借用同名而演为小品，随后，喜剧电视连续剧《我爱我家》进入银屏，“家”的旋律似乎穿越时空，强烈谐振着一千五百多年前“归园田居”的五柳先生那种安静生活的情调。
房屋乃栖身之所，古人称之为阳宅，并视为每个人出生入死的地方。也许正是人们崇尚生命、热爱生活、无不爱家的缘故，封建士大夫便给所居住的房屋，也取个犹如自己姓名一样的专门名号。想必这就是室名得以产生的文化起因吧！
历代室名数以几万计，而绝大多数为用典，需要考证其典源背景，才能读懂这些室名。本书的编撰，旨在试图揭示具体室名的含义与语源出处，以有助于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室名，进而领略中国历代室名的文化意蕴。室名的起源与发展
室名是对个体、家庭拥有或使用(借用、租赁)并赋予生活、作业、收藏功用的具体房屋的命名。历代室名数量巨大，其立意也异常丰富而多彩。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文大辞典》就将室名列为词目，陈乃乾编有《室名索引》，这为读者查证室主姓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室名产生于何时，为什么会取室名，以及室名的内涵等，更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探究。
一、室名的起源
明代学者多认为室名源于上古器物之铭。如刘基《书〈善最堂卷〉后》云：“且题扁之设，起于何人乎？《盘之铭》《几杖之书》，朝夕警省淬砺，以成其德，非炫外以为观也。”程敏政《留春轩记》亦云：“盖出于铭座之遗。”薛瑄《养志堂记》：“古人盘盂几杖，有铭有戒，皆所以为耳目，修德之助也。”
铭物寓意由来已久，《国语·楚语上》载：“(卫武公)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伫)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育。”所谓盘盂几杖之铭，是指《礼记·大学》所载的“(商)汤之《盘铭》”，《大戴礼记》的《盥盘铭》《带铭》《杖铭》《衣铭》《书杖》《书户》《书履》等古器物之铭。这些古铭因物示儆，室名的立意、为室名作题记以及题榜匾额之习，确实是因袭上古器物铭文之遗义。
但是，室名的产生与室名的立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室名的起源，可从“室名”二字本身的“房屋属性”与“符号属性”这两个方面来探究。
1.准室名的产生。房屋一类建筑物的命名，与房屋的形制、量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它是从帝王宫殿开始的。而宫殿的名称，到春秋时才见于先秦文献中。《左传·昭公八年》：“于是晋侯方筑虒祁之宫”，又《襄公三十一年》：“今铜鞮之宫数里”。虒祁为地名，铜鞮为山名。《三辅黄图》卷一有“萯阳宫，秦(孝)文王所起”和“棫阳宫，秦昭王所作”，“西垂宫，文公元年居垂宫”。实际上这些宫名多因地名而称之，还不属直接为房屋建筑物立意而命名。
宫殿的自觉命名，约始于秦汉之际。《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先作前殿阿房。”唐司马贞索隐：“此以其形名宫也，言其宫四阿旁广也。”《三辅黄图》卷三：“长信宫，汉太后常居之……后宫之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宫殿皆以长信、长秋为名。”秦之“蕲年宫”，蕲通祈，谓祈祷丰年；“兴乐宫”谓“能兴礼乐”，语本《礼记·乐记》，汉更名为“长乐宫”，与“未央宫”相对应，取汉时常用的吉祥之语“长乐未央”之义；又“骀荡宫，春时景物骀荡，满宫中也”，“馺娑宫……马行迅疾，一日之间遍宫中，言宫之大也”，“枍诣宫，枍诣木名，宫中美木茂盛也”，“天梁宫，梁木至于天，言宫之高也”。
上例表明，春秋时的宫殿名称，尚不是自觉的命名，只是在记述史事时，因地名而泛称；而至秦汉，则已注重宫殿命名的寓意了。这是宫殿开始正式命名的重要标志，并成为后来室名得以产生的范型。
晋王嘉《拾遗记·前汉上》载：“(汉武)帝息于延凉室，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帝惊起，而香气犹着衣枕，历月不歇。帝……遂改延凉室为‘遗芳梦室’。”这里的延凉室或遗芳梦室，虽出自晋人野史，但它不同于处理朝政或祭祀的宫殿。作为帝王后妃私生活的处所，似可目为介于宫殿与室名之间，并向室名过渡的早期室名之一。
2.室名的产生。自觉命名房屋居室，乃始于魏晋之际。魏明帝曹睿为外祖母筑“渭阳馆”，虽沿用地名，却非实指其地，而是在用典。“渭阳”本《诗经·秦风》篇名，为秦康公罃为太子时，于渭河北岸送别舅父晋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所作。后因以“渭阳”表示对舅氏的情谊。《世说新语·言语》：“魏明帝为外祖筑馆于甄氏。既成，自行视，谓左右曰：‘馆当以何为名？’侍中缪袭曰：‘……此馆之兴，情钟舅氏，宜以“渭阳”为名。’”《晋书·忠义传·嵇含》：“含字君道……自号亳丘子，门曰‘归厚之门’，室曰‘慎终之室’。”又《刘毅传》：“初，桓玄于州起斋，悉画盘龙于其上，号为‘盘龙斋’。毅小字盘龙，至是，遂居之。”据上述可以推断，自觉命名房屋居室，当产生于后汉魏晋之际。
室名既然包含着房屋属性与符号属性，它便与标志个人的姓名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姓名是一个文化范畴，姓源于母系社会的图腾崇拜，氏产生于男系社会。在奴隶社会，姓与氏为奴隶主所专有，成为区分不同血缘关系的氏族标志。周代贵族中，姓的主要社会作用是“别婚姻”，氏的社会功能是“别贵贱”，而奴隶则是有名无姓。姓氏名字作为一种制度，到周代已趋完备。《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唐孔颖达疏：“始生三月而加名……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故冠而加字。”又《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汉郑玄注：“成人矣，敬其名。”谓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据本名涵义另立字，女子十五岁行笄礼许嫁，故取字乃为成年人的标志。字之外或立号，《周礼·春官·大祝》：“辨六号。”郑玄注：“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在古代，与人交谈自称其名，以示谦虚；称呼对方则避讳而称其字，以示亲近和敬重。字既是表达取名之义，故字又称“表字”；字之外取号以求美称，故号又称“别字”。
个人一生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取名。由于姓名受氏族血统和世系排行的双重限制，属于个人私名的，一般只有一个汉字可供选择。如明代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道”为排行字，“宗、宏、中”三字才属他们各自私名所要选择的命意；宋苏轼与弟辙为单名，轼、辙二字以相同的部首，实际兼替了排行用字。既然取字是根据名的涵义而定，名、字之间就必须有关联。如陶潜的“潜”与水相关，故字渊明。即使名与字涵义相反，如朱熹字晦庵，熹为光明，晦为昏暗，但名字之间仍是相互联系的，这就决定了名字内涵的局限性。为了弥补名字涵义的局限，于是产生了“号”。
名与字一般为对等的存在，而号一人可取数个，且命意范围不受名字的制约。如陶潜以宅边有五株柳树，因以为号，并自作《五柳先生传》。宋欧阳修自号“醉翁”，作有《醉翁亭记》；又以集古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以一老翁于此五物之间，因复自号“六一居士”。由此可见，取号较名字不仅随意性要大，且能真正表达个人的性情与志趣，以求其“美称”。
但号通常为四字居多，且与号的命意词相组构的名词也只有先生、居士、隐者、老夫、村夫、山人、散人、渔隐、耕夫、翁、叟等，这就意味着要想赋予号以更多的思想内涵，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
而室名则不同。不仅构成室名的房屋泛称名词及其指代名词比构成号的有关名词更为广泛甚至可以省略，最主要还是室名的立意范围，几乎随心所欲，任意所之。如清人赵之谦以梦中所见命室曰“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曹应钟以《说文解字》收录9353个字名室曰“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斋”，以之为号则不甚协调。
号于字虽较随意，但仍不失其端重；而室名却可夹带几分诙谐俏皮甚至怪诞，如清人李凤华“今生未定斋”、达受“磨砖作镜室”、晚清谭嗣同“虫虫虫天之微大弘孤精舍”，许翘南“岂为五斗折腰室”，今人于右任“半哭半笑楼”、高燮“苟全性命之室”，沈从文“小小窄而霉斋”，他如“善哉扇斋”后两字则用前两字的谐音，“除了要吃饭其它就跟神仙一样斋”等，如此调侃游戏，有点“不正经”的意味。但这正说明：凡号难以传达的意趣，却可通过室名来表达。因为只有室名这一名号，才能容载更广泛的思想与情趣。这也如同诗词曲之间的关系，是遵循着字溢于号，号溢于室名这一规律的。
正是基于这一内在原因，室名便成为表述个人心志、反映心灵世界的一种形式与载体。室名原本是标志具体房屋的符号，但由于室名更能寄托室主的心灵，从而使其成为居室主人物质与精神的意义融合，并由此成为继字号之后标志个人身份的符号。唐代李泌以“端居斋”为印章，就是以室名为别号而代表个人的一个先例。这说明，室名已经发展成为个人的又一名号。既为名号，即与字号具有同等的标志意义，可代姓名直接用于署名，如《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脂砚斋”。北宋邵雍室名“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而他的诗集即命名为《安乐窝吟》；司马光营建“独乐园”，所著因名《独乐园稿》；南宋慕容彦逢的《摛文堂集》，姚孝锡的《怡云轩诗集》，张维的《鱼乐轩吟稿》，俞德邻的《佩韦斋集》等，悉以室名命集，且成为后代的定例。
从上述可以得出结论：室名的社会来源应是对帝王宫殿命名的沿袭，其文化来源则是对姓名字号的发展。或者说，室名最初是从其应用价值向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扩展而成的，它是中国汉民族姓名文化在士大夫阶层中发展、延伸的一个必然趋势与结果。
二、室名发展概况
室名从其产生，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不仅在数量上发展到数万计，室主的社会阶层以及按籍贯所分布的地区也在不断扩大，室名的立意范围亦愈广泛而丰富。
根据现有涉及室名的工具书作初步调查估量，去其重复交叉的室名，截止到晚清，当在3-4万条以上(不含方志所载)，室主约占室名总数的1/4或1/5。
《室名别号索引》约收20000条室名，其中魏晋南北朝仅为13条，将遗漏未收的计算在内，充其量也只有20条；唐五代虽增加了3倍，但仍在两位数上稍有扩展；而至宋代则一跃发展到850条，相当于前代室名总和的10倍以上。
另据历代室名题记的统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目中涉及的室名仅在10篇以下，《全唐文》则在20篇以下，《四库全书》集部别集中宋元明清(前清)四代毛数有8000余篇，其中宋代将近2100篇，元代略高于宋代，明代3500余篇；仅宋代即高出前代总和的100多倍。另《清文汇》有400余篇，将四库续编也估计在内，历代室名题记当有10000篇，根据清代室名题记锐减的趋势，不会超过此数。室名题记不仅数量可观，所涉文体也由最初只限于铭、记两种发展到辞、赋、箴、颂、赞、诗、传、说、训、解、义、序、问、对、跋、词、上梁文等近二十种。
此外，魏晋时期室名主人只限于国戚及朝廷命官，到南朝仅有齐宗室诸王，而梁朝已有隐者，唐代则有诗僧，宋代则出现了画家、坊刻家及捐粮赈灾的义民，至元代则出现医者、节妇与孝子等士大夫官僚以外的社会下层人物。明清两代女性室名开始涌现，据《历代妇女著作考》的著录，以室名命集的竟有2000多种。可见室名主人所涉社会阶层也在扩展。
笔者另根据《室名别号索引》“8画”(按简体字头)所录2207个(不含以单字命意)室名，按当代省级行政区划进行统计，其结果为：
唐五代之前为零，而宋代已涉及12个省份，元代为10个省份，明代则扩大到18个省份，清代发展到21个省份。其中江苏最多，为数590个，其次浙江537个……而旧时上海(101个)实属江苏。这说明室名的发展主要在江浙两省，尤其是江苏。而事实上江苏只集中在苏州、常州、常熟、无锡、昆山、松江、吴县、宜兴等苏南地区，这自然是由江、浙滨临东海，教化、开发的历史悠久等地源人文优势所决定。
前文初步论证与抽样统计，证实了室名的快速发展是从宋代才开始的。如果说，宋代之前的室名仅体现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兴起与延续，但还没有形成气候，而到宋代则已完全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时尚与潮流。
三、室名发展的主要原因
或以为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纷争的局面，复归统一，人心思定，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成为人心所向。江浙地处东南沿海，山明水秀，气候适中，利于经济发展，这为室名的发展创造了社会物质基础；宋朝南渡，政治中心转移，士大夫奔竞从政，文化中心亦随移江浙。江浙人口密集，文人荟萃，也为室名高度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人文条件。
但是，唐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政治条件实优于宋代。且室名自产生至唐代已有约400年的历史，唐代的室名为何增长缓慢，而灭宋入主中原的元朝，却得到充分发展？
这种现象表明，社会经济政治虽对室名发展速度起决定作用，但直接的动力，则是内在的文化及其事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如下条件：
1.雕版印刷业的推动。唐代中叶以后，雕版印刷业兴起，到宋代得以发展。在东京汴梁、临安、建阳、崇化、麻沙等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雕版印刷机构——书坊。福建建阳地处群山中，林业非常发达，为造纸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这为印刷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印刷业的发展对书院(学校)、藏书楼又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对室名的发展同样起着重要的刺激作用。麻沙、崇化两坊，其中刻书最多的有余志安的“勤有堂”，余仁仲的“万卷堂”，又浙江钱塘陈起有“芸居楼”，明末常熟毛晋的藏书楼“汲古阁”，版本学中有所谓汲古阁本，实又兼为书坊名。这表明书坊总是将读书、藏书、刻书的功能融为一体的，它的命名亦已融入了室名之列。
2.学斋、书斋与藏书楼的兴盛。书院亦始于唐代，本为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地方。宋初私人讲学盛行，书院得以迅速发展。书院内部格局有讲堂、藏书楼及学斋等。学斋为生员宿舍兼自学之所，书斋亦称书房，为生员居家读书自学之处。宋黄庭坚所作《鄂州通城县学资深堂记》是指县城的学校，元唐元所作《郑震父资深堂赞》则指居家的书斋，两者命名立意相同，语本《孟子·离娄下》，谓蓄积深厚就能左右逢源。书斋与学斋同为育人自修之所，本质同构，读书人历来重视书斋的命名题匾，以作座右铭，寓劝学之旨。
藏书楼本为官方与书院所具有，自版刻兴而私人藏书乃盛。史学家吴晗所著《江浙藏书家史略》，共收两浙藏书家399人，藏书楼186个，江苏490人，藏书楼377个。私人藏书楼多用藏书、读书、贮书、万卷、拥书、传经、开有益斋等较明显的立意词命名；亦或用与读书、藏书有关的典故来命名，如百城楼、二酉山房、琳琅秘室、映雪楼等。清代两大著名藏书家，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用《礼记·学记》三王祭川先河后海或源或委之义隐喻，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以两件古物兼隐寓珍藏之意。又昆山徐乾学既以“七峰道人开皇山下人家”名其大堂正寝，复以“传是楼”命名藏书阁。书斋、书楼本因房屋赋予功能的不同而分别命名，随着书斋、书楼的不断增加，这无疑也就发展了室名。
3.铭记斋室的文化时尚。为斋室作题记，来源于汉赋与墓志铭。汉枚乘作《梁王菟园赋》，王褒、扬雄、刘歆作《甘泉宫赋》，李尤作《德阳殿赋》《平乐观赋》，王延寿作《鲁灵光殿赋》等，这对其后铭记一般房屋斋室，必定要产生直接影响和导向作用。此外，南北朝兴起了对安葬死者的阴宅作墓志铭，这种风习却醒示了人们对栖息活者的阳宅作铭记的重视；墓志铭是对消亡的生命在心灵上的挽留与回忆，而铭记斋室则是对运动的生命的珍惜与护卫。这种深层的人本文化心理，是室名题记创作的内在原因与动力。从南朝梁陈、北齐始为个人斋室作铭，作记则肇于唐代。但其作品屈指可数，所涉文体也仅有赋、记几种，并未形成风气。而宋人别集中的室名题记，已接近2100篇，高出前代总和的100多倍。宋代无论是为他人或自作室名题记均已非常普遍，实已成为重要的创作主题。如欧阳修有6篇，王安石4篇，苏轼近30篇，黄庭坚40余篇，邹浩20篇，汪藻11篇，李纲近20篇，陈造24篇，杨万里50篇，魏了翁70余篇，袁甫25篇，方岳18篇，陈著21篇，姚勉40篇。
元代历史虽只有九十年，但室名题记的数量却略高于宋代。宋人室名题记最多的莫过于魏了翁，而元人别集中超过70篇的则大有人在。如戴表元有97篇，赵文71篇，吴澄142篇，刘将孙80篇，程钜夫76篇，陈旅133篇，杨翮101篇，沈梦麟竟创最高记录为217篇。
明代室名题记有3500余篇，平均计之也许更高于元代。较多的如林弼有138篇，朱右209篇，胡翰184篇，郑真140篇，周是修160篇，梁潜138篇，王直184篇。显而易见，宋元明三代的室名题记是呈递增的趋势。
命室题匾，请求达官名流撰记，实已形成为一种文化性的活动。宋欧阳修自作《画舫斋记》：“予至滑(州)之三月，即其署东偏之室，治为燕私之居，而名曰‘画舫斋’……予友蔡君谟善大书，颇怪伟，将乞其大字以题于楹。”此求书家题榜；元刘岳申为游仁翁作《尊陆堂记》：“永丰游仁翁，自名其堂曰‘尊陆’，尊象山学也。求记于庐陵刘子，刘子谢不敏者数年，而勤求不已。”此求记被谢绝仍勤求不已；元郑玉为陈寿卿作《晴旭楼记》：“从兄陈寿卿，与玉同出曾祖先叔祖，以陈氏始异姓焉……尝于所居之南向东山作阁……又尝属玉作记，今十年矣。吾兄已隔幽显，记尚未作，侄礼复以为请。”此属记十年后人继请；明苏伯衡为吴惠卿作《存古堂记》：“故集贤吴公，家有‘存古之堂’，公薨后十有八年，其诸孙惠卿请伯衡追记之。”此祖薨十八年其孙追记；明邢侗为杜日章作《投辖馆记》：“榆塞杜日章氏，三千里走訾黄之足，以‘投辖馆’属记于余。”此不远千里专程求记；明程通自作《寅宾堂记》，又解缙为作《寅宾堂序》、王友行为作《寅宾堂跋》、彭延为作《寅宾堂辞》，此自记复求他人同记。明程敏政为叶志道作《留春轩记》：“中世以来，乡里之自好者新其居，率制佳号，大书以颜之……或以为未足，至请于君子识之歌之，发其义焉，则又近于考室之颂。”于此可见，求记斋室竟如此郑重其事孜孜以求，表明由宋代兴盛起来的命室题额作记之风，已经成为光耀阳宅张扬室主的文化时尚，它犹如一股潮流，强劲地推动后代室名的快速发展。
4.园林别墅的发展。别墅是在本宅之外另建的游息处所，多为有整体布局的建筑群。这种住宅，除帝王之外，也只有达官贵人或退隐山林的仕宦及地主富商才会拥有。如晋代石崇于河阳治金谷园别墅，唐代王维于终南山治辋川别墅，裴度、白居易退居洛阳，亦营建私第，牛僧孺治东第南庄，李德裕治平泉山居，北宋苏舜钦购得孙承佑别墅，临水筑沧浪亭，司马光在洛阳尊贤坊辟独乐园。于此可见士大夫官僚兴建园林别墅之一斑。
司马光自作《独乐园记》：“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引水……绕庭四隅……命之曰‘弄水轩’……岛上植竹，圆周三丈，状若玉玦揽结其杪，如渔人之庐，命之曰‘钓鱼庵’……南北列轩牖以延凉飔，前后多植美竹，为清暑之所，命之曰‘种竹斋’……夹道如步廊……植木药为藩楥，命之曰‘采药圃’……栏北为亭，命之曰‘浇花亭’……筑台构屋其上，以望万安轩辕至于太室，命之曰‘见山台’。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独乐园有堂、轩、庵、斋、圃、亭、台七种建筑物，分别命名题额，悉被《室名别号索引》作为室名收列。南宋张镃既归浙江南湖治园林，枚立堂宇，且各赋小诗，《桂隐记咏》五绝组诗中，以室名作诗即有32题，而实际室名计有80余条。园林别墅包含的室名虽较宽泛，但毕竟是在主宅以外增长室名的重要因素。
5.士大夫成为室名文化的社会主体。士大夫是封建社会中的士族阶层，是文化的占有者，其中一部分跻身仕宦，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室名既来源于帝王宫殿的命名，首先能够依制效仿的便是宗室国戚、公卿重臣的府第。如三国魏明帝为外祖母筑“渭阳馆”，晋郎中嵇含“慎终之室”、都督领刺史桓玄“盘龙斋”，南齐临川王萧映“栖静室”，唐宰相李泌“端居室”、裴度“绿野堂”等即是。表明室名最初是产生于上层社会。
“上行下效”是一种社会法则。《孟子·滕文公上》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矣。”正是士大夫官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所处的特殊地位，凭着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仕途沉浮游宦经历，使命名房屋居室的风习得以蔓延，不断扩大到包括未入仕途的儒者、隐者、医者、书画家、诗僧等在内的整个士大夫阶层。甚至与士大夫交往密切的地主、富商，营建园林山庄亦命室作记，附庸风雅。宋元室名虽也有涉及到朝廷官府嘉奖的义民、节妇、孝子(那也是统治阶级利用其实行思想统治的手段)以及艺人、坊刻家等社会中下层人物，但这只是微乎其微的例外，丝毫改变不了士大夫是室名文化的社会主体的事实。因室名原本就属于士大夫阶层所独有的。正是这种“专利”，成为室名发展的基本原因，由此也能解释历代室名何以比较集中在江浙，尤其集中在江苏苏南地区似乎成为“东南文化”的现象。
6.以室名为别号。室名原本是标志具体房屋的符号，由于室名较字号更能表述个人心志，反映个性，遂成为继字号之后代表个人身份的又一名号。明代甘旸《集古印谱》卷五列有唐宋古印，其中有“端居室”三字白文印，下注：“玉印，鼻钮，唐李泌‘端居室’，斋堂馆阁印始于此。”这是室名兼为个人别号的最早例证，宋人始以室名命名文集，实源于此。先例一开，即成惯性。特别是用于收藏或鉴赏的印章，多以室名为标识，如王诜“宝绘堂”印，米芾“宝晋斋”印即是。元赵孟[[!NB04B]]室名“松雪斋”，且刻有“松雪斋”印，有时又自署“松雪翁”“松雪道人”；明文徵明室名“停云馆”，自署“停云生”，亦有“停云馆”印，他说：“我之书屋多起造于印上。”这种由“印上起造”的室名，已名不副实，与房屋实体并不是对等的存在，纯属署名时以室名为别号而已。这种以室名为别号，或“印上起造”室名，是不受客观限制的，因此成为室名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7.庐墓习俗的需要。古礼遇父母尊长之丧，就墓旁筑小屋居住，以寄孝思，称为庐墓，亦称墓庐。起初只是为服丧期间所搭的暂时居住的棚屋。庐墓既成为古代的丧礼制度，代代遵行，遂成为民风习俗，于大堂正寝之外别筑庐屋以守孝、祭祀与护墓。如宋邓肃为吴方庆作《仪郑堂记》“作堂墓侧，以致岁时之思”即为墓庐。明董瑨“风木亭”，语本《韩诗外传》卷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以“风木”比喻父母亡故、不及奉养的典实。贝琼为作《风木亭记》：“国子生平阳董瑨早孤，既葬父伯高，筑亭于墓左，题之曰‘风木’，取《韩诗外传》记皋鱼之语云。”大凡以思亲、祀先为立意的室名，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是墓庐，以区别于主宅，这一习俗在客观上不断增加着室名的数量。
8.佛寺命名的影响。从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遣使赴西域求佛法，用白马驮经迎回洛阳，次年建寺，因以“白马”命名成为中国第一所佛寺以来，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佛教寺庙的兴建也如雨后春笋。至北宋熙宁、元丰期间，全国佛寺已达9000多所。凡佛寺悉有专名匾额，其命意内容极为丰富。如中国现存著名佛寺：北京的广济、智化、法源、戒台、大觉，天津的独乐，河北的隆兴、福庆、普宁、安远，山西的崇善、善化、崇福、云中，辽宁的奉国，黑龙江的兴隆，上海的龙华、真如，江苏的灵谷、栖霞、金山、大明、寒山；浙江的灵隐、保国、国清、天童、法雨、慧济，安徽的明教、化城，福建的涌泉、开元，江西的东林，山东的灵岩，河南的少林、风穴、相国，湖北的归元、五祖，湖南的开福，广东的光孝，四川的宝光、乌尤、报国、伏虎、万年，贵州的宏福，云南的圆通、菩提，广西的南山，西藏的大昭、哲蚌、色拉、白居，陕西的慈恩、兴教、香积、法门，甘肃的拉卜楞，青海的塔尔、瞿昙，宁夏的承天等，寺名立意不完全围绕佛经佛教，具有各自的语源背景与文化意蕴。佛寺与室名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但佛寺的发展非常迅速，而室名从魏晋到唐五代却极缓慢。且佛寺名原本就属准室名范畴，佛寺的命名不仅对室名具有参照性，在文化上更具有推动作用。室名的立意
室名的立意，与室主所处的人生阶段、居住环境、家世背景、身份经历、生活境况、心志情趣、信仰学识、思想作为、修身养生相联系。
所谓室名，它是由“命意”语词和“房屋”名词组构而成的，两者之间或增文言虚词“之”字，如“龙盘斋”“慎终之室”，这是室名的基本类型。此外，就是采用“洞天”“间”“处”“舟”“世界”等容体、方位、范围名词代替房屋泛称名词，如“云间洞天”“云半间”“不系舟”“无心处”“小诗世界”“半亩天”等；抑或省略房屋泛称名词及其指代名词，如“一枝安”“长江万里”“芝田菊隐”“一尘不染”等，此类室名如离开房屋实体或特定的语境，便不能认为是室名，它必须借助匾额才具有室名的性质，且不可代替姓名字号直接用于题署。
室名的命意语词是室名的主体，而反映不同形制的房屋泛称名词如楼、阁、斋、堂、庵及其指代名词，亦含有各不相同的基本文化意义，扩展命意之外的境界与意蕴，共同构成具体室名的客观内涵。
室名的意蕴取决于室名立意的根据，历代室名一般可分为如下义类。
1.风景环境。据《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载：“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叙述周文王讨灭崇侯，自歧(今陕西岐山县)迁都于丰(今陕西户县西)。及至成王在丰，欲都洛邑，遂使召公(周公)先行相宅。《尚书·洛诰》载周公向成王回禀说：“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周公经过实地考察，分析地形地势、气候、水源河流等地理环境条件，认为都洛邑(今洛阳西)最为吉利。这说明，早在三千年前，华夏先民们建筑栖息之所，即注重生存环境的选择。这种选择环境、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实践积累，即形成后来的堪舆(风水)学说。
元人陈孔晨“不碍云山堂”，语本唐杜甫《茅屋检校收稻二首》之一：“喜无多屋宇，幸不碍云山。”谓不妨碍观赏云物山水。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一八引《越绝书》云：“太湖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在上头。”明王延喆“七十二峰深处”，清迮朗“三万六千顷湖中画船”，皆因太湖而名。清蒋坦、郑佩珩“夕阳红半楼”，语出宋鲁交《江楼晴望》诗：“远水碧千里，夕阳红半楼。”乃以钱江晚景命名。元龚舜咨“山间明月楼”，清王概“山飞泉立草堂”，刘世珩“山青云白楼”，郑霁光“山色夕阳楼”，庄鸿“四围山色处”，悉将美好风景聚焦于室名，揽远景而据为己有。宋陈淳为陈氏某作《仁智堂记》：“宪使陈侯结堂于第之南面，真峰峦翠拔参天。其下甃为凹池，导后山之泉注其中，清泚寒冽，取夫子所谓‘乐山水’之意，而扁之曰‘仁智’。”已有翠峦献前，而意犹未为足，复导山泉注池，以完善山水佳致。
或庭院深深，或居处市廛，隔断视野，亦因地制宜，模拟自然，构建佳境。明代张宁自作《一笑山雪夜归舟记》：“方洲草堂叠石为山，山上有苍玉峰……洗砚泉、映山池……高旷未满寻丈，而欲拟诸大山……山虽小，而气象景色生意毕具，庶几一拳广大之意。”
纵不能拥有自然美景或人工营造景物，艺花植木亦可装点环境。清嵇永仁自作《七竹轩记》：“庭有隙地半亩，种竹六竿，余颜其轩曰‘七竹’，以余故也。竹固得余为友，而增其一也。”他如友兰、友竹、友松、友桂、友菊、友梅、友山、友云、师水、师竹友兰等室名，无不寄托爱赏风物之情。
以风光景物名室，富于诗情画意，最能反映居室主人与自然景物的密切关系：或因之欣赏“西山朝来，致有爽气”；或怡悦岭云、特爱松风；或卧游而澄怀观道；或抚松而盘桓；或坐看云起而禅悟，纵情流露“泉石膏肓烟霞痼疾”的情怀。甚或如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庭草不除，谓“与自家意思一般”。此类室名，不只是单纯反映室主的赏心悦目，留连光景，其中亦或为努力体行儒家“仁山智水”、尊尚自然、等同物我、陶冶性灵、与自然相和谐的崇高境界。历代室名以风光景物立意者居多，其深层原因盖在此。
2.古今名人。包括先人前辈、昔贤时望。或用其姓名字号、或以其思想言论与事迹。周代老子名李耳，字聃，因称老聃。据晋葛洪《神仙传·老子》载：“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明李之椿“指树园”，即本道教之传说。清孔璐华“旧经楼”，语本《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唐孔颖达疏：“孔子未得天命之时，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领缘旧经，以济当时而已。”所谓“旧经”，即指孔子作《春秋》。明庄起元室名“漆园”，因战国楚蒙人庄周尝为漆园吏之故。南宋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在江西贵溪象山教授生徒，学者称象山先生。始创“心学”体系，学术主“尊德性”，与朱熹主“道问学”相对立。元刘岳申为游仁翁作《尊陆堂记》：“永丰游仁翁，自名其堂曰‘尊陆’，尊象山学也。”元周叔载“光风霁月堂”，用宋黄庭坚评价周敦颐“人品洒落如光风霁月”之语。清诸匡鼎“说诗堂”，其名与室名皆本《汉书·匡衡传》：“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清蔡世远著有《二希堂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其门人雷[[!NB031]]附跋：“称其堂所以名‘二希’者，世远尝自作记，言：‘学问未敢望朱文公(名熹)，庶几其真希元乎；事业未敢望诸葛武侯，庶几其范希文乎。’”北宋范仲淹字希文，南宋真德秀字希元，“二希”指此二人。南宋解谷号生春，明解缙为解原璧作《生春翰墨之隙记》：“六世祖号生春，讳谷，传刘静春之学……(先世)盖居当山水之会……府君之友信国文公天祥，大书‘生春翰墨之隙’六字揭其斋。”清徐基著有《十峰集》，诗文词赋皆集宋苏轼《赤壁赋》中字而成，因名室曰“景苏阁”。近代文学家黄人，景仰明末黄陶庵(名淳耀)、黄梨州(名宗羲)、黄石斋(名道周)、黄九烟(名周星)，名其室曰“揖陶梦梨拜石耕烟之室”，亦简称“石陶梨烟室”。
上述室名，可分为三类：一是仰圣希贤，尊崇先哲的思想道德，以寄托其信仰，即扬雄所谓“希颜之人，亦颜之徒”；二是宗仰同姓名流，以其德业引为宗族家世的自豪，以作正面教材，鞭策自励，教诲后辈，振作有为；三是思慕先祖，继往开来，光前裕后，不坠家声。此三者皆以圣贤先哲为旗帜，以先辈名流为学习的楷模，作为引领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进的目标与动力，塑造杰出的自我，成就其一生的功业。其中尤以宗仰同姓名人为最多，甚或虽无缘同姓，但异姓而同名，亦成为仰慕的对象。如清李楷“雾堂”用汉张楷好道术故事；吕潜“守闲堂”用晋陶渊明“因疾守闲”故事；胡虔“柿叶轩”用唐郑虔学书故事。盖以同姓或同名俊彦的典型事迹现身说法，作为庭训家教，显得格外亲切，可望可及，具有说服力。
此外，清吴一璘“斤桂堂”，斤桂犹斧桂，谓斫桂，用神话传说吴刚学仙有过，谪令伐月中桂树的故事。月神名结璘，室名只是从其姓名生发联想而来。虽借虚构同姓人物，运用“名人效应”，其旨盖寓蟾宫折桂科举求名之意。
3.经历境况。元陈洪谟“三至轩”，谓三次到达同一任所。又王礼为刘善作《生存堂记》：“予友刘善自乐，慨念丧乱以来，二亲虽存，荐历兵燹，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殖以为生……今幸时清，屋庐粗可居，田畴初可养，而往而不可还者，亲也……于是字其奉亲之堂曰‘生存’，庶几事死亡如生存，亦志遗憾云。”《明史·沈寿民传》：“崇祯九年行保举法，巡抚张国维以寿民应诏。甫入都，疏劾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福王时，阮大铖用事。衔寿民劾嗣昌疏有‘大铖妄陈条画，鼓扇丰芑’语，必欲杀之。寿民乃变姓名避之金华山。国变乃归，不复出。”寿民经历世事纷争，服丧未满朝廷强令出仕，因名所居曰“世争夺情之家”。宋刘辰翁为曾深作《本空庵记》：“(曾深)喟然曰：五十年场屋，富贵不早来，功名事去矣，萧然四壁，读更万卷无字用，仿佛西方偈，言不多与我意合，遂名所居曰‘本空’。”谓诸法本来性空，非始于今，以佛教语总结科场屡败的一生。清归庄为归有光曾孙，十七岁与同学顾炎武一道加入复社。清兵南下，又参加昆山人民反剃发斗争。失败后改穿僧服亡命，晚年浪迹山野，寄食僧舍。其门联云：“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地，人何寥落鬼何多。”因颜室曰“两口寄安乐之窝”。
以经历、境况名室，记其不可忘怀之事，用以加深印象和记忆，或回味顺境之惬意，或嗟叹逆境之不幸，或感悟生命之渺小，或思忖命运之随遇，或冷观世态之炎凉，或关注家世之兴衰，实具有诉说自我总结人生的意味。
4.名物典籍。宋刘一止《三友斋赋》(并序):“余行年二十有四，不知取友。即家君游息之会，别为一小斋，可方丈许。当兀兀独坐，恨孤陋而寡偶也。有一麈尾命曰‘白友’，一拳石曰‘碧友’，一琴曰‘黑友’，因名其斋云。”元赵仲明以先祖父蓄一异石，素质浮莹，奇势层涌，如片云然，因植于庭，名室曰“云石山房”。明瞿镛收藏有铁琴铜剑两件古物，因名藏书之所为“铁琴铜剑楼”。清乾隆皇帝自作《三希堂记》：“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远帖》，皆稀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清阮元、鲍廷博、冯砚祥皆收藏有《金石录》，并名室曰“金石录十卷人家”。
以名物典籍命室，不仅将主人的宝爱之物张扬于世，以拥有稀珍之物为满足，更有炫俗自高光耀门第的社会作用。
5.职业身份。宋韩熙载为著名画家，尝“延歙匠朱逢于书馆烧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元杜梁“乌稷堂”，为“乌乌稷稷”的略语，语本《素问·宝命全形论》。“乌乌”形容身体穴位受针(灸)后气至之象，“稷稷”形容内气繁茂盛多，此以业医名室。元王文瑞“农乐堂”谓以躬耕为乐事。清陈璘“畯喜堂”，语本《诗经·豳风·七月》：“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寓勤于农事之意。明袁宏道“砚北楼”，清周道遵“心织轩”，谓从事著述。清屈大均“二史草堂”，“二史”指“左史记言，右史记功”(见《申鉴·时事》)，大均著有《广东新语》《成仁录》等书，室名谓既记言又记功之意。许慎《说文解字》共收录9353个字，曹应钟著有《〈说文解字〉说》，因名室曰“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斋”。又胜保“十五入泮宫二十八词林三十为大将之斋”，概括仕途经历；戴熙为道光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室名“三入承明庐”，语出三国魏应璩《百一诗》：“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谓在朝为官。瞿中溶在苏州虎丘设古物肆，以其经营古玩非生活日用必需之物，故匾额曰“长物斋”。
苏轼有两句诗：“自笑平生为口忙”，“有田不归如江水”，为宦仕途，以官为业，虽是封建士大夫标榜修齐治平的一种政治夙求，但更是这个阶层谋生的根本途径，因为他们除从医从教或以字画营生之外，如果没有田产，必无选择，只能走以禄代耕之路。以职业名室，最能直接反映居室主人的实际身份及在社会中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方式、条件与地位。
6.户籍乡贯。籍贯或指祖籍，或指出生地。明归有光“项脊轩”，以祖父归隆道在宋代曾居住在项脊泾(在今江苏太仓县)。徐一夔为曹伯起作《云门山房记》：“云门山房者，曹君伯起本其故乡之山，以名其侨居之书室也。”《史记·封禅书》：“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明张盛治丰县人，与刘邦同籍，因以刘邦故乡里社名室曰“枌榆社”。九灵山为浙江金华境内之镇山，元戴良世居九灵山下，自号九灵山人，名室曰“九灵山房”。清李颙“二曲土室”，土室指窑洞，陕西省周至县，原作盩厔县，新中国成立后以同音字改作周至。盩，水曲；厔，山曲，故盩厔又名“二曲”。
籍贯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形式之一，是生命所植根的先天空间条件。不论其所处环境是繁华胜地还是穷乡僻壤，它都会由此而形成无需选择的依赖情怀，在时间中积淀为深厚的乡土依恋。因此，寻本溯源，叶落归根，遂成为侨居异域他乡者埋藏心灵深处念念不忘永恒不变的历史文化观念。以籍贯名室，正是世守故土的情感寄托与反映。其中亦或犹清杜登春以《辛氏三秦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靠近京城)名室为“尺五楼”，藉以突出其地位名望者，寓自豪自炫之意。
7.时光岁月。需要铭记适逢的年代或时节。元萧济国“宝庆堂”，用宋理宗年号。赵文为作《宝庆堂记》：“以国之纪年名其私室，未之前闻也，吾于萧氏之名堂也有感矣。盖济国之祖晋卿，以医客丞相益国周文忠公门下，后从通直守瑞阳牒为职医……职医居市南，作堂名‘宝庆’，记岁月感上恩也。又五十有二年，而济国徙于市之西，作堂不敢易其旧名，钟仪操土风意也。”元李祁为邹氏作《秋兴楼记》：“岁在重光赤奋若，秋暑乍敛，天气澄肃。石泉邹君领客登所居楼……已而清飙徐来，林木森动……君于是振袂而起，倚阑而立，顾谓客曰：‘快哉！秋之为兴也。吾乃今知所以名吾楼矣……’”明顾余庆“三辰堂”，以祖孙三代分别在甲辰、丙辰、壬辰年登第，以记三世荣显。
室名以时光岁月立意，犹如“拍照录像”，就是将一时经历的事情所引起的认知或感受，变成为凝固的标志而长存。
8.独特例句。室名的语源例证，通常为针对室名的命意词，常常采用成语警句。除此以外亦包含缀于命意词后的房屋泛称名词及其指代名词的独特例句，仿佛例句本身就是室名。如明朱一是“十亩之间”，为《诗经·魏风》篇名。清戴熙“三入承明庐”，语出三国魏应璩《百一诗》。清蒋坦、郑佩珩“夕阳红半楼”，语出宋鲁交《江楼晴望》诗。清高铨“五亩之宅”，语本《孟子·梁惠王上》。清叶金支“安神闺房”，语出《后汉书·仲长统传》。清鲍诗、郑珍“吾亦爱吾庐”，语出晋陶潜《读〈山海经〉诗十三首》之一。清钱泰吉“闲心静居”，语本汉蔡邕《陈太丘碑》。明马元调、清陆时化“纸窗竹屋”，语出宋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恩二僧》诗。清陈任旸“青山云水窟”，语出元李俊民《宿海会寺二首》之二。清王孙雄“钓鱼闲处”，语出《庄子·刻意》。清马濬“春星带草堂”，语出唐杜甫《夜宴左氏庄》诗。清马光裕“柴门老树村”，语出杜甫《忆幼子》诗。清马曰琯“透风透雨两明轩”，语出宋黄庭坚《鄂州南楼书事四首》之二。清吴恩藻“职思其居”，语出《诗经·唐风·蟋蟀》。明吴庠、狄云汉“乾坤一草亭”，语出唐杜甫《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诗之三。清潘光瀛“梧桐庭院”，语本宋李曾伯《哨遍·和陈次贾为寿韵》词。清沈汝瑾“笛在月明楼”，语出南唐李煜《忆江南》词。清明忠、贺国璘、何曰诰、钱向呆“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诗。清文悌、钱林、朱雘、寿誉达、徐以泰“绿杉野屋”，语本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沉着》。清翁春、曾燠、华学焘、符曾、张鉴“赏雨茅屋”，语出《二十四诗品·典雅》。明顾凝远“蟋蟀在堂”，语出《诗经·唐风·蟋蟀》。
另如清汪世泽“不可无竹居”，明王心一、清瞿中溶“归田园居”，清张凯嵩“金碧小琼庐”，清郭宜章“牵萝茅屋”，清宋和“桥西草堂”，明张煜“超然宴处”等室名，所据典源，亦皆包含室名的命意词与房屋名词，只是小作变易而已。
此类室名，或含诗情画意，或具简朴典雅，多为采用一句完整的诗句或文句。虽系猎奇，类似诗文“集句”，将诗文句子的意境与具体房屋相融合，实乃想象丰富，精心构思，创意为之，极富思致。既反映命室者的学养，更丰富了室名的意趣，极好地传达出室主的处境与心境，令人印象深刻，产生联想，使室名借成语警句而传扬。
9.情趣爱好。清汪祚“小醉微吟书屋”，略带醉意轻声吟唱，语本宋陆游《斋中杂题》诗之二，反映士大夫自得其乐的一种心境与生活情趣。清金武祥、李士棻“不廉于书之室”，语本《南史·朱异传》，谓贪爱读书；明汪廷讷“坐隐园”谓下围棋；明张振先“左癖轩”，义同晋杜预“左传癖”，谓酷爱《春秋左传》；元张德修“中圣亭”，陆廷抡、雷士俊“酩酊堂”，谓醉酒，吴宗彦“琴余阁”，谓抚琴之余，借指酒杯，并寓嗜酒豪饮之意；清诸九鼎以工诗、善画、刻印、搜罗碑碣，颜室曰“四癖”。
情趣爱好是个人兴致与情调所表现的较为恒久的目的行为，它或可形成个人特长的内在动力。以之名室，既体现个性特点，与众不同，同时也是彰显自我。
10.养生保健。宋曾三异“归全庵”，谓善终；明陈彦章“天寿堂”，谓自然的寿数；元楼国祯“观生堂”，指观察生命现象，认识养生之道；明王鏊“慎疾斋”，谓小心生病。生命于个体都是一次性的，不可能重复再生。以养生名室，旨在保养身体，慎疾延年，健康是福，珍惜生命，顺应自然，以求尽享天年。
11.奇征异象。宋刘才邵为刘文仲作《仁荣轩记》：“得从兄文仲书……曰：‘兄近营室于居之东南一里许，为子弟讲习之所……其中复有双枫相去丈余，其上合而为一，浑然天成，无有璺罅，因窃自庆……子其为我名而记之。’……兆既以此告矣，谨按晋《祯祥说》‘连理，仁木也’，而为颂者有‘殊本同荣’之语，辄稽合二义，请名以‘仁荣’，谨记。”明彭仁贵“中泉堂”，梁潜为作《中泉记》：“百喜之山当龙泉、泰和之交……有彭仁贵者构堂居之。既成，忽有泉自堂之中迸出……试酌而尝之，味甘而冽，视他泉为最佳……且不偏不颇，适当堂之中……扁之曰‘中泉’。”
古人缺少科学知识，遇见奇异事物或偶然现象，往往极为关注，必欲解释因果相继或附会祯瑞之说，不论顺逆休咎，在心理上总是趋吉避凶、化险为夷。以之名室，旨在期盼吉祥，憧憬美好；纵然不吉，亦藉此观望释疑，自警自慰。
12.思维意识。包含感知、思维、情趣、志向、信仰、学识、思想、道德等不同的精神层面。
“天机流动轩”谓观于物，察乎造化之理；“瓶水斋”谓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虫虫虫天之微大弘孤精舍”谓“物尽天职，适者生存”“一粟乾坤，乾坤一粟”之意。
“不系舟”谓自忘而合于天；“信天巢”谓无为自适，听天由命；“与我周旋室”谓保持个性本色；“众山响斋”谓散怀山水、泉石膏肓；“坐花轩”“觞月馆”谓宴乐觞咏，及时行乐；“归去来堂”“只自怡斋”“钓鱼闲处”谓隐逸自适；“文会堂”“文宴斋”“丽泽堂”谓赋诗论文，切磋道艺。
“长啸轩”谓发泄不平之气；“为山阁”谓善始善终建功立业；“一柱楼”谓怀抱“正乾坤”的自负之心；“图南书屋”“未灰室”谓志向远大，壮心不已；“己千斋”谓百倍于人去努力实践；“百甓斋”“去惰堂”“不暇懒斋”谓奋勉振作。
“夕可室”谓崇尚遵行中庸之道，“木铎楼”谓复兴儒学圣道，“心莲华室”谓心地清净一心向佛。“不窥园”谓潜心治学，“道腴堂”谓领会学术思想的精髓，“开有益斋”谓读书求知。
“不浊堂”谓高洁不染，“一瓢斋”谓安贫乐道，“义方堂”谓循规蹈矩方正做人，“曰义堂”谓遵守道义，“存耕堂”“方寸地”谓行善积德，“闲邪斋”“闲存堂”谓防止、约束邪恶之心。
“云汉昭回之阁”“公勤堂”“六不斋”谓忧民疾苦、勤政自律，“五噫亭”“恤纬斋”谓忧患家国，“五石居”“抢榆小阁”谓大而无用、所飞不高，“拙守斋”“守愚斋”谓守朴保真。
“亩忠堂”“亦玉堂”谓归田而心存魏阙；“怀蓼堂”谓怀念父母抚育之恩；“友恭堂”“友顺堂”谓兄弟亲睦；“凤凰于飞楼”谓夫妇和爱；“从一堂”谓守寡保节；“仁本堂”“及幼堂”谓履仁行义；“友直轩”“石交堂”谓取友以直，诚信待人；“知本堂”“世系堂”谓和睦家族，凝聚宗亲。
孔子总结自己的一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圣人的思想历程，揭示了一般规律，亦不断丰富室名的意蕴。其实在古代，官代表的是社会秩序，士代表的是社会良心与觉悟。故修齐治平是封建士大夫所标榜的处世与自处的最高原则：入世则忠君勤政，出世则修身养性。上述以思维意识名室的室名，或观物悟道，或抱素自放，或述志抒怀，或勤奋自励，或坚定信念，或读书问学，或正心自修，或恪守伦理，或忧患家国，或谦卑养拙，或超脱远害……概括反映封建士大夫所特有的襟怀以及吟风弄月，品茗觞咏，挥麈谈玄，藏珍搜奇，赏鉴玩好，登山临水，清隐垂钓，抚琴弈棋，作书绘画，以文会友，读书著述等生活方式与情调所展现的人格自我的心灵世界。
13.立名无意。名室而无寓义，此为室名中的特例。如：宋项吉甫以“莫能名”名其庵，杨简以“莫能名”名其斋。漫画大师丰子恺欲命名寓所，征求弘一法师的意见。弘一先让他在许多小纸片上各写一字，分别揉成小纸团，撒在佛像前的供桌上，然后分两次随意抓一个纸团，将其展开，皆得“缘”字，遂名“缘缘堂”。不立意在先，仅仅将室名视为不必赋予含义的一个符号，这正与佛教所谓“实相无相”“非心非佛”“即心即佛”不谋而合。
另外，宋彭维孝“彭氏山房”、李常“李氏山房”，清程颂万“十发庵”，径用其姓氏名室。十发为长度名词，极言其短。《说文解字》：“程，品也，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现代台湾文化名人程十发，其姓名亦本此。宋李思义“思义斋”、元杨道玄“道玄斋”，以其名命室。又高如心“恕斋”，其名为“恕”的拆字。近代王瀣号冬饮，著有《冬饮庐诗稿》。冬饮，语出《楚辞·屈原〈远游〉》：“飡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注引凌阳子：“冬饮沆瀣者，北方夜半气也。”王瀣字伯沆，室名从其名字生发引证而来。清何彤云“赓缦堂”，著有《赓缦堂集》。彤云号赓卿，字子缦，室名为其字号合称的省略。室名本就是对姓名字号的延伸与发展，以此名室，也就是直接以居室主人作为标志。这与不立意的用意相一致，均摒除心志，无意无谓，虚寂淡静，不再寄寓其他主观意义。
综上所述，室名不论是从主观立意，还是从客观立意，总是由外在环境与内在心灵两大因素所决定的。室名的功用
室名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它所具有的功用，否则，它就不可能形成为一种历时长久的文化现象。从室名立意的主客观依据归纳，主要有如下功用：
1.标志。譬如同一所房屋，以“伯伦不归”榜额，它就是酒店，而以“烹雪分香”题匾，它便成为茶馆。“大雄宝殿”为佛寺，易名为“三清殿”则为道观。这就是名号的标志功用，亦如同姓名能区分个人一样。
凡室名都是针对室主具体房屋的命名，在特定时空中一般是不会雷同的。个别室名，总是结合房屋的形制、赋予功能及居室主人(含命名者)的主观立意这三个因素确定的。室名冠前的命意词无不反映室主的意旨，而缀后的堂、斋、轩、庐、馆、庵、厦、楼、阁、亭、榭等房屋泛称名词，亦反映出具体房屋的形制，而房屋所派用场，亦或显或隐蕴涵于室名这一符号中。正是这种意旨、形制、用场“三位一体”的作用，从而赋予了每一室名的个性特点，由此决定了任何室名势必成为该室主自我定位的标志。
2.传播。即广告、宣传。室名无论是用作自称，或用于题署，或镌为印章，或题榜匾额，其作用都是为了示人。如董可久“归帆楼”，以即景立意，则将爱赏湖光之情示人；周叔载“光风霁月堂”，以宗仰同姓先贤之意示人；沈寿民“世争夺情之家”，以亲身经历示人；王文瑞“农乐堂”、严稼“师稷轩”、陈璘“畯喜堂”，皆以躬耕示人；瞿中溶“长物斋”，以经营古玩示人；戴熙“三入承明庐”，以在朝为官的身份示人；张振先“左癖轩”、雷士俊“酩酊堂”、诸九鼎“石癖轩”，均以嗜好示人；高翥“信天巢”、刘子宪“长啸轩”、徐鼐“未灰室”、柏子庭“不系舟”、阎循观“去惰堂”、曹辰“不浊堂”，则以其心志示人……室名这一无声的符号，正是以他人目击为媒介进行传播，展现个性，标榜自我。
3.寄托。元赵孟[[!NB04B]]为田润之作《夷斋说》云：“天下之名室者众矣，而君独名之曰‘夷’，所以见君之心也。”“见君之心”即有所寄托。凡室名皆有寓意，即使以普通景物为立意的室名也不会例外。譬如冯友兰的“三松堂”，虽因居住北京大学燕南园宅院内三棵松树而名，纯属纪实，不一定寄寓长寿之意或以栋梁自期，但他很喜爱这三棵日与相伴的松树，时有陶渊明“抚松盘桓”、陶弘景“特爱松风”之情怀，则是在情理中应有的事情。纵如“莫能名庵”“缘缘堂”并不主观立意，但也是心志之外的别一种“意”境的寄托。而那些引经据典或有着特定背景的室名，更是直接表达室主的意旨，这也正是为房屋取名的目的之所在。明韩邦奇《思萱堂记》云：“情有所感，弗能已则有思；思之甚而无所泄，则必有所寄。古今之人，或为之碑，或为之台，或为之观，皆所以寄其情而泄其思也。”
4.铭箴。铭箴本为铭记、劝诫的两种文体，源于上古圣贤器物铭文示儆之遗义。如宋赵振文、李德进“毋自欺斋”、元欧阳文江“三省斋”寓内省修身之旨；清孙曜孙“谨言慎行之居”、丁绍基“仁民爱物斋”寓立身处世之旨；明杨少师“卅有堂”，语本韩愈《示儿》诗：“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清龚景灏“节俭正直斋”，寓创业持家之旨；宋张栻“无倦斋”、李芾“无暴弃斋”、清阎循观“去惰堂”、黄瑞“日运百甓斋”，寓奋勉自励积极进取之旨；清吴蔚光“开卷有得楼”、严大昌“不窥园”、金武祥“不廉于书之室”，寓锐学苦读之旨；清李化楠自作《六不斋说》：“不贪、不虐、不违道干誉、不勤始怠终、吏胥不宽纵、案牍不停留……出而行之，入而思之，稍或愆焉，用自责也”，寓勤政自律之旨。这类室名，犹如西门豹之佩韦，董安于之佩弦，实质上是浓缩为符号的座右铭，不仅能够以之自儆自修而趋善，亦能诲人劝世而化俗，具有广泛的教育意义。
5.纪念。怀念祭祀先人，或仰慕凭吊友好与昔贤。如元薛茂弘以八世祖尝筑“义训堂”以教厥子孙，茂弘继承堂名，以示怀念，不忘祖训；唐仲敏“见梅堂”，以居住帝山植梅于其麓，祖父号“梅癯”，“思先祖之不可得也，因以名之”。明刘逊的继父号“饭苓子”，因名室曰“见苓书舍”；胡学固“祀先堂”，谓祭祀祖先。清杨才瑰“云间皋声堂”，命意犹言“华亭鹤唳”，寓悼惜晋代陆机之意；又王之佐“思陆龛”，因与陆机、陆云同里，寓仰崇二陆之意。凡以纪念为立意的室名，犹如碑碣、纪念馆，目击题榜而起思慕凭吊之情。
综上可知，室名是一种文人文化，封建士大夫是现有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弘扬者，为其如此，室名作为具有寓意的载体，亦全息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形态与内涵。
历代室名中，虽不乏即景随机而立意的例子，但绝大多数则是源于经史、诸子百家的言论与诗文。依据11000余条不同室名，以“证‘子’”的方法，对所引同作者同文献的频率达20次(最高500多次)以上者进行由高到低排列，其结果如下：
杜甫、诗经、庄子、礼记、周易、论语、苏轼、佛教、尚书、后汉书、晋书、汉书、孟子、陶潜、史记、李白、朱熹、白居易、陆游、左传、韩愈、世说新语、荀子、屈原、郑玄、老子、三国志、淮南子、黄庭坚、宋史、杨万里、陆机、谢灵运、欧阳修、宋书、国语、文心雕龙、庾信、扬雄、王维、管子、曹植、陆龟蒙、列子、刘向、王安石、范成大、列子、刘向、王安石、范成大、柳宗元、鲍照、江淹、韦应物、周礼、李商隐、司马相如、王逸、拾遗记、郭璞、王勃、张衡、抱朴子、沈约、王弼、杜预、旧唐书、水经注、韩非子、韩诗外传、嵇康、孟郊、周必大、刘禹锡、杜牧、班固、谢朓、云笈七签、张说、魏了翁、梅尧臣、潘岳、北史、范仲淹、陆云、司空图、陶弘景、宋之问、司马光、左思、尔雅、颜之推、南齐书、萧统、骆宾王、钱起、战国策、王羲之、张九龄、孟浩然、段成式、陶穀、魏书、苏辙、吕氏春秋、山海经、张华、梁书、陈造、方岳、东方朔、皮日休、周敦颐、诸葛亮、何晏、隋书、林逋、邵雍、张栻、孝经、宋玉、贾谊、西京杂记、任昉、叶适、大戴礼记、蔡邕、孔子家语、徐陵、刘长卿、许浑、周密、刘克庄、王十朋。
从上述统计可以说明，本书援引的文献已经包含了经史子集中的核心典籍，其作者亦涵盖了历代文化精英。更要说明的是，凡被引文献，绝大多数为室名命意的典源，而儒、道、释在室名立意中占据主导地位，儒教尤占上风，这与中国主流文化正相一致，同时也验证了室名全息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与形态。另外，全面地认识室名的内涵，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也就能了解国学的基本内容。
由于室名是从姓名字号发展延伸而来的一种名称符号，能够标志个人的某种主观意旨，士大夫便自觉运用这一形式与载体，寄托心灵，表现个性。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并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室名文化，这一过程使士大夫阶层自身成为室名文化的社会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室名文化就是士大夫文化，就是文人文化。室名文化传统，仍在当代延伸，其原因也在此。
历代室名，虽有标榜炫耀、文饰自高、附庸风雅甚或欺世盗名的一面，但其主流旨趣，乃以正心养性立身行事原则为指归。在一定程度上室名就是心灵的窗口。明清之际诗文家张岱，初号“陶庵”，晚号“蝶庵”，一字之差，反映出他从仰慕陶渊明隐逸与恬淡的平静，升华到庄周超脱与无为的快乐。由此可见，名号能够印证个人的心迹。晚清梁鼎芬共有82个室名，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亦有数十个室名，如按命名的时间先后排序，不仅记录了其一生中的主要经历，同时又反映出其心志变化发展的历程。个人具有的不同室名，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他个人的心灵史与自传。为其如此，故从室名即可多维透视历代文人的经历、生活状况、思想心态、性情爱好，因为室名亦如其人，它所反映的就是文人的个性形象与浓缩了的符号化的精神世界。 |
☚ 中国室名大辞典︱凡例 中国室名大辞典︱后记 ☛ 00006686 |